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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汪辉和雷诺一早就来到卢薇薇的公寓。之前他们已经来过好几回，知道这个钟头管理员已经换完班。
老远就看到公寓楼一楼大厅的门敞开了，那个有些年纪的管理员低头瞪着什么，一手还拿着把扫帚耀武扬威地扑打。等走得近些，才听到一声一声尖锐而又凄厉的吱吱惨叫。
汪辉和雷诺加快脚步。
吱吱声叫得更加凄厉，像一根一根的银针直扎耳膜。雷诺不禁皱起眉头，捂住耳朵，一会儿发现自己未免孩子气，又松开了。汪辉皱着脸啧了一声，倒也还好。
管理员也没发现有来客，继续忙自己的。原来是让他逮着了一只老鼠。那老鼠也真够肥的，也真够黑的，一条后腿被捕鼠器夹住了，急得摇头摆尾，左突右刺，就是挣扎不出来，拖得捕鼠器也跟着啪嗒啪嗒响个不停。管理员跟这臭东西着实有仇，举着扫帚一次又一次地猛拍。他用的不是现在常用的塑料扫帚，还是以前乡间用细竹条、麦草等夹杂在一起扎成的土扫帚。这种土扫帚有骨梗，比塑料扫帚硬多了，一下子抽下去，怪痛的。以前的小孩儿，很多都吃过它的苦头。
那只倒霉老鼠身上也被抽出不少细细的血口子，灰黑的毛粘成一团，难怪尖叫个没完，明知道一条腿夹着，还不管不顾地死命挣扎。
管理员一边猛抽，一边很解恨地笑着骂：“死东西！叫啊，再叫啊！”
眼见着老鼠挣扎得越来越厉害，叫得也越来越尖锐，雷诺皱着眉头，终是忍不住出声阻止：“要不就干脆把它弄死，丢掉吧。”
管理员这才发觉身后站着两个警察，也吃了一惊，连忙堆出一个笑脸，解释道：“这两天，楼里闹老鼠，好不容易抓到这一只。”
汪辉笑嘻嘻地一扬下巴：“嚯！这么大一只，肯定连老婆孩子都有了，你这里少说得有一窝。”
管理员大为赞同：“可不是！”又转过头去，接着对雷诺说，“这老鼠也有脑子，贼精贼精的。我把它扣在这里，狠狠抽一顿，抽得直叫唤。其他老鼠也能听见，就知道怕了。”
汪辉笑着点头：“嗯，是有这一说。我小时候，跟我们那儿一位大爷捉老鼠。他更绝，把老鼠用开水一烫，半死不活地丢在老鼠洞口，要不就在老鼠必经的道上。我亲眼见到别的老鼠过来，吓得直抖。”
雷诺皱着眉头，老实说他还是头一次听说有这种事，但碍于汪辉的面子，便没出声。
却是汪辉看他那模样，过来笑着一拍他的肩膀：“你呀！不就是只老鼠吗？以前除四害，它就榜上有名了。”振振有词地道，“有道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自古就是人民之敌啊！”
雷诺想想也是，便放弃地一笑。
管理员笑着问：“两位警官，好长时间没见了。这次来，是又要调查什么吧？”他也不想因为一只老鼠，就在警察面前大扣印象分。再年轻的警察也是警察嘛，少惹为妙。
汪辉：“想再跟你聊聊卢薇薇的事。”
管理员一下子就皱起了脸：“哎哟……我跟卢小姐也不是很熟，能说的都说了啊！”
汪辉也笑。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他算是领教了卢薇薇：刺猬投的胎。
“我们现在的调查指出，卢薇薇在11月19日晚有可能回来过。”他说，“你确定那晚她一直没有出现？”
管理员微微一怔，有些奇怪也有些不耐烦：“这个问题不是都问过好几遍了吗？”
汪辉也知道，但嘴上还是硬着：“问你，你就再说一遍。”
管理员颇有几分敢怒不敢言的意思，抿抿嘴，只好再说一遍：“18日早上她就走了，然后就一直没回来。我肯定没记错。本来18日晚上是我值班，19日晚上是我同事，但恰巧19日晚上我同事有事情，所以跟我调班，我就连着值了两晚。我既没偷懒也没睡着，守门守到12点锁门，第二天早上6点开门，直到20日晚上我同事才来跟我换班。所以我可以肯定，直到那天你们来找我，卢小姐都没回来过。没回来就是没回来，你们再问也问不出个事来。”
听管理员连珠放炮、滴水不漏地讲完这一遍，汪辉也没话了。他怪没意思地咧咧嘴，不免一半认真、一半发泄地抱怨一句：“你说你们这个公寓叫怎么回事？这么贵的地方，怎么连个监控也不装？不然大家都省事了。”
管理员嘿嘿一笑，也很无奈：“原来是有的啊！”
汪辉一抬头，很不理解：“那怎么又没了？”
这时正好有个住户走过，管理员连忙赔上笑脸，跟人家点点头。直到那人进了电梯，开始往楼上去了，才又拉下脸来叹一口气。
“这么多住户，众口难调呗。”他苦笑，“有人赞成，有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有人反对一下也就算了，有人死命地反对。”
汪辉切的一声：“这有什么好反对的？不是为了安全吗？”
管理员：“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啊。”下巴冲着楼上一扬，“这楼上下都是些不差钱的，人家讲究隐私。喏，”朝着电梯的方向一扬下巴，“闹得最凶的，就是刚才走过去的那位，再就是卢小姐了。”
汪辉的头又开始疼了。这个卢薇薇是真能折腾，不过如果换别人站在她的角度上，也会很排斥吧。就像李天成说的，她确实吃过很多苦，对周围的人和事总是抱着一种过分戒备的心理，其实也并不是她的初衷。
唉！
管理员：“正好，用不多久，监控也坏了，就干脆拆掉了。”
汪辉：“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监控用了有多久？”
管理员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刚来那会儿，两年前吧。用了顶多个把月。”
汪辉：“当时的录像还在吗？”
管理员一笑：“早没了！”
虽然问的时候也没抱什么希望，一被管理员彻底否决，汪辉还是忍不住啧了一声。
在管理员的带领下，汪辉和雷诺又将卢薇薇家附近的住户拜访一遍。今天是周六，大家都在家。同一层的住房，包括楼上楼下的，也都不是第一次配合他们的调查。几乎所有人都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不耐烦。从第一次到现在，见了大约也就四五回，但已经可以很鲜明地感觉得到他们的情绪变化，对于卢薇薇死的震惊和伤感越来越少，而与之相对应的，冷淡和不耐烦却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很明白地反问他们：问过的事情为什么还要一问再问，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不破案子，只会打扰别人的正常生活。
汪辉和雷诺（主要是雷诺）只好跟他们说明他们也很抱歉，但这都是为了查案，因为有时人的记忆就是如此，刚开始回忆不起来的东西，过段时间反而会想起来。
这种情绪的变化其实也很常见。
当年号称为美国世纪大审判的辛普森杀妻案可以算是一个典型。当检方第一次出示凶案现场以及被害人辛普森妻子血淋淋的照片时，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法庭里随处可以听见抽泣。但随着检方展示的次数增多，人们渐渐趋向于平静，直到冷漠。
所以，有经验的律师都不会过多地展示被害人的不幸，只在最需要的时刻拿出来。
和这些人再一次谈完，即使是汪辉这样粗糙的汉子都觉得心里有些累了。最后一家，他们刚走出门口，就听见门在背后关上了。虽然对方也没有很使力气，但还是令汪辉不自觉地脚步一停，回头看一眼那扇刚刚紧闭上的门。
“唉！”他长长地叹一口气，“这人才死了多久啊！”
管理员笑笑。
雷诺没出声，也没有笑。他实在笑不出来。
若说这是一种残忍，也未免太耸人听闻，倒不如说这是一种极强的适应能力比较好。对于旁观者来说，他们所能表达的同情和关切也就那么多，更重要的是——就像那反问他们的某人所说的一样，他们也还有正常的生活。
只是……可不可以不要表现得这样明显呢？
管理员主动说：“要不要再去卢小姐家看一下？”
汪辉一口应下：“好。”
管理员便又领着他们来到卢薇薇家门口，一边掏钥匙开门，一边说：“前段时间她家有亲戚来过了。”
汪辉微微愕然：“亲戚？她父母都没来？”
管理员嘿嘿一笑。
汪辉回头看一眼雷诺，双双默然。
卢薇薇出事后，他们也曾经跟她父母联系过，她父母也没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这也难怪，卢薇薇自从那年出来上学，随即和李天成的公司签约，这么多年来，一次也没有回去过。
她父母也已经离婚快一年了。父亲在外面早几年就有了别人，还生了小孩儿，终于跟她母亲离婚的时候，小孩儿都上幼儿园了。这些都是她母亲说的，而且后来很快就从她父亲那里得到证实。
并不是他们主动去问的，这算是人家家里的事，跟他们的案子又没联系。那通电话还是汪辉打过去的，还没来得及说到卢薇薇的死，她父亲就直接说清楚了自己现在的情况。
“你们有事就去找她妈妈吧。”他一板一眼地说，好像在跟下属交代工作一样。卢薇薇父亲是当地某部门的一把手，他若不是因为这么有能耐，当年卢薇薇也不能在高考在即的时候，还能转到新的学校。
汪辉才刚张开嘴，还没来得及出声便又听见那道冷淡的声音硬邦邦地继续说下去。
“我跟她早就没关系了。当年她出去上学，我们就说得清清楚楚，大专三年的学费我还是会给，但是也就这么多了。当然，我以后也不用她来赡养。我就当没她这个女儿，她也没我这个父亲。我现在也有了新的家庭。尤其我儿子明年就要上小学，快要懂事了，他没有必要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姐姐。她是死是活，都跟我无关。”
说完，就咔嗒一声挂掉电话。
汪辉愣了一会儿，脸色就变得有些难看。他一咬牙，又用力地重拨回去。一次、两次都一直响到无人接听的自动提示音出现，还是没有人接。直到第三次，响了又有七八声，电话才被接起来。
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说：“不好意思啊，请稍等一下。”
然后一番细微的推搪杂声，又是几声男人女人的模糊低语，那又冷又硬的声音终于回来了：“喂……”
这次汪辉没给他机会，劈头就道：“卢薇薇死了。”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汪辉忽然有一种解气的感觉，索性一口气说完：“死后还被人卸了一条胳膊。胳膊被扔在大街上，尸体其余部分被塞在一只箱子里，还是我们在垃圾处理场找到的。”
电话那头还是沉默着，然而可以听到呼吸变重了，也颤抖了。
听着那一声一声的呼吸，汪辉的劲头儿也飞快地过去。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又低了回去。
“我已经跟她妈妈联系过了，没什么用。既然你还替她交学费，那是不是知道得多一些？”
对方长久地沉默着，再开口，声音干涩而喑哑：“我没替她交学费。”
汪辉心里凉了一下，忽然，刚刚才过去的劲头儿好像又回来了。他用力地抿了一下嘴，几乎是质问的态度：“你不是说她大专三年的学费还是会给的吗？”
对方又顿一下，有点儿尴尬地解释：“我给了，可是她没要。”
汪辉一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