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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拉着我慌慌张张走出屋门，又走向院门，突然停下了：“哎哟，门还没锁。”
就在妈妈锁门的时候，红嘴鸭从屋檐上飞起来，嘎嘎叫
着，飞向了隔壁的救助站，像是报信去了：锁门啦，锁门啦，他们开始锁门啦。它这么一叫，我就想起一个比锁门更重要的问题：救护站的动物怎么办?
巴亚尔说：“不是有格列吗?”
格列是救助站的站长，救助站刚一成立他就来了。
记得爸爸领他来的那天，也是大鸬鹚老黑到来的日子。大鸬鹚老黑被猎枪打烂了脖子，快不行了。
爸爸说：“除了它，这里还有一只被狼咬断了腿的小藏羚羊、一只翅膀受了伤的黑颈鹤、一只还是孩子的红嘴鸭。以后需要救护的动物会越来越多，你也会越来越忙。”
格列说：“不怕忙，就怕不忙，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忙。”
爸爸说：“太好了，就让我们把这些动物当成自己的孩子和朋友吧。”
从此格列就开始负责救助站的事儿：喂养动物啦，打扫卫生啦，购买动物吃的鱼、肉、粮食和蔬菜啦，去河边割青草啦，雇人修建人和动物住的房屋啦，围绕救助站扎起高高的篱笆墙啦，把水河的水引过来修建大池塘啦，在大池塘里养鱼养虾啦。救助站的动物越来越多了，他也就越来越忙了。我看到他时，他总是在干活，连跟我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他不跟我说，我就跟动物们说，我跟所有动物说着所有的话。动物们以为我也是动物，就再也不怕我了。
我知道格列每天什么时候给什么动物喂什么食，每到喂食的时候我都会出现在他身边，抢着他手里装食物的铁盒说：“我来喂，我来喂。”
这样重复了几次后，格列就说：“你这么喜欢喂动物，那以后就由你来喂吧。”
我高兴地跳起来，唱歌一样对着动物喊道：“谁吃肉?谁吃鱼?谁吃草?谁吃米?你们快快告诉我。”
格列严肃地说：“食物我会给你准备好，但你绝对不能漏掉，有的一天喂一次，有的一天喂两次，有的一天要喂好几次。”我使劲点着头，记下了所有动物喂食的时间和次数，从此就成了救助站专门喂食的人。我一边喂食一边跟动物们说话，动物们一边吃食一边跟我聊天，它们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也知道它们在说
但是现在我要走了，谁来给它们喂食?谁来跟它们说话?格列吗?他喂食可以，说话就不行了，他是个不多开口的人，大人说他沉默寡言。他一沉默寡言，动物们也就沉默寡言了。
还有一件事儿格列也不会，就是给动物看病。
我也不会，那是妈妈才可以干的事儿。妈妈是畜牧兽医大学下属的动物医院的医生，会用听诊器听动物们的心跳和呼吸，会给它们打针、喂药、包扎伤口，会给它们做顶难的手术，还会在她说的“适当的时候”帮助它们走啊跑啊跳啊飞啊，她说这叫康复训练。现在妈妈要走了，难道动物们就不看病了，也不康复了?
妈妈急中生智，拿出手机说：“我给同事打个电话，让他派畜牧兽医大学的几个学生每天过来照看一下。”
妈妈打了电话，我们便走出了我家的院子。前面是小路，小路的尽头停着巴亚尔开的画着蓝色翅膀标志的吉普车。但妈妈和我都没有立刻走向吉普车，而是快步走向了旁边的救助站。
不管我们心里如何着急得像着了火，都觉得有必要给格列打声招呼：我们好几天都不在，就你一个人了，你会比之前最忙的时候还要忙。
更有必要给动物们说声再见：我走了，妈妈也走了，我们会想你们的。尤其是妈妈，一定放心不下那些正在接受治疗的动物。
妈妈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虽然好几次说再也不管爸爸的事儿了，却又比过去更加忙着操心救助站的动物们。
站在救助站大门的门楣上迎接我们的红嘴鸭噗地飞起来，急急忙忙通报去了：来啦，来啦，他们来啦。格列立刻跑过来，打开救助站的大门，让我们进去。
妈妈望着不远处的野驴对格列说：“千万千万不能让它跑出救助站去。它还是个瘤子，跑不了多远，万一撞上汽车不的了。”
格列“噢呀噢呀”的答应着，“噢呀”就是“好的”。
野驴是半年前来到救助站的，屁股烂了，一条腿断了。
巴亚尔说它是从悬崖上跌下来摔坏的，肯定是遇到了雪豹或者狼群的追逐。
妈妈给它做了接骨手术，又给它打了石膏，怕麻药
过后它会疼得胡乱踢踏，造成第二次断折，还把它绑了起来。
那些日子我天天守着达娃，给它喂草、喂水、喂药，还给它刷毛。
守了两天，它就知道我和妈妈不会害它。守了半个月，它就明
白我们是在给它治伤，不再怕人了，也不用继续绑着，还能对我的
声音做出反应，只要我喊一声“达娃”，它就会晃一下头。达娃是
格列给它起的名字，意思是“月亮”。
守到达娃能够站起来，在院子里走东走西时，它就开始亲近我了：用鼻子吹吹我的头发，用嘴唇蹭蹭我的衣服。看到红嘴鸭
落在我的肩膀上啄我的耳朵玩，它会嫉妒地叫一声：走开。有时它还会冲我乐子。
妈妈和格列见了都说：“小心，它一惊一乍的，会踢伤你的。”
跟我玩呢!
我笑笑说：“没事儿的。”
只有我知道，它不是想踢人，我在电话里给爸爸说起过野驴。
爸爸说：“它都可以向你撒欢了?你要是也冲它一惊一乍地蹦跳两下，它会很高兴的。”
我放下电话，跑到达娃跟前蹦跳起来。它果然高兴得一连跳了三个半聂子，最后一个跃子刚要旭起来，就被跑过来的白唇鹿打断了。
在救助站，白唇鹿跟野驴的关系最好，经常一起吃草，一起喝水，还会一起聊天，就像爸爸说的，很多动物更喜欢用肢体语言表达意思。它们都来自唐古拉草原，就像同一个地方的人说着同一种方言一样，肯定都能听懂对方在说什么。
但我觉得它们之所以关系好，是因为白唇鹿受的伤跟野驴一样，都在屁股和腿上。不过它受的是枪伤，不是摔伤，一个顶顶坏的盗猎者藏在它喝水的地方朝它开了一枪。
巴亚尔说，射出去的是霰弹，是一种杀伤面积很大的罪恶的子弹。
它来的时候肚子鼓鼓的，一对惊恐的眼睛湿漉漉地望着我们。我知道它哭了，它在向我们乞求着什么。
我们是人类，我们生来就是为了照顾它们，而不是为了打死它们或者吃掉它们。这是爸爸说过的话。
妈妈见了白唇鹿就惊叫一声：“是头母鹿啊，还怀了孕?”
巴亚尔和格列都问：“有没有办法让它生下来?”
妈妈反问道：“你们的意思是让母鹿和小鹿都活着?”
我看巴亚尔和格列都在点头，就大喊一声：“对啊，都活着，就像我跟妈妈一样，都活着。”
妈妈打了我一下说：“你倒会打比方。”
红嘴鸭不知从什么地方飞过来，从我和妈妈之间穿过，大惊小怪地叫了一声：不许打如意。
妈妈说：“我只能试试，但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想了一会儿才明白：百分之九十九的绝望里，包括了只能就活一个和一个也救不活。
我说：“要是爸爸在就好了。
“他在有什么用?他又不会做手术。”妈妈说罢，把胸前的听诊器戴到耳朵上，给趴在地上的白唇鹿做了一番检查，又说，“它很虚弱，已经没有力气生育了，只能做剖宫产，而且要快，避免胎死腹中，我得去准备一下。
我问：“什么叫剖宫产?”
妈妈不回答，匆匆忙忙走了。
这时候我看到，巴亚尔和格列的眼神里，有那么多那么多星星一样闪烁的亮光。那是一种期待，一种对妈妈的信任。
第二天，妈妈请来了她在医院的两个同事，跟她一起在救助站那间经常做手术的屋子里，给白唇鹿做了剖宫产。妈妈不让我进去，也不让巴亚尔和格列进去。我们在外面等着，一上午过去了，都快要急死了。我听不见红嘴鸭要我喂它的恳求声，烦躁地赶走了想让我带它去饮水的黄马光，还把在我跟前走来走去的桑觉训斥了一顿：“你能不能安安静静卧一会儿?”
手术室的门终于响了，妈妈抱着一只湿漉漉的小白唇鹿。我扑过去，看着它忽闪忽闪翻着眼睛，摸了一下。
“小心，别摔到地上。”
巴亚尔和格列都急着问：“白唇鹿呢?”
“也好着。”妈妈说，“真是个奇迹。”
格列嘿嘿笑了。
巴亚尔却哭起来：“我以为已经死了。”
红嘴鸭飞进手术室看了看，又飞出来，欢快地在我们头顶盘旋了几圈，不停地叫着：都活啦，都活啦。
妈妈说：“你们给小白唇鹿起个名字吧。”
格列说：“扎西德勒。”
巴亚尔擦着眼泪说：“两个字的好记，叫扎西还是叫德勒?”我顺嘴喊了一声：“扎西。”
这会儿，妈妈指着跟野驴在一起的白唇鹿说：“还有它，枪伤的后遗症挺严重的，绝对不能让它出去，万一走失，就很难找回来。”
格列说：“噢呀，你们放心去吧，我会好好看着。”
妈妈又走向咖啡色的小藏马熊咖和啡啡。它们正抱在一起玩打架，看到我们后，一只趴着不动了；一只朝一边跑去，我赶紧包抄过去拦住了它。
妈妈蹲下去，看了看它们的眼睛和耳朵，又看了看地上的粪便说：“药还有吧?不能停了，至少还得吃三天。”
咖咖和啡啡从上个星期开始拉肚子，妈妈说是水土不服，又解释道，城市的气候对它们来说太热了，氧气也太多了点，细菌滋生得快，它们受不了。
太可怜了，它们已经没有妈妈了。
一个月前，爸爸在黄河源区的扎西德勒滩看到了它们，在它们身边守了两天，也没见熊妈妈出现。他又开着车，在藏马熊习惯活动的五十公里的范围内找了一圈，还是没看到熊妈妈，就让巴亚尔把它们送到了救助站。
巴亚尔说：“母熊从来不会遗弃自己的孩子，肯定出事儿了。在扎西德勒滩，成年藏马熊几乎没有天敌，十有八九来了盗猎者，你爸爸正在带着人满草原搜查呢。”
两只小藏马熊很害怕人，从来不主动接近我们。我想跟它们玩，它们总是躲躲闪闪的，躲不过去时就吱吱哇哇地叫，好像我是个随时都会伤害它们的可怕的魔鬼。
爸爸在电话里说：“一定是它们看到了盗猎者猎杀母熊的情形，不然不会这样，它们很长时间之内都会对人保持警惕。也好，让它们知道人里头有坏人，免得像母熊一样，遇到坏人还不知道躲避。”
夜里，我梦见了熊妈妈遇难的悲惨场景：藏马熊一家藏身的地方被盗猎者发现了，熊妈妈看到盗猎者一副凶巴巴的样子，知道危险来临，就跑了出去，想引诱盗猎者远远地离开两只小藏马熊。它跑啊跑啊，跑过了山岗，跑过了河流；盗猎者追啊追啊，追过了山岗，追过了河流。两只小藏马熊知道妈妈危险了，就跟在盗猎者后面一边跑一边喊：救救妈妈，救救妈妈。
突然，枪响了。
两只小藏马熊被吓得停了下来。又是一声枪响。它们躲在土堆后面看到了熊妈妈倒下去的身影。倒下去的熊妈妈吼了一声，那是盗猎者听不懂的熊的语言：孩子们，别过来。
藏马熊妈妈就这样死了。
两只小藏马熊哭着，我也哭着。我喊叫着“咖咖”“啡啡”，从梦中哭醒了。
妈妈挨个儿看着需要治疗伤病的动物，唠唠叨叨地叮嘱着，格列不停地“噢呀”着。完了妈妈说：“走吧。”
然后快快地穿过了救助站的大院子。
可我的告别还没完呢。
我向池塘边的斑头雁大叔招手，向卧在动物房舍前低头沉思的桑觉招手，向黄马光光、赤麻鸭、黑颈鹤招手，向藏羚羊、馋嘴狐狸、大灰狼招手。
飞雕小黑依然落在我家的屋顶上，好像不愿意飞过来经历这样的告别，我看不见它，就没有向它招手。
救助站现在一共十四个动物，我一一向它们告别：再见了，再见了。
妈妈说告别是为了再次见面，所以要说“再见”。
可是我跟这十四个天天在一起的动物朋友，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好像谁也说不准。那个在它们受到伤害时发现了它们，又亲自或者派巴雅尔送它们来这里的人，失踪了，也就是藏起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万一需要寻找很长很长时间，我跟它们就会很长很长时间不再见面，这可怎么办?我会想死它们的。
站在黄马光光屁股上的红嘴鸭嘎嘎叫着飞过来，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抚摸着它的翅膀说：“你要是能跟我一起去就好了。
阳阳用黑亮黑亮的眼睛望着我，像是说：别的动物呢?你也想让它们跟你去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抱起它，捋了捋它整整齐齐的尾巴，把它丢向空中。它飞了一圈，落到树上，不停地冲我嘎嘎叫，像是伤心地哭了。
妈妈在救助站的大门口催我快走。我转向格列，不舍地招招手，说着“再见”。
格列送我们走出救助站，说了好几声“扎西德勒”。格列是藏族人，喜欢说“扎西德勒”，意思就是吉祥如意，这是最美好的祝福。
突然，妈妈又走了回来，一边拽起我的手，一边对格列小声叮嘱道：“要是笑脸叔叔来救助站，你别搭理他，就说有关动物的任何事儿都得医生同意，让他等着我们回来。要是给你打电话，你别接，见面问起来就说手机坏了。
我说：“爸爸说撒谎不是好孩子。”
妈妈说：“那要看对谁，为了什么。对笑脸叔叔这样的人，你能说实话吗?”
我和格列都摇摇头：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