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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倚山而立，一条窄而干净的水泥公路从青山里蜿蜒出去，从高处看去犹如一条群山中的白蟒。
以前，还没有这条公路时，通往县城的唯一6上通道是一条饱经沧桑的青石板路。雨天路滑，小孩子走上面整个一摔跤比赛，走下来，衣服裤子要裹一层泥水。
大人一开始自己的小孩狗日的不好好走路，最后一看所有小孩全他妈的摔成了泥人，便开始骂这条路是狗日的。
抗日战争时期，人们担心日本鬼子沿着这条路进入村庄，日本人没有来，倒是袍哥经常从这条路进村抢粮。
报警员待在阿姆山的山顶上，看到山丫口的袍哥队伍便使出吃奶的劲儿敲锣，山下的人立即抬着粮食躲进地窖避难。
袍哥听到锣声，知道粮食被藏到了地窖里，直接冲进地窖里抬走了粮食和漂亮的村姑。听老人们说，那会儿年轻女人都留短头女扮男装，袍哥一进来就往脸上抹大粪。
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小时候我们拿着木头做的机枪，用流氓腔调学这句话，霸气侧漏，不可一世。
除了袍哥，还有一群跟袍哥的性质差不多的团伙，他们看不惯打家劫舍的低端组织，每次进村彬彬有礼，挨家挨户收粮，要保护费。
尽管他们不承认自己是袍哥，但每次进来的扫荡跟袍哥无二。
老乡，给点粮吧。
老乡不给的话，他们一边把衣服掀开露出腰上的毛瑟**把儿，一边客气地说，老乡，不给就不好意思了，俺们这子弹可不长眼儿了。
我爷爷说，袍哥还讲义气，虽然抢了我们的粮食和女人，但这镇子要是遇到灾荒，他们运来粮食分，还帮着修水利工程。
另外一伙人就不一样了，进来只顾吃喝拉撒，完了一摊尸扑街，啥都不管，最后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后来，没人来抢东西了，这里的人什么都不怕，除了山神水鬼。
再后来，山神水鬼也不怕了，那是老祖宗的“四旧”，破烂玩意儿，全部得推倒。
什么祠堂、龙王庙、土地庙，全他妈的被付之一炬，连镇北面那棵被世世代代拜祭的千年古柏也被砍了。
被砍了之后没完事，还戴着高帽子被批斗了半个月。 树被戴高帽子批斗，这绝对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荒诞不经的故事，没有之一。
人，一当什么都不害怕，将会变得异常令人害怕。
2o世纪9o年代后，小镇修通了公路，很多人学会了做生意，修起了客栈，游人多了起来。
原先这里的居民心无戒备，一代代人从土里生长出来，又在土中消亡，人人呢吮吸着最纯的土地的气息，踏在坚实的紫色土壤上，无意识地延续着陈旧的土的文化。
老人经常告诉我们，土地是一切事物的答案了。
土地再纯洁，终究要长出恶之花。直到三个孩子失踪，我们再也不相信土地的纯洁性了，土地孕育人，控制人心的是人，与土地无关。
从北京刚返回镇上的第二天，疑云再起。时隔二十年，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诅咒。
第三天，我去派出所找周伯，看到他办公室里人满为患、乌烟瘴气。
人生第一悲，莫过于失后之痛。文武的妻子眼睛红肿，披头散，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
周伯看到我去，立马迎出来。
他让我进屋坐，我说在外面聊聊。
我问：“小女孩现在什么情况？”
他眉头紧皱，说：“还是没有任何线索，这次是公职人员的孩子失踪，上面很重视，县里派来了两个协查员。”
“这次您老还相信什么河神山魈威吗？”
周伯无奈地摇摇头说：“当初这三个娃儿失踪时，都有目击者看到山间有刺眼的白光。小宇啊，有的东西我们看不见，就不等于他们不存在。”
周伯指了指阿姆山又说：“如果现在山北面飞过一只麻雀，我们下边的人是不晓得的噻，但如果人站在山上，他就看得见那只麻雀儿，你说对不对嘛？这取决于我们站的位置嘛。”
我说：“周伯，您老人家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一直尊敬您，但这件事上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毕竟人命关天。”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老汉儿跟你都是文化人，说说你的看法嘛。”
“这麻雀不管我们有没有看到，它都飞过了，只不过是我们感知与否的问题。 暂且不讨论哲学、鬼神，谈点具体的。现实中有的刑事案件实属偶然事件，作案人没有预备、没有动机。但更多案件有蛛丝马迹可寻，二十年前尹德基的妹妹失踪，一个月后双胞胎失踪，这两起事件您觉得没有联系？我估计都是同一人所为，熟人作案，拐卖儿童的可能性小。小镇一条路出去，那时出去的要道都设了关卡，一个外人跑到这个穷乡僻远的地方一个月内作案两次，不太可能。作案人应该还在镇上，而且大家都认识他。”
周伯说：“你的意思是，全镇三四百号人都有嫌疑？二十年前与二十年后，这个人为什么要隐藏二十年？”
我点点头说：“对，包括我自己也有嫌疑，刚到镇上的当天晚上便生这事儿，我倒觉得挺诡异。二十年啊，很长也很短，足够一个人从恶到善，又从善到恶，足够让心魔慢慢复苏，也许只差一个偶然的时机，一旦时机成熟，魔鬼便出笼害人。”
周伯伤感地说：“我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死了也要把这堆肉埋这里，我啊，一直相信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好心人，不愿意相信谁的心那么黑啊，几岁的孩子，怎么下得了手？要是凶手真在镇上，我拼了这把老骨头都要逮到这个狗日的。”
“人性复杂多重，您刚才不是说，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等于他们不存在。人心隔肚皮，谁又能看得见？说不定现在文武的女儿还活着，我们还有机会。”
周伯紧皱的眉头稍微舒展开，说：“你说的也对，心魔，谁都有。好，我们要认真查，但现在是法治社会，不能说去谁家搜就搜，要有证据啊。小宇，你脑子好使，以后有什么我要请你帮忙的，你不要嫌我这个糟老头哈。”
“周伯您太客气了。”
文武看到我来了，出来跟我打了声招呼。
虽然看的出他很坚强，但疲惫和憔悴已经让他那肥硕的身躯招架不住。
我过去跟他握手以示安慰：“有什么需要帮忙可以告诉我。”
他点头，没有多说话。
文武不是一个好警察，却是一个好玩的警察，小时候他帮我们偷梨的事情我记得一清二楚。
果园里一支梨树枝桠出墙来，挂在上面的性感丰满的雪梨使劲儿勾引我们。我们想一定要吃到这梨，于是用尽一切办法，用石头砸，用竹竿敲，都不成功，心里猴急。
文武看到了，说帮我们摘。他肥胖的身体拼命往上蹦，全身的肉像果冻晃悠悠，跳不了几下气便喘吁吁。
最后梨没有摘到，累得满头大汗，开始破口大骂梨树，嚷着要跟梨树的奶奶生**关系。
果园主人听到文武的叫骂声，探出头来查看，一看到文武，问：“文胖子，你骂哪样？”
“你看看，这家这树枝桠都支到路上来了，妨碍行人了，要锯掉。”文武说。
文武至少是个警察，说话跟茶馆里满嘴放屁的人不一样，是有法律效力的。果园主人虽然心疼，但嘴里应着：“好啦好啦，明天就锯掉。”
“不行，现在必须锯掉，你没空我帮你。”
果园主人搬出人字梯和锯子，文武二话不说，拿着锯子爬山去三下五除二地把那枝桠给锯下来了扔给我们。
这树枝向阳，上面的结的果子甘甜多汁，迄今为止，我似乎都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梨。
桥边镇的山水养人，这么多年从来无一例癌症，还养出了以张兵和文武为的胖子。不过，土豪张兵一家早搬成都去了，长大后便没有这家人的消息。
“长大”，我将之视为贬义词，越长大，越谨慎，越现实，越狡猾。
我们总是想把他人变成自己手里的行货，把世界分类归档成自己的收藏，不再有精神探索和灵魂冒险，不再相信单纯和真实的存在。
但人不能不长大，电影《铁皮鼓》里面的小奥斯卡诠释了拒绝成长的残忍。我宁愿小奥斯卡像我一样，走出去接受社会的残酷、人性的黑暗，慢慢长大。
父母没有告诉我社会多凶险，只告诉我与人为善，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怎么反作用于你。
有时我又想，不是每个人都想尔虞我诈，清清白白的文武从来没有得罪过谁，他的女儿凭空消失，不管谁遇到这种事，都会重估和自问，究竟谁在维护这世界的平衡，主持着公平正义？自己成为受害者时，谁还敢高唱“这世界充满爱”？
回家时，路过小镇的保管室，几件废弃的大屋，成了麻雀和小野兽的快捷酒店。
那里曾经生过很多故事，在那个奇异的年代，人斗人，人整人，都在这里生。
屋檐下那个大喇叭还没有被拆掉，破烂不堪。曾经，上级的命令、指示、计划以及比较有鼓动性的新闻都经过这个喇叭传达到人们的耳朵里。这喇叭曾操控着桥边镇和中国的历史。
1971年底，一个惊人的新闻从喇叭里面传出，让幽闭的小镇沸腾起来。叛国贼乘坐的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坠毁，叛国贼以及其妻子身亡。而这叛国贼，人们还在昨天出工的宣誓大会上祝他“万寿无疆”。
1976年9月，喇叭里又传出了一个沉重的消息：伟大的主席在北京逝世。当时，我的母亲正和一群女孩在山上割草，听到这个消息，她们马上把背篓和镰刀扔下跑回家里，整个世界早已被哭声和泪水包围。
镇上设立了灵堂，人们撕心裂肺地哭泣，在哭泣中告别了一个时代。
再后来，保管室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几间屋子空堆满了杂物，长满了杂草，一厢情愿的人编出了这样的故事，说晚上这里冤魂出没，以前被斗死的人会现身喊冤。
世事变迁，几多荒谬，都消散在了空气和泥土里。
小时候，F4经常来保管室捉耗子玩。考上大学那个暑假，我们在保管室里搞了一个盛大的BBQ派对，欢声笑语，似乎尽在耳边。付文心对我说，那是她玩得最开心的一天。
如果当初我们四个不在河边喝血酒、毒誓，不去北京，不遇到那么多人和事，一辈子在小镇终老，过真实平淡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探险？所有人结局又会是怎么样的心花怒放抑或平淡窒息？
晚上回到家，拿出笔记本电脑开始创作小说。
脑子里飞腾着生在北京的点点滴滴，又想到文武的女儿失踪的谜团，心绪无法宁静，呆看着屏幕如同思想便秘，一个字都敲不出来。
打开窗户，借着微弱的天的光辉，看到阿姆山的山脊线依稀可辨。孤傲的阿姆山漠视着芸芸众生的疾苦，无动于衷。
我想到了小时候舅舅经常带我去山上，攀上高树遥望风景，对着大山嚎叫。
这里的山水有着眷恋生命的本质，同样，恶也会在被眷恋中渐渐滋生，就像最先的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一样。
不管我相不相信，这里的花花草草总散着微弱的信息提示着我，镇上隐藏着一个残害儿童的恶魔，他的罪在绵长的岁月里扩散，深深浸入小镇的肌体。他正在黑暗处凝视着一切，狰狞着，嘲笑着毫无头绪的人。
我必须找出这个人，让其为罪孽付出代价，这无形中成了我回归桥边镇的使命之一。
思绪纷飞，开始坠入回忆之网。罪与罚的审判，谁都逃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