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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哲学思想部分，李晖本想直接从记忆里的政治课本中抄一些，但某日跟严复谈起先秦时代之后却又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胜枚举，特别是两千多年前“百家争鸣”的诸子，更将几乎所有当时可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即使是历史上的那条成功路线当中，大部分的思想和观点其实也都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某些著作或者记述中找到类似的观点或者说法。
既然如此，何不干脆伪托是在中国古代的各家学说基础上少量汲取了西方思想再加上李晖自己的创新融合而成？想到这里，李晖的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
值得庆幸的是，李晖穿越前就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特别是先秦诸子的学说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由于从小培养出来的良好文言文功底（虽然不会写，但即使是先秦的文章，他也不需要工具书就能看懂。）。
早在穿越之前，李晖就已经几乎将诸子百家所有的存世著作都看过了，其中主要的内容都已经铭记于心，而经过穿越后的社会实践，李晖对这些思想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经过一番比对，李晖惊喜地发现，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少量概念、观点和论述，其他方面竟然几乎都可以伪托是源自华夏古代的思想，这一部分几乎占到了总量的四分之三，而在这四分之三中又有将近九成是百家争鸣时期的成果，要知道那可是两千多年以前！
而西方差不多要到启蒙运动之后才勉强达到中国那时的水平，华夏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发展实在是太超前了！
虽说过犹不及，这在历史上对华夏之后的文明进步并非是一件好事，但李晖还是为祖先的智慧而深感自豪......
在先秦诸子百家的众多思想流派当中，由于存在着有最多的共通之处，在华夏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墨家学说理所当然地被李晖定为了其中的核心。
而墨家在历史上神秘地突然消失也被李晖认为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正好方便他解释自己与生化兵及其掌握的先进科技和武器装备的来历，为此他不惜编造了大量关于墨家的伪史。
反正历史上直到他穿越前都没找到战国之后的墨家痕迹，只要这些伪史逻辑上能够自洽，就不怕有人怀疑，毕竟每一个生化兵，都是“证人”啊！
不过，采用墨家思想、即使是改良了的墨家思想，也存在着一个难解的隐患，那就是它跟自西汉后期以来便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根本对立。
不过，李晖考虑到自己将来的土改照样会让中国的地主士绅跟自己不共戴天，不差这点仇恨，而且墨家学说虽然早就断了传承，但其思想对中国民间、特别是在下层平民当中仍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侠义”（注1），就算因此会让中国的旧文人恨之入骨，只要下层平民没有抵触，那就没什么关系。
如果知识分子不够用。李晖宁可从头培养，反正旧文人即便来投，也同样必须进行培训和改造之后才用得上......
何况情况未必就有这么糟糕，清末的中国备受列强欺凌，儒家思想不能强国的劣势暴露无遗，很多有识之士都开始抛弃它另寻能够救国的真理。历史上墨家思想被重新引回国内后非但没有激起知识分子的反对，反而得到了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推崇。
因此李晖觉得，自己推出的新墨家思想应该多少还是会吸引到一些有识之士的。
就拿历史上后来被认为变成了保守派的严复来说，他之所以转而捍卫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只是因为担心华夏文明会在西方化后趋于消亡，并不代表他就真的对其有多么死忠，如果有一种更利于中国富国强兵的本土思想学说可供选择，他分分钟就会将已经腐朽不堪的儒家思想丢掉一边......
再说，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儒家思想其实也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一些老对头的观念，就算一个此前从未接触过墨家思想的读书人，首次看到墨家典籍后，也肯定会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对于清末的知识分子接受墨家思想无疑大有帮助。
不过，儒墨毕竟还是根本对立的，除掉本来就共通的那部分外，儒家独有的思想能用的微乎其微，至于先秦以后的那些所谓“大儒”，能够留下一两句名言就很不错了。
甚至连李晖个人其实比较佩服的“心学”祖师王阳明也遭到了摈弃。原因很简单，新墨家的思想主要是用于治国的，自然是任何唯心主义的思想都要不得，心学以后可以在民间流传，但绝不会有机会影响国策......
道家思想与墨家思想在哲学上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历史上《墨经》正是混在道藏之中才免于失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只是道家是站在置身事外的完全客观角度、而墨家则更适合指导身在居中的世人去改造世界，因此两者虽然很多地方一致，但对于道家那些独有的思想，李晖同样没有吸收多少......
与儒墨道这三家思想不同，在先秦时期影响更大的法家思想当中并没有多少世界观的成分，而更多的是谈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正因为这样，即便在儒家完全确立了统治地位之后，法家也始终在华夏的土地上发挥着影响力，所谓的“外圣内王”（也就是外儒内法），说的其实就是这种情况......
注1：其实先秦诸子中有侠义精神的人物并不都出自墨家，但是墨家是唯一提倡侠义精神的学派，墨者行侠是有组织有传统的，与其他学派诸子的个人行为不同，墨家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也是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