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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这东西本身就有不确定性，只要是大家作主很可能会出现无法控制局面的事，不要说出现比预定人选强的人，就算出现个能力差点但人缘好的人，把预定的人选掉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有人私下给来选举的人一些好处，那么很可能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会让能力强的人靠边站。高攀龙的话看似有些杞人忧天，现在还在说选代表还没有说到选官选辅臣，他就已经在担心今后的事了，不过早预谋比临时措手不及好。
赵南星这时候说：“高老弟的担心太远了点，但是今后由百姓直接选官也是必须的，因为百姓也喜欢一个自己喜欢的官。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位州官去上任，一下轿就发现当地百姓打了幅横幅欢迎他，上面写着‘全州百姓都庆贺，灾星送去福星来。’这个州官见了大喜就问这是谁写的他要重重有赏，谁知道打横幅的人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最后说这横幅好多年前就有，每次送旧迎新都用它，还有人认真地对这位上任的州官说，说下一任来了也用这横幅。”
刘宗周笑了两声又低声说道：“这故事听起来有点可笑，但细细一想心中却满不是滋味，说明这个州好几任州官都不能让当地的百姓满意，来的时候百姓都盼望着来个福星，其实每一任都是灾星，不知道是百姓的不幸还是官员的悲哀！”
高攀龙说：“一个官员的能力还有他是否有爱民之心，确实跟他治下的百姓是否能过上好日子有莫大关系，但是选出来的官就一定有能力吗？选出来的人可能会说一些讨好人的话，但会讨好人不一定能做好事吧？”
刘宗周说：“这话我跟皇上曾经谈论过两回，但是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人是会变的谁也不敢保证谁就一定有能力，只能看优劣的多少来评判。由少数人或者极个别人任命的官员他有两点劣势，一是不一定能够胜任，另一个是这个人因为是少数人任命的，处于饮水思源的心理他只会听给他官位之人的话，而不会去管百姓的利益。由百姓选出来的人也许还是不一定能够胜任，但他们的官位是百姓给的所以会更多去倾听百姓的声音。”
高攀龙想了想问道：“刘大人的意思是两相比较还是比较倾向于由百姓来选官？但是正如你说的那样就算百姓选出来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胜任，跟上级任命的官员两相一比较确实要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属于五十步笑一百步。”
刘宗周说：“那依高大人的意思怎么才能确保所有官员都能够胜任呢？”
高攀龙说：“其实皇上早就看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把原来走马观花到处巡视的巡按御史派到各县去当专职县监，原来御史人不够还把翰林院和国子监中一些有意愿有能力的人派出去，到后来还把那些候补官员都派出去，加上起复了一批已经离官居家的人才勉强够。辅政官员出主意施政官员做决断监政官员把握方向，这是皇上定下来的也有一些可行性，假以时日应该能够确保各地官员都能把事情做好。”
刘宗周说：“就算如此，两相一比较还是选出来的官要好些，讨好上级和讨好下级哪个好不用我说，高大人原来的思想就是民与官相左时应该从民，难道现在你的思想有了变化？”
高攀龙叹了口气说：“不是我有什么变化，而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心中永远认为百姓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现在的情况跟你们说的一样，就是一切都建立在皇帝的威望上面在，如果我们在还没有得到其它势力的强力支持之前就要削弱皇帝的权威，到最后很可能皇帝也不支持我们满朝大臣和百姓也反对。人做事要发力总要站在一个坚固的地方才好借力发力吧？悬在半空中从哪里借力又怎么发力呢？”
听到这里赵南星笑眯眯地说：“这正是第三件事，就是监政官太清闲的事。开始已经说了先选代表后选官，我们一步一步来先让皇上同意这样做，以我对皇上这么两三年的观察了解皇上应该会同意选代表。到时候一旦皇上有了不对的意见，我们随时可以停下来，只有他没有说选代表不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提出选举官员。当然这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多年以后的事现在就起纷争，先说监政官的事。”
高攀龙说：“所谓监政就是只在一旁监督施政官的言行，让他们平时的行为跟他们刚上任时的豪言壮语相符合，到了特殊情况下出面处理特殊事务。就好比一个人要上梯子需要另外一个人帮他扶梯子指方向，遇到梯子要倒了还要负责把梯子扶住不让倒，这施政官就是上梯子做事的人，监政官就是扶梯子避免其倒下来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监政官就是动动嘴看看方向平时没事关键时刻起作用的人，这样的人清闲一点不好吗？真要他们成天忙我们又该睡不着了。”
赵南星说：“开始已经说了监政官都是从都察院出去的人，其中很多都是我东林书院的青年俊杰，他们在全国各地监督政务，正好可以跟当地百姓建立起一种信任，而不是每天喝清茶下棋过日子。高老弟想想看，如果真是这些监政官都能够跟百姓建立起一种信任，能够即使了解到百姓想什么需要什么，到时候处理起特殊事物是不是也会从容不迫处理得得心应手呢？”
高攀龙想了想说：“开始是商人现在是百姓，皇上虽然不管事但对军人、商人还有百姓这三者比较敏感的，三个敏感之处我们去碰两处，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点？就算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皇上无法拒绝的理由这么做，那么又该通过什么途径去获得百姓的信任？”
赵南星说：“开始已经说过，我们不是要跟皇上作对也不是要蒙蔽皇上，只是想在做对国家有利之事的同时实行我东林书院的主张。皇帝正常时明白但他一生起病来就不明白，这个皇帝明白他百年后另外一个人坐上皇位就不见得明白，还是那句话不能学习王安石和张居正，不能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个人威望上。至于说找什么理由去获得百姓的信任，我想到皇上提出过也实行过但现在很少有人继续实行的东西，就是平等对话。”
刘宗周也点头说道：“平等对话就是对话双方不论身份和地位，也不论学识和财富共同坐下来以平等的身份对话，用皇上的话说就是在这地方只看谁说得有道理不看这话是谁说的。假如监政官平时没事时能够跟百姓开展平等对话，那么百姓有了什么想不通或者不明白的事都可以去找他，久而久之自然会对他产生亲近感和信任，高大人如果怕皇上疑惑忌讳我们是在拉拢百姓，我们可以先说出来得到皇上许可再做。”
高攀龙问：“那些监政官都是六品官，连七品官都不允许轻易下乡扰民，六品官跟普通百姓平等坐在一起朝廷会不会觉得有失体统？而且那些翰林们会不会觉得跟普通百姓坐到一起丢面子？还有就是一个县里少则三万多则十万八万人，就算一个县平均五万人每天要解决问题的人不知道有多少，监政官跟这么多人平等对话恐怕不吃不睡也忙不过来吧？”
刘宗周摇头说：“皇上一开始跟六品七品官坐一起商议军国大事的时候，好多人最早都觉得惶恐不安，到后来习惯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皇上那么做都不觉得丢面子难道那些人比皇上金贵？至于说不许下乡扰民的事完全是制度上的事，只要皇上同意了一纸文书就能解决问题。只有最后一个问题比较难办，一个人要解决几万人的为难事确实做不到，但是如果增加人那监政官的性质就变了，平等对话只能是顺便做，监督政务才是他们的本职。”
沉默了一会儿后赵南星说：“我也看了杨涟送上来的奏报，他有个提议说用民间的讼师去代表百姓说话，甚至进入辅政机构做事，这话我不是很同意。讼师在民间人们都称其为讼棍，说他们欺上瞒下从中渔利遭人痛恨，其原因就是他们只认银钱不认道理，这样的人做了代表做起坏事来更是无法无天。不过我在想能不能把这样的人用在协助监政官跟百姓平等对话上呢？”
高攀龙问：“既然民间讼师这么不堪，为什么还要用他们呢？而且这里能用那里不能用又是什么道理？”
赵南星说：“民间讼师遭人恨是因为他们想在代理案子中获得最多的利益，这本来也无可厚非毕竟别人在吃这碗饭，不得钱只做事而且是得罪人的事，这样的人远古的时候有现在应该已经绝迹了。用他们是因为他们通道理懂人情世故不像一般百姓那么难以沟通。代表一事上不用他们是因为一个代表要作决断在官民之间处理事务，讼师这样的人不适合做这样的事，协助官员跟百姓平等对话这事上用他们，只是让他们处理文字事务不允许自作主张应该没问题。”
高攀龙想了想说：“你们把我说服了，既然如此那就依你们的，明天我们写个奏章先让信王看，顺便把徐大人也叫来看看有什么不妥，只要他们两个同意了就给皇上呈上去。”
刘宗周问：“高大人不怕皇上忌讳什么了？”
高攀龙说：“皇上先同意我们后做，这样的事就算有什么事也没有我们的责任，再说就像开始说的那样我们只是本着对朝廷负责的态度，既是对皇上所行制度的补充，同时也不失我东林书院的宗旨。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做成功一件事不算什么，做一件事能在两个甚至多个事上获得成功才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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