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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央医院的大花园。
病人们从海滨回疗养院时，总要从这个大花园里经过。
在这花园的一面灰色石灰石的墙边，有一棵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非常喜欢呆在它的绿阴下。
这里很僻静，几乎没人来。保尔总是独自一个人坐在那里漫不经心地瞅着行人；每到晚上，这里又是一个静听音乐的好地方。
这天，保尔又来到了这个幽静的角落，舒服地躺在一只藤编的摇椅上小睡。
他刚洗完了海水浴，阳光和海水令他浑身都疲乏了。
他把厚毛巾和一本还没有看完的富曼诺夫的作品《叛乱》扔在旁边的一只摇椅上。
初到疗养院的头几天，他的神经仍然没放松，因此头一直在疼。教授们还正在对他这个复杂而古怪的病症进行研究。许多次的敲呀、听呀已经让他厌烦了。
病房的责任医生是个年轻的女党员，有个很怪的名字——耶路撒冷奇克。每次她都耐着性子苦口婆心地把保尔领到医学专家们的跟前。
“说真的，我讨厌这一套。”保尔气呼呼地说，“我一天之中总有五次要回答他们那同样的问话。不是问：‘您祖母是疯子吗？’就是问：‘您曾祖父患过风湿症吗？’……真见鬼，他们生什么病，我怎么知道！每个大夫都想要叫我承认我曾经得过淋病或是更难受的病，真的，有时我真想敲他们的秃脑袋！……要再这样下去，我准得变成一个危害社会的份子！”
尽管如此，耶路撒冷奇克医生仍是满脸微笑……????今天没有预定要进行检查。
这时离午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保尔迷迷糊糊听到了脚步声，但他没有睁开眼，心中盘算：“他们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
但摇椅咯吱地响了一下，有个人坐了下来。一阵香气告诉他，这是个女人。
他睁开眼来。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雪白的连衣裙、两条晒黑的腿和蹬着山羊皮便鞋的脚。接下来，他又看到一个留有男孩发式的头、一对儿大眼睛和一口细白的牙齿。
她有点抱歉地朝他笑着：“对不起，打搅您了吧？”
保尔没吱声——这是很不礼貌的；他希望她走开。
“这是您的？”她翻着那本《叛乱》问。
“是我的。”
沉默了一分钟。她又问：“同志，您是住在疗养院的？”
保尔不耐烦地动了一下。他心想：“从什么地方来了这么个人？让人怎么休息得了？接下去她还会问个没完。我还是走吧。”
想到这，便粗鲁地回答：“不是！”
“可是，我好像在哪个地方见过您。”
保尔站了起来。
就在这时，他听见后面有一个响亮的女声：“多拉，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
一个皮肤被晒得黝黑的胖女人坐在了摇椅上，她长着浅黄头发，身穿疗养院的浴衣。
她瞟了一眼保尔问：“同志，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在哈尔科夫。”
“干什么的？”
保尔已经决定赶快走开，便没好气地回答：“开垃圾车！”
她们哈哈地大笑起来了，让保尔周身一震。
“同志，您这态度，怕是不太礼貌吧？”
就这样，他们的友谊开始了。
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多拉?罗德金娜在这以后时常提起他们这个喜剧式的开端。
有一天，保尔去泰拉萨疗养院的花园参加午后歌舞会。
他意想不到地碰上了察尔基。这得感谢那场狐步舞。
当一个胖歌手唱完了那支《销魂之夜》后，出来一男一女。
男的戴着一顶红色圆筒高帽，上身穿着白晃晃的胸衣，打着领带，下半身几乎一丝不挂，只有屁股上围了几串金属片。总之，像野人，又不像野人。
那女的非常漂亮，身上挂着无数的布条子。
这一对怪物在舞台上跳着一种扭屁股的狐步舞，这让那一群长着牛脖子站到疗养院休养员的安乐椅上的“耐普曼”乐得嗷嗷直叫。
那对男女粘在一起，扭出了淫猥的姿势。
“真是下流，卖淫！滚下去吧！”
突然在接近舞台的最前排，有人站了起来朝台上骂。
保尔听出这是察尔基的声音。
钢琴师的乐声中断了，小提琴也跟着停了下来，台上那对男女也不再摇摆了。
后边的那些家伙气愤地骂着：“真可恶，搅了一出好戏！”
“整个欧洲都在跳舞！”
“真他妈气人！”
但这时，一片好汉哨吹了起来，像风一样把那对男女吹下了台。
过了片刻，报幕的小丑像个机灵的奴仆那样跑到前台，宣布说歌舞班马上就走。
“大路朝天，快快滚蛋，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转转！”
一个身穿疗养院长衫的小伙子在哄笑声中将报幕人赶下了舞台。
保尔跑过去找到了察尔基。
两个人在保尔的房间里谈了很久。
“你知道我结婚了吗？我们马上就会生一个女孩或男孩了。”察尔基说。
“呵，她是谁？”保尔惊诧地问。
察尔基从他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给保尔看。
“认识吧？”
保尔一看，原来是察尔基和安娜的合影。这使他更加惊异地问：“杜巴瓦现在在哪儿？”
“在莫斯科。他被开除出党后就离开了共大，现下在莫斯科工学院读书，据说，他又恢复了党籍，那也没用！他中毒太深了……”
“你知道帕科拉索夫在哪吗？他现下是造船厂的副厂长了。其他人，我不太清楚。大伙各在一方，能碰在一块，叙叙旧该多好啊！”
察尔基满脸喜悦。
多拉和几个人走进了保尔的房间。
察尔基又把门关上。
多拉瞅见了察尔基身上的勋章，就对保尔问道：“你这位朋友也是党员吧？他在哪里工作呀？”
保尔不假思索地介绍了察尔基的简单情况。
“那好，他能够留在这里。这些同志刚从莫斯科来。他们要告诉咱们党内最近的一些消息。我们决定开个特别的内部会，就在你的房间里。”多拉解释。
接着，莫斯科党监察委委员巴尔塔绍夫将有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半涅夫所领导的新反对派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最后他说：“在这个紧张的时期，咱们每个人都应坚守岗位。明天我就动身。”
三天后。
疗养院便空无一人了。
保尔也提前出院了。
保尔被派到一个工业区去，出任团州委书记。
一个星期以后。
他给城里的团员们演讲了一次。
深秋时节。
州党委的汽车拉着保尔和另外两个人，去离城稍远的一个区。
结果，汽车翻进了路旁的壕沟。
车上的三个人都受伤了，保尔压坏了右膝。
几天后。
保尔被送进了哈尔科夫外科学院。
外科医生们对他那条肿着的右腿进行了检查，又看了X光片，决定立刻手术。
保尔同意了。
那个主持会诊的胖教授说：“好的，就定在明天早上。”
一间明亮的单人病房，非常洁净，弥漫着医院的味道——保尔很久没有闻到这种气味了。
他朝四周看了看：
一张铺着白净桌布的小桌，一个白色方凳——这该是全部家具了。
一个女护士端来了晚饭。
保尔没吃晚饭。
他半躺在床上写着信。
此时，腿疼得厉害，让他没心思吃东西、没精神想问题。
当他写好第四封信时，门悄声地开了。
保尔看见一个身穿白衣头戴白帽的年轻女子走到床前。
借着黄昏的微曦，可以看到她那一对细眉一双黑眼。
她一手拿着一个纸夹，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铅笔。
她开口说话了：“我是你病房的医生，今天我值班。现在我要填这张表，不管您是否愿意，都得回答我全部的问题。”
她温和地笑着。
这微笑减轻了刚才的“审问”带来的不快。保尔不但将自己的、就连祖先三代的事情也告诉了她。
他整整讲了一个小时。
手术室。
好几个戴白口罩的人。
镀镍的用具闪着亮光，在一张窄长的手术台下，放着一个大盆。
当保尔躺到了手术台上时，医生已洗好了手。
手术准备正在急速进行着。
保尔朝周围看了看。
一个女护士正在摆放手术刀和小镊子。
主治医师巴扎诺娃解下保尔腿上的绷带，然后小声告诉他说：“别往那里看，这对神经会产生刺激……”
“你说谁的神经，大夫？”保尔冷冷地笑了一下。
几分钟后，他的脸完全被面罩蒙上了。
那个教授对保尔说：“别害怕，我们马上给你进行哥罗芳麻醉。你用鼻子深深吸气，一二三地数下去。”
面罩下面发出平静的声音：“好。我先向你们道歉，恐怕我会不自觉地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教授忍不住笑了。
紧接着，难闻的第一滴麻醉药水令人窒息地滴了下去。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保尔开始从头数下去，尽最大努力念得清晰……从此，保尔开始了他悲剧的第一幕。
阿尔吉莫心慌意乱地打开了一封信：
阿尔吉莫！咱们很少通信。一年顶多一两次吧。但这没关系！
你来信说，已跟老根一刀两断了，把你的家搬到扎卡亭的工厂去了。
我很理解你。但你真能够和斯捷莎的家庭决裂怕是不容易……我劝你别那么固执，就放弃工厂的工作，担当镇苏维埃主席吧。都是为了国家工作嘛……我的情况有点不妙。我已经住院了。他们给我开了两次刀了，流了不少血，但仍没人告诉我，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我已完全脱岗了，找了份新职业——“生病”。我痛心地告诉你：我的右腿已残废了……而且七年前我脊背上受过暗伤，他们告诉我这更加严重……我准备忍受所有的磨难，只要我能归队就行！
在生活中，再没有比掉队更让我难受的了，我连想都不敢想。
我的伤情不但没有半点起色，反而越来越差了。
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走动就去工作了，可没几天他们又把我送回来了。
现在我刚刚收到耶夫帕托里亚的麦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我就去了。
阿尔吉莫，不要难过，我不会轻易就死掉的。我自己有足够三个人的生命力。我还要干许多许多工作。
哥哥，要注意健康，别再一口气扛三百多斤了。压坏了，还得很费事儿地修补它。
时间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力量。
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客留在医院啊！
握手
保尔?柯察金
而此时，保尔正在医院里同巴扎诺娃告别呢。她握着他的手问：“您明天就去克里木？那今天打算在哪儿过呢？”
“多拉马上就过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就住她家里，明天一早，她会送我上车。”
巴扎诺娃说：“咱们约过，您在动身前见见我的父亲，您没忘吧？我已把您的情况告诉了他，我想让他为您查一下，今晚就行。”
保尔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带着保尔去了她父亲那宽敞的诊所。
那位著名的外科医生给保尔作了一次详细检查之后，单独告诉女儿：“全瘫的悲剧正在等着这个青年人，我们束手无策。”
而巴扎诺娃犹豫再三后谨慎地告诉保尔：“我相信耶夫帕托里亚的治疗法会使您迅速康复的。秋天的时候，您就可以重新工作啦。”
当她说的时候，有一对格外敏锐的眼睛在盯着她。
“从您所说的话里，更准确地说，从您所回避的话中，我已经明白了我病情的严重了。您总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不要对我说慌。不用瞒我，我听了决不会昏过去，更不会自杀。可是，我得知道我的将来如何。”保尔说道。
巴扎诺娃跟他开了个玩笑，有意把话岔开了。
那天晚上，保尔没有得知他真实的病情。
他们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亲切地嘱咐：“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这个朋友啊。很难说您在未来的生活中会发生什么。如果需要我的帮助或者意见，请写信来。我愿随时为您效力。”
她从窗口望着那身穿皮外套的高大的人用劲地拄着手杖，慢慢地从门口向着一辆出租的四轮轻便马车走过去。
还是耶夫帕托里亚。
还是南方的热天，还是熙熙攘攘的人们，还是成片的绣金遮阳帽……汽车在十分钟内就将乘客送到那灰色石灰石建造的两层楼——麦纳克疗养院了。
值班医师将他们分到各个房间。
当他领着保尔来到第十一号房间时，他问：“同志，你拿的是哪一类入院证？”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我们让你同埃勃涅同志一起住吧。他是德国人，要求我们给他找个俄国伙伴。”
那医师一边说一边敲门。
里面传出一句发音非常不准确的俄国话：“请进。”
保尔走进房里，放下提箱。
那个床上躺着德国人，他长着一双漂亮的蓝眼睛，一头金发。
“顾特莫根，盖诺森，我很想说‘您好’。”他和蔼地笑着改用了俄语，同时伸出白而长的手。
几分钟后，两个人就开始用一种“国际”语言谈话了。
他们全用猜想、手势和一切秘诀，沟通着交流着。
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他大腿上挨了一枪，现在旧创复发，便又病倒了。
虽然创口疼痛，但他依然精神饱满，所以立刻赢得了保尔的敬重。
保尔拥有了一个好伙伴。
这不是一个为疾病而哀叹的人，同他在一起会令你连自己的痛苦也忘掉。
“可惜我一点也不懂德语。”保尔暗暗悔恨。
花园一角，摆着几把摇椅和一张竹桌。
两个病人坐的是手推车。
有五个病人凑在这里，别人都戏称之为“国际执委会”。
埃勃涅斜靠在病人手推车上。
另一个手推车上坐着完全不能用脚的保尔。
其他三个人分别是：身宽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他是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
像少女般年轻的妇人玛尔塔?劳琳，长了一对褐色眼睛，是拉脱维亚人。
身材魁梧，鬓角花白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
这便代表了五个民族。
玛尔塔和瓦伊曼会说德语，埃勃涅总是请他们做翻译。
因为和埃勃涅住同一间房子，保尔就和他成了朋友。
而让保尔同列杰尼奥夫成为朋友的是象棋。
列杰尼奥夫入院之前，保尔是这里的“象棋冠军”。
经过了一番紧张的战争，保尔把瓦伊曼的锦标给夺了过来。
失败令瓦伊曼失去了以往的沉静，很久不肯饶恕保尔。
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个高个老头，虽然五十了，但仍很精神。
他要和保尔下一盘。
保尔没想到对手那么厉害，他沉着地开棋，想用牺牲一卒来取得优势。
列杰尼奥夫的回击是推进他的中卒，而不吃弃卒。
做为冠军的保尔，是和每一个新来的人都要下一盘的。
每次旁观者都特别多。
早在走第九步时，保尔就已发觉对手推进的卒子正围困着自己。
他这才知道了危险，有点后悔开头的粗心了。
三个小时的角逐，保尔让位了。
五天之内，他俩下了十盘，保尔输了七盘、赢了两盘，另一盘和了。
瓦伊曼幸灾乐祸地说：“谢谢你，这回你可把他打败了！列杰尼奥夫同志！活该！他打败了我们全部的人，没想到一个老手叫他栽了跟斗！哈哈哈哈……”
他又对失败的冠军说：“哎，吃败仗的滋味怎么样？”
保尔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其实只知象棋的皮毛。
保尔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他母亲的来信。
母亲告诉他，她有一位叫做阿莉比娜?丘查姆的老朋友，住在距离耶夫帕托里亚不远处的一个港口上。
因为她们十五年没见面了，所以母亲希望保尔去看看阿莉比娜。
这封信，在保尔的一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丘查姆家一共有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查姆、她的两个女儿廖莉亚和达雅、廖莉亚的小儿子以及老头子丘查姆。
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前不久和她的丈夫离婚了，现在呆在家里，照顾她的小男孩，并帮母亲料理家务。
她今年二十二岁，心地单纯，面容开朗，留着褐色的短发。
很快，她便成了保尔的好朋友，并把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告诉了他。
保尔还十分关切地跟达雅谈了一次话。
“真奇怪，到现在老头子还没有把你嫁出去！”
尽管保尔是开玩笑，但达雅仍是吃了一惊：“我才不嫁人呢！姐姐的事情给了我教训，就是死，我也不结婚。”
保尔笑着说：“看来，你真想一辈子不结婚啦。要是有一个小伙子追你，死追着不放，那你怎么办？”
“也是照样不答应！男人们追你的时候全都挺好的，装出来的！”
保尔和气地说：“也好。独身生活也能够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小伙子未免太残酷了。好在，你还不至于怀疑我向你求婚，要不，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你们这样的人，才不会找我们这种人当媳妇呢，我们对你们没多大用……”
几天后，保尔来到了哈尔科夫。
在保尔三番五次的要求下，奥吉莫终于分配给他一个工作。
保尔到中央书记处机要科工作了。
他心想，只要重新开始工作，失去的时间就能补回来。
但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的想法错了。
他时常浑身无力，连从三楼下来去饭馆吃饭都办不到。
他的手脚经常是麻木的，甚至有时身子不能动弹，还会发烧。
有一天，他要上班时，突然就起不了床了，等到发作过去了，他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而后，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他这才明白：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要掉队了。
一个月后，他又躺倒了。
他写信请来了巴扎诺娃，并且通过她知道了最重要的事情——他并不是非得住院不可。
因而等身体稍好一点，就又去了中央委员会。
奥吉莫拒绝了他。
保尔软磨硬泡地说了一大堆，真挚的语言和痛苦的心情又打动了奥吉莫。
两天后，保尔去中央刊物的一家编辑部谈话，那副总编，在问了许多问题，并看了保尔当下写的文章之后，便告诉保尔：不能任用。
从那天起，保尔的情形日益恶化——他又卧床不起了。
中央停止了他的工作，并让中央社会保险总局拨给他抚恤金。
收到抚恤金的同时，他也收到了残疾证。中央委员会还额外补给他一些钱，同时也给了他全国通行的证件……后来，保尔又收到了玛尔塔的一封信，信中邀请他到她家休息一下。
于是保尔怀着去苏共中央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的热望，赶往了莫斯科。
但是，他的热望没能实现。
……
斗转星移，岁月流逝，过了些日子他又来到了克里木那温暖的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