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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作者:[法]古斯塔夫·勒庞返回目录加入书签推荐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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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暴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起支配作用,它的反应会不断发生变化——群体不会预先思考——种族的影响。2.群体轻信且易受暗示。群体受暗示的左右——它把头脑中出现的幻觉当作现实并接受——为何这些幻觉对于组成群体的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群体中有学识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群体中的个人被幻觉所控制的具体实例——历史巨作的价值微不足道。3.群体情绪的夸张和单纯。群体绝不允许怀疑或不确定——它们在感情上总会走极端。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这些感情的原因——群体在面对强权时卑躬屈膝——群体一时的革命本能并不能妨碍其极端的保守——群体本能地反对改变和进步。5.群体的道德观。群体的道德或许会比组成群体的个人更低劣或更高尚——解释和实例——群体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指引——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在笼统地说明了群体的主要特点之后,我们再来详尽地学习一下这些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群体之中有不少特点,如冲动、急躁、理性的匮乏、缺乏判断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这些特点通常能够在属于低级的进化形式的物种中观察到,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但是,这一点我只是说说而已,对于它的阐述并不在这部作品的讨论范围内。况且,这对于那些熟知原始人心理的人来说毫无用处,也很难让那些对于这一问题全然不知的人深信。

    现在,我开始按部就班地对能够在大多数群体中观察到的不同的特点进行分析。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暴躁

    当我们研究一个群体最基本的特点的时候,我们阐述了这些特点几乎全部由无意识的动机引导。它的行为受到的来自脊髓的影响要比大脑的影响还要深远。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同原始的物种十分相似。从行动的施展情况来看,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不过,他们不是受大脑支配的,个人是在刺激因素的影响下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所有令人激动的外界因素都对群体起支配作用,并且它的反应会不断发生变化。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孤立的个人就像群体里的人一样,服从于同样的刺激因素,但是,他的大脑会把被冲动指示的不明智之举展现在他的眼前,因此,他会约束自己不受其他因素的控制。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讲述这样的事实就是:孤立的个人拥有掌控自身反射作用的能力,而一个群体则缺少这种能力。

    依照他们的刺激因素来看,那些群体所服从的各种冲动可以是慷慨的或残酷的、大无畏的或是懦弱的,但是这种冲动总是很强烈,因此个人的利益,甚至是自我保护的利益并不会主宰他们。作用在群体上的刺激因素有很多种,而群体总是服从于它们,因此,群体会变得极端易变。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发现,群体可以在一段时间里从最残忍的残暴转变为最极端的慷慨和英雄主义。群体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扮演一个刽子手的角色,也很容易扮演一个烈士的角色。群体为了保证每一种信仰的胜利,不惜血流成河。我们没有必要回到英雄的年代去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做出什么事情。在革命暴动中,它们从来不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就在不久之前,一个突然之间名声大噪的将军,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成百上千的士兵在他的一声令下,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此,群体不会做出任何预先设想。他们或许会接连受到最对立的情感的激发,但是他们总是会受到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好像是暴风吹卷起来的树叶,向各个方向散播,然后落下来。当我们随后在研究某些革命群体时,我们会给出他们感情多变的例子。

    一个群体不仅仅是冲动的、具有可变性的。它就像一个野蛮人,并没有准备好承认任何介于渴望和实现渴望之间的障碍,它并不具备理解这种中间障碍的能力,因为数目上的强大会让它认为自己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不可能的概念在群体中的个人的思想里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完全清楚,只靠他自己是不可能放火烧掉宫殿或抢劫商店,倘若他被诱惑所驱使,他也能够很轻易地抗拒这种诱惑。不过在成为群体的一员之后,他能够意识到人数所给予的力量,这已经完全能够让他产生杀人抢劫的想法,而且会在一瞬间屈服于这种诱惑。一个始料未及的阻碍会被狂热的激动情绪所摧毁。人类的有机体能产生永恒的狂热激情,我们可以说,那些愿望受到阻拦的群体所创造的正常状态,就会是这种狂热激情的状态。

    种族最基本的特点构成了我们一切情感的不变来源,它总会对群体的易怒、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就好比它会影响到我们将要研究的大众感情一样。毫无疑问,所有的群体总是易怒和冲动的,但是,不同的群体之间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例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国人的群体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最近法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为这一观点带来了生动的说明。25年前,单单一份关于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足以令群众激奋,随后,立刻引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几年之后,一份关于谅山无关紧要的失败的电报引发了争论,并且令政府在一瞬间就被推翻了。与此同时,英国的远征部队在喀土穆遭遇到更严重的失败,却只在英国本土产生了轻微的情绪,甚至政府官员都未被解职。世界上各个地方的群体都具有女性的特点,但是,拉丁群体是所有群体中女性特点最为出众的一个,凡是赢得他们信任的人,命运会马上发生改变。不过这样做,等于无止境地在悬崖峭壁上漫步,终有一天会坠入深渊。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我们在定义群体的时候,曾经说过,它们最为普遍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常容易受到别人的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所有的人类群聚中暗示的传染性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事实解释了一个群体在确定的方向上情感的快速转变。然而,一个群体或许会认为这无关紧要,群体通常都会处在一种渴望被其他人注意的状态之中,这会致使它很容易被暗示。最初被指定出来的暗示,在传染的过程当中,迅速地进入群体所有成员的大脑之中,群体情感的相同倾向会很快成为一个既成事实。

    正如所有处于暗示影响下的人的例子那样,那些进入大脑的想法很容易转化为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放火烧掉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为此赴汤蹈火。这全都要取决于刺激因素的特性,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被暗示驱使的行动和所有理由之间的关联,后者或许会极力阻止这一行动的实现。

    于是,群体会永久地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随时准备服从于所有的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毫不感兴趣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被剥夺了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于别人之外再无其他的可能。在群体中,不可能的事情不会存在,要想理解那些创造和传播最不可能实现的传奇和故事的能力,我们有必要将这一点熟记于心。

    一些可以在群体里轻易传播的传说之所以能够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极易被轻信,还因为事件在人群想象中,发生了非凡的曲解的结果。在群体的观察之下,最简单的事件也会很快得到彻底的改变。群体是用形象来进行思考的,这些形象本身立刻就会产生一系列跟第一个形象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形象。我们能够通过在脑海中思考任何事物所产生的连续的幻觉,来感知这一思想状态。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在这些形象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却会完全忽视这一事实,将由曲解的想象力所引发的幻觉同真实事件混淆在一起。群体很少能够将主观和客观区分开来。它会把从脑海中被唤起的景象也当作现实,尽管这些景象同被观察到的事实之间往往只有微不足道的关系。

    群体曲解任何事件的方式,看上去似乎种类繁多而且彼此之间各不相同,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都拥有着非常不同的脾气秉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互相传染的结果,曲解的作用是相同的,它在群体的个人中间呈现出了相同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首次曲解,是传染性暗示的起点。在耶路撒冷墙画上的圣乔治呈现在所有十字军士兵的面前之前,那些出现在现场的人们中间肯定有一个人首先感受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互相传染的作用下,一个由个人捏造出来的奇迹,很快就会被所有人接受。

    这种群体幻想的机制总是频繁地出现在历史当中。那些幻想看起来像是具备所有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们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

    要想争论之前所阐述的观点,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品质就不能被考虑进去。这一品质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从他们组成群体的那一刻起,那些有学识的人就跟那些无知的人一样失去了观察的能力。

    这种理论似乎说不太通。倘若想除去人们心中的质疑,那么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即便写下数部著作也是不够的。

    但是,我不希望将读者置于尚未证实的断言之下。因此,我想列举几个例子,它们都是从被引入的众多的事例中随机挑选出来的。

    下面的事例是它们当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它是从使群体成为受害者的集体幻觉中被挑选出来的,其中既有最无知的人,也有最有学识的人。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的著作《海流》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在之前也曾加以引用。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外海航行着,意图寻找在一场猛烈的暴风中同它分开的巡洋舰“波索”号。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的白天。突然之间,巡逻的海员发现了一个失事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顿时船上所有的人都朝着发出信号的地方看去,所有官兵都清晰地看到一只由小船拖动着的载着许多人的木筏船,好一幅令人绝望的情景。然而,这一景象只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

    德斯弗斯上将将一条小船放到了海里,准备去营救失事船只上的船员。就在快要接近失事船只的时候,船上的水手和军官看到了“许许多多活着的人,他们纷纷伸出手臂,听到了许多哀号声”。当小船上的人到达目标所在地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所谓的失事船只不过就是一些覆盖着树叶的树枝而已,这些树叶都是从附近的海岸上冲刷过来的。当这一迹象被察觉时,幻觉才消失了。

    在这一例子当中,我们解释过的关于集体幻觉的机制是完全行得通的。一方面,我们看见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巡逻的海员发出海上有失事船只信号的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这一暗示被所有船员接受。

    将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曲解,用与毫不相干的事物代替事实,当一个群体里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需要人数众多。只要少数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群体,即使他们都是非常有学识的人,在他们的特长之外一样会呈现出群体的特征。在每个人独立存在的时候才有的观察的能力和批判精神很快就会消失。一个有独创性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问题相关的非常奇妙的例子,近期的《心理学年鉴》援引了这一事例。达维先生将一群非常出众的观察家聚到了一起,他们当中有最杰出的英国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在允许他们检查了物体,并且依照他们的意愿做上标记之后,达维先生在这些人的面前演示格式化的精神现象:显灵,并且让他们记录下来。在这些杰出的观察家陆陆续续写下记录之后,他们一致承认这些所展示的现象只能通过超自然的方法获得,然后,达维先生告诉他们,这些现象不过都是一些超级简单的小把戏造成的结果。

    《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特点》的作者写道,“这些小把戏本身并不是那么令人感到惊叹,而是那些亲眼看见的外行人所记录的报告的极端不真实。”他说道:“显然,众多目击者也会给出完全不正确的条件关系,但是结论是,如果他们的描述被看作准确的表述的话,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就不能用骗局去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非常简单,人们对于达维先生竟然有如此的勇气去实践这种方法感到震惊。不过他拥有凌驾于群体思维之上的力量,他能让他们相信,他们看到了一些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物。”我们碰到的还是催眠师控制被催眠者的力量。由此可见,在高度秩序的大脑下,在预先持怀疑态度的人当中,这一能力也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它可以轻易欺骗普通的群体,也就能够被人们理解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就在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报纸上满篇刊载的都是两个小女孩被发现在塞纳河溺死的新闻。有五六个目击证人用最稳妥的方式认出了这两个女孩。他们所有的证言都完全一致,没有给预审法官的思想里留下任何怀疑的空间。他草拟了死亡证明,不过就在这两个小女孩将要被埋葬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让人们发现,本来以为死了的人还活着,而且,她们同那些溺水身亡的人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如同在前面所引用的例子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所看到的是一个遇难者的假象,他的证词对其他目击者产生了影响。

    在这类事情当中,暗示的起点总是由一个或多或少拥有模糊回忆的个人所产生的幻觉,随即产生的传染性则是这一最初的幻觉假象的结果。如果第一个观察者是一个极易受影响的人,他完全会坚信他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呈现出——除了所有真实的类似处之外——她的身上呈现出了一些特征,譬如一处伤疤,或是一些让其他人能够产生共鸣的细节。因此,那个能够产生的共鸣就会成为一种肯定过程的中心,它会入侵人们的理解力,让所有的批判能力瘫痪。那么,观察者所看到的将不再是目标本身,而是在他的脑海里唤起的形象。在这起发生在过去的,最近又被报纸重提的新闻当中,孩子的亲生母亲认错自己的孩子,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一定可以找出我之前所指出的两种暗示。

    其他的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是他搞错了。于是,一系列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便开始了。

    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同学认出了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大叫道:“我的上帝啊,这是我的孩子!”

    她被带到了尸体的旁边,她检查了衣服,并且发现了尸体额头上的一处伤疤。“我很确定,”她说道,“我的儿子在去年的七月份失踪了,他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个妇女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姓夏凡德雷。她的表弟也被叫了过来。当问到他时,他说道:“他就是小费利贝。”许多住在福尔街的人都认为这个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孩子的同学,他根据孩子随身佩戴的一枚奖章认出了他。

    不过,邻居们、表弟、同学还有那位妇女都搞错了。六个星期之后,这个孩子身份被查明了。他是波尔多人,他在那里被人杀害了,又被人运送到了巴黎。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辨别通常是由妇女和孩子做出来的——准确地说就是,这些人是最容易被影响的人。他们还向我们展示了,这类的目击证人在法庭上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特别是对于孩子而言,永远也不应该听信他们的证言。地方法官习惯于说童言无忌。即使他们拥有普通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正好相反,孩子们总是在说谎。当然,这种谎言是无辜的,但是,谎言就是谎言。用一个孩子的证言来决定一个被指控的人的命运,还不如用投硬币的方式决定合理得多。

    让我们回到群体的观察能力的话题上来吧!我们的结论就是,他们的集体观察是极其荒谬的,它在大多时候所表达的是在传染过程中暗示他人的个人幻觉。事实证明,必须理智地认为群体的证言极端荒谬,它甚至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就在25年前的色当战役中,数千人参与了举世闻名的骑兵进攻,不过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时,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在领导这场战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近来的一本书中证实,关于滑铁卢战役中最重要的事件,迄今为止,一些人还在犯着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这是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这些事实向我们表明,群体证词真正的价值所在。逻辑性的论述能够获得众多证人的一致赞同,所以,它算是支持一个事实的准确性最强有力的证据。然而就我们所了解的群体心理学向我们展示,讨论逻辑性的论述文章需要对这一观点进行重新编写。存在最多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被最多的人观察的事件。一般来说,一个事实同时被数千名目击证人证实,就是说,真相同人们所接受的解释截然不同。

    从以上事实得出的明确结论是,历史著作必须被看作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错误观察的真相做出的没有根据的描述,并且伴随一些对思考结果所作出的解释。编写一本这样的书,无疑是在浪费时间。倘若我们的过去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学、艺术和不朽的工程的话,那么我们就绝对不会知道以往时代的真相。关于那些在人类的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伟人们的生活,例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没有任何的真实记录。但是,从事实的观点来看,他们真正的日常生活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伟人被展现在大众面前时是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传说里的英雄,而非真实英雄。

    不幸的是,尽管神话被记录在了书中,但从它们本身来看,并没有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特别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象力还在继续改变着它们。《旧约全书》中无比残暴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的爱的上帝有着很大的区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点。

    英雄的传说会被群体的想象力改变,将英雄从我们身边分离开,无须数百年的时间,转变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内。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见证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的传说,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被改编了数次。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拿破仑成了一个田园派的、热爱自由的慈善家,一个卑微者的朋友。在诗人眼中,他注定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留存在乡村人民的记忆里。30年后,这位性格随和的英雄成了一个血腥残忍的暴君,他在篡夺了王位,摧毁了自由之后,不惜牺牲整整300万人的生命来满足他的野心。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传说又在发生变化。数千年之后,当未来的有学识的人面对这些矛盾的论述,他们或许会质疑这位英雄是否存在,就如同现在有些人质疑释迦牟尼一样。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光芒耀眼的神话或是赫拉克利特式传说的发展。毫无疑问,对这种缺少确定性的情况,它们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就群体的特点和心理学方面来讲,他们要比现在的我们理解得更加透彻。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传说之外,历史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无论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好还是坏,它们都会呈现出简单而夸张的特点。从这一点来看,就如同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里的个人近似于原始生物。因为无法做出细致入微的区别,他会把事物看作一个整体,观察不到事物中间过渡的阶段。群体情感的夸张会被另一个事实所强化,即无论任何感觉,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互相传染的过程快速地散播,那些明确赞许目标的力量就会得到大幅度加强。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造成的结果是,它完全不知晓质疑和不确定性是何物。它就像女人一样,往往在一瞬间就会走向极端。怀疑一说出口,马上就会变成不可辩驳的证据。心生憎恶或是不赞许,若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将不会获得力量,如果对象是一个群体里的个人,则会成为狂怒的仇恨。

    群体感情的暴躁,尤其是在异质群体里面,又会因为全部责任感的消失而得到加强。意识到犯了错误肯定不会受到惩罚,并且具有这样的意识的人越多,就越是肯定,由于人数众多而产生的暂时优势,会让群体表现出单独的个人无法表现出的情感和行为。在群体里面,愚笨的人、无知的人和心存嫉妒的人,挣脱了自身卑微的感觉,拥有了一种残暴且短暂但却无穷无尽的力量。

    不幸的是,这种夸张的群体倾向,往往会施加在糟糕的感情之上。它们是原始人类的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物,独立并且具有责任感的个人由于害怕受到惩罚,不得不对它们加以控制。因此,群体极易做出最糟糕、过分的勾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无法在巧妙的影响下,展现出英雄主义、奉献精神或崇高的道德品质。他们甚至要比独立的个人更有能力展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就会有机会重新谈论这一话题。

    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所以它只能被过度的情感所打动。一个演说家想要靠话语打动一个群体,必须大量运用狂暴的主张。要夸大、肯定、不断重复,绝不用说理的方法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做公共讲演的演说家众所周知的论说方法。

    具体点说,群体在自己的英雄的情感面前,也会展现出类似的夸张。英雄所展现出的品质和美德总是被群体夸大。有人在之前就已正确地指出,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表现出在日常生活中未曾见到的勇气、道德和优秀品质。

    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毋庸置疑,这种立场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大体上来看,它的原则同它的常识和逻辑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吸引群体的艺术确实是品位低俗,但是它也要求非常特别的才能。通过阅读剧本来解释一出戏的成功,通常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当剧院的经理接到一部戏剧时,他们并不确定该戏能否成功。因为如果要想评判这件事,他们必须要将自己转变成观众。

    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够进行更加宽泛的解释,我们会说明种族因素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影响力。一部在某个国家掀起热情的歌剧,在另外一个国家却没有获得成功,或者只能取得部分、平常的成功,因为它没有产生对公众发生作用的影响力。

    我没有必要再作补充,群体的夸张倾向只呈现在感情的领域里,完全没有影响到智力。我之前已经表明过,个人一旦成为一个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商水平就会立刻大幅度下降。一位有学问的地方官员塔尔德先生,在对犯罪群体进行的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群体仅仅能把感情提升到极高或极低的境界。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认识到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关于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完全拒绝;将其看作绝对的真理或绝对的谬论。运用暗示的方法去引诱而不是作出合理解释的信念,一向如此。对宗教信仰的偏执,及其对人民群众的头脑施加的专制统治,是所有人的共识。

    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论总是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抱有自己的力量无比强大的信念,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施加权威性的作用。个人或许会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却永远也不会接受。在公共的演说上,演说者即使做出最微不足道的反驳,也会立刻招来狂怒的吼叫和谩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节节败退。假设在场没有能够起到约束作用的权威代表的话,那么这个敢于反驳的演说者通常就会被打死。

    独断专行和偏执在所有种类的群体中都非常普遍,但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强度变化却非常大。在这个方面,控制着人们感情和思想的最基本的种族观念,会一再表现出来。尤其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我们能够看到独断专行和偏执会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事实上,这两种特点在拉丁民族的群体里的发展,完全摧毁了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强烈的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只考虑他们自己教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于独立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必须令那些同他们的意见产生分歧的人迅速反对自己的信念。在拉丁的种族之间,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都未曾有能力去获得对于自己的另一种理解。

    独断专行和偏执是群体具有明确概念的两种感情,人们能够轻易地产生这种感情,而且如果有人在他们之间施加影响的话,他们时刻都会将其付诸实践。群体对强权唯命是从,却几乎无法被良好的善意所打动,这对于他们来说无非就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形式。他们的同情心永远不会服从于性情随和的主人,而是那些镇压他们,无比残忍的暴君。他们总是会为那些暴君建起最崇高的雕像。他们愿意践踏那些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暴君,不过那是因为他在跌落神坛之后,成了一介平民。人们会开始鄙视他,因为人们不再害怕他了。受到群体敬仰的英雄往往都是像恺撒一样的人。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威震慑着他们,他的宝剑令他们心怀敬畏。

    群体随时会反抗懦弱的人,卑微地跪拜在强权面前。如果强权总是断断续续的,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感控制,它便会反复无常,时而毫无秩序,时而卑躬屈膝。

    但是,如果你相信群体中的革命本能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的话,那么你就完全曲解了它们的心理。这不过是它们的暴力倾向,使得我们在这一点上被欺骗了。它们那反叛、具有毁灭性的爆发总是非常短暂的,群体被无意识的因素牢牢地控制着,因此它极易服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对它们放任自流,它们很快就会厌倦混乱的秩序,从本能上变得卑躬屈膝。当波拿巴镇压了所有的自由,令所有的人民都能够感受到他的铁腕时,用尽最大力气欢呼的正是那些最难以驾驭的雅各宾党人。

    如果不充分考虑群体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理解历史,特别是民众的革命。不错,它们也许希望改朝换代,为了实现这种变革,它们有时甚至会发动暴力革命,但是这些制度的实质表达了种族对于等级制的要求,因此它们不可能得不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只能影响到非常浅显的事情上。事实上,它们拥有的保守本能和所有原始的物种一样坚不可摧。它们对所有传统的迷恋与尊敬是绝对的;它们对于能够改变他们生活的基本状态的一切新生事物,都有着非常深的无意识恐惧。在发明机械纺织机或出现蒸汽动力和铁路的时代,如果民主派人士拥有着现在的权力,这些发明创造将不可能实现,或是会在革命和不断屠杀的代价下,才能被发明出来。从文明的发展进程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当科学和工业的伟大发明出现以后,群体才开始掌握权力。

    5.群体的道德

    倘若“道德”这个词意味着持久地对某些社会的传统表现尊重,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很明显,群体太冲动,太容易变化,因此它不能算在道德的范畴之内。但是,如果我们把某些暂时呈现出来的道德与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公正无私、奉献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求等,加入“道德”内容里面,我们或许会说,群体会时不时地表现出非常崇高的道德品质。

    少数研究过群体的心理学家,只会考虑到它们的犯罪行为,会时刻注意这样的行为到底有多频繁,他们得出了群体的道德标准非常低的结论。

    毋庸置疑,这种案例是时常出现的。但这是为什么呢?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是我们从原始祖先那里继承的,它就潜伏在我们的体内。在孤立个人的生活中,满足于这种本能是十分危险的,当他融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不用为犯了错误埋单,他就会放纵这种本能。在平日的生活中,我们无法将这些具有毁灭性的本能运用在我们的同伴身上,便将它发泄在动物身上。这种激情很普遍,群体捕猎的热情和凶残有着相同的根源。群体慢慢地屠杀了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牺牲者,表现出一种非常懦弱的凶残。但是对于哲学家来说,这种凶残,同数十个聚集在一起的猎人用他们的猎犬追捕和屠杀一只倒霉的小鹿来获得欢乐时表现出的凶残,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群体或许会犯下杀人放火的罪行,无恶不作,但是它同样还会表现出非常崇高的奉献、自我牺牲、公正无私的行为,孤立的个人也难以做到这种行为。呼吁光荣、名誉和爱国主义,尤其能够影响组成群体的个人,通常能够达到令他自我牺牲的程度。类似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事例,历史上还发生过很多次。只有集体主义具备伟大的大公无私和奉献的精神。群体为了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信仰、想法和零散的话语,就会大无畏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例子实在数不胜数。持续抗议的人群为的是服从于一个命令,而不是提升一点维持生存的薪水。个人的利益几乎就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却极少会成为群体强大的行为动机。可以断定的是,在群体的智力无法理解的诸多战役中,统领群体的绝对不是个人利益——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心甘情愿被人杀掉,就像是被猎人的镜子施了催眠术的云雀一样。

    即使是在绝对卑鄙无耻的恶棍中间,这样的例子也会经常出现,他们仅仅因为自己是群体的成员,就会暂时用非常严格的道德准则要求自己。泰纳让人们注意到了一个事实,“九月惨案”的实施者将被害者身上的笔记本和珠宝都放在了委员会的桌子上,这些东西他们应该很容易就能拿走。在1848年的大革命当中,那些咆哮着的衣衫褴褛的群众入侵了杜伊勒利宫,他们并没有拿走那些令他们既兴奋又惊奇的物品,而其中的每一件都能换来让他们撑过数日的面包。

    群体对个人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并不是定向规律,而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常态。它甚至能够在比我刚刚援引的例子还要严肃的情况之下被观察出来。我在之前讲过,剧院里的观众要求舞台上的英雄拥有夸张的道德品质,一般可以看到,一个集会,即使所包含的成员品质极其低劣,但是他们也会表现得过分正经。放荡不羁的人、拉皮条的人和粗人,在有些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经常会突然变得细声细语,尽管同他们惯常的交谈相比,这种场合不会造成更多的伤害。

    虽然群体经常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他们还会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公正无私、顺从和对一个现实或虚幻的理想表现出绝对的奉献精神是道德品质的话,那么就可以说,群体通常会拥有这种道德品质,并且达到最聪慧的哲学家都很难达到的程度。他们当然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实践这些道德品质,不过这些都无碍大局。我们不应该太抱怨群体过多被无意识的因素所引导,从而无法做出合理的论证。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倘若能开动脑筋考虑一下当下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星球上就不可能培育出任何文明,人类将不会拥有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