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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顼的侵金政策，给西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到处是“败卒旁流，饥民四散”2。由于战争，金关闭了向西夏开放的榷场，中断了双方贸易，使西夏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对金战争，也激化了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皇室中以太子德任和大臣梁德懿为首的联金抗蒙古派，反对遵顼的侵金政策。光定十三年，德任即因拒不领兵侵金而被废囚禁于灵州，御史中丞梁德懿上疏谏阻，也被罢官。这一年，蒙古军大举攻夏，遵顼在附蒙古侵金政策彻底失败后退位。次子德旺继位后实行联金抗蒙古以挽救危机，采纳右丞相高良惠的建议，于乾定二年（金正大元年，224）十月，遣使同金朝议和。次年，金、夏又成为“兄弟之国”，但此时金也已处于灭亡前夕，兵虚财尽，自顾犹不及，更无力量去援西夏抗蒙古了。
2《宋史》卷48《夏国传》下。
《西夏书事》卷42。
第五节西夏的灭亡西夏政权仁宗（仁孝）后期，外戚任得敬分裂西夏，后依靠金朝而得以平定，但此后统治集团腐朽没落，内乱不断，日渐衰亡。此时蒙古最强盛的克烈部落也因其内部矛盾，一部落长亦剌合桑昆逃入西夏境内避难，引起蒙古与西夏的矛盾。
西夏北境与漠北蒙古高原上的克烈部与乃蛮部接界，并早有交往。在漠北各部的相互争战中，克烈部首领汪罕联合蒙古部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打败其叔古儿罕，古儿罕曾逃入西夏避难。夏乾祐四年（93）二月，乃蛮部首领亦难赤进攻克烈部，汪罕逃往河西时曾路经西夏，仁孝馈赠粮饷2。天庆十年（203）成吉思汗灭克烈部，汪罕之子亦剌合桑昆逃往西夏，后被逐出。西夏一贯蒙古部成吉思汗的敌人，成为蒙古决心灭夏的原因之一。后来成吉思汗即以西夏曾经纳其仇人亦剌合桑昆为借口，首先发动了对西夏的进攻。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诸部后，把进行掠夺战争的目标对准了金与西夏。西夏在金之西，蒙古之南，成吉思汗想先进攻金，但顾虑金与西夏联合，所以决定攻金之前先攻西夏，解除侧面威胁，采取扫除外围的战略。从天庆十二年（205）至宝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年中，成吉思汗对西夏发动了六次大规模的进攻2。
蒙古军破力吉里、取斡罗孩、围中兴府西夏天庆十二年（205），成吉思汗以“西夏纳其仇人桑昆”为借口，第一次征西夏3，破力吉里寨（今地不详，当在今甘肃西部），躏瓜（今敦煌西）、沙（安西东南）诸州，以天暑将盛，不敢久留，引兵还，经落思城（一说在河套北）4，大掠西夏人口及牲畜而去。西夏主纯祐先是不敢抗拒，后以蒙古兵退，即修复被破坏诸城，大赦境内，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今宁夏银川），以示西夏中兴。
西夏应天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年，207）秋，成吉思汗获悉西夏安全废主自立，于是第二次出兵侵西夏，攻取斡罗孩城（当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右旗西南的龙骨山，与甘肃山丹县接界处），四出攻掠，夏帝安全召集右厢诸路兵准备抵抗。成吉思汗见西夏兵势尚盛，未敢再进。逾五月，以粮尽自动退兵。
2《金史》卷34《西夏传》、卷2《交聘表》下；《西夏书事史》卷《太祖纪》；《西夏书事》卷38。
2《元史》卷《太祖纪》；《西夏书事》卷39。
3《元史》卷《太祖纪》；《西夏书事》卷4、卷42；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98年版。
4《元史》卷50《耶律阿海传》载，成吉思汗首次攻西夏在癸未年（223），今不取。落思城拉施特《史集》（汉译本第卷第2分册第207页）作克邻罗失城，《新元史》卷2《太祖纪》上作乞邻古撒城，均无落思城；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85页末注有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应天四年春2，因金朝降蒙古叛臣劝蒙古伐金。成吉思汗恐西夏助金，决意先攻西夏，于是第三次侵西夏。成吉思汗率兵由黑水城（当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境喀喇木伦［蒙语“黑水”］河滨）北入侵西夏腹地，夏帝安全遣其子承桢为主将督兵5万抵抗，夏兵大败，副元帅高令公（逸）被俘不屈死。四月，蒙古军攻占兀剌海城（当在今杭锦后旗境），太傅西壁讹答率兵巷战被俘3。蒙军遂进攻西夏都城中兴府的外围克夷门（今宁夏石嘴山北），克夷门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极为险要。夏帝遣嵬名令公再率兵5万抵御，相持两月，蒙军设伏以游兵诱嵬名令公，伏发将其擒获，遂破克夷门，进围中兴府。九月，蒙军引黄河水灌城，夏帝安全亲督将士登城守御。会大雨，河水暴涨，成吉思汗遣将筑防，遏水灌城，居民死者无数。十二月，堤决，河水久灌，城将圮，而水势四溃，蒙古军也不能支，将解围退，乃遣原西夏太傅讹答入城谕降。
夏帝安全登城，隔水与成吉思汗相见，面约和好，且请纳女、称臣4。蒙古军始退，西夏从此一蹶不振。
西夏的灭亡西夏光定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27）十二月，蒙古第四次进攻西夏，围攻西夏首都中兴府，夏主遵顼出奔西凉（今甘肃武威，或作逃往西京，即灵州，今宁夏吴忠西南）。旋即遣使请降，蒙古兵退。
西夏乾定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八年，223），新即位的夏帝德旺改变降蒙政策，当听说成吉思汗远征西域未返，乘机遣使联结漠北诸部，企图联合抗蒙古。次年，成吉思汗从西域返还，得知西夏阴怀异图，遂自将攻沙州（今甘肃敦煌西），逾月未下后退兵。同年九月，蒙古大将孛鲁由东面攻下西夏的银川（今陕西米脂北）。守城主将塔海出战，兵败被俘，死伤数万，被掳掠牲口牛羊数十万，损失惨重。
西夏宝义元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22）正月，成吉思汗以西夏纳其仇人亦剌合桑昆（一作亦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为藉口，发动东西两路夹攻。东路为主力，大军0万由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从蒙古草原南向取沙碛古道直捣河西走廊之背，破黑水城，死者数万，进攻贺兰山（今宁夏西北与内蒙古接界处），西夏大将阿沙敢卜战败被擒。西路由将领忽都铁穆儿率领，出兵先破沙州，屠肃州（今甘肃酒泉），东进而下甘州（今张掖）。七月，东西两路会师，合攻西凉府，西夏守将斡札箦力屈投降。成吉思汗率兵越过沙陀进军黄河九曲（皆在今宁夏中卫西南）处，破应里（今中卫）等县。十一月，攻灵州（西京），逼近首都中兴府，新即位的西夏末帝李■遣大将嵬2《西夏书事武亲征录》及新旧《元史·太祖纪》的年代及地名同。《元朝秘史》作兀剌孩，拉施特《史集》作额里哈，《多桑蒙古史》作委剌哈。有的学者将斡罗孩城与兀剌海城释作一地，本文释作两地。
3此据《元史》卷《太祖纪》；《新元史》卷3《太祖纪》下则作太祖五年（20）。4《西夏纪》卷2注；按《元史·太祖纪》称太傅西壁氏而无其名，而下文有太傅讹答，当即此人名。沈曾植注《元朝秘史》卷3“（西夏）主不儿罕降，将女子名察合的（《元史·后妃表》，第三斡耳朵有察儿皇后，当即此察合女子）献与成吉思汗（中略），遂将本国驼只科敛，直至赶逐不动，送将来了。”名令公领兵0万赴援2，蒙古军渡河邀击，西夏军英勇抵抗，领军佐里等战死，灵州失守，蒙古军遂围中兴府。
次年初，成吉思汗仅留一部分兵力攻西夏，自率大军南下攻金。六月，中兴府被围已半年，西夏末帝力屈投降，末帝举族入蒙古军中，旋即被杀，西夏亡。
蒙古于227年灭西夏后，又于234年灭金，于27年灭南宋。在继续清除了南宋的残余势力后，建成了统一的元皇朝。
附表西夏世系表（>
2《元史》卷《太祖纪》“十三年（28）伐西夏，围其王城，夏主遵顼出走西凉。”是将蒙古四次攻西夏事，推迟一年了。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有一解释“陈■《通鉴续编》、薛应旂《宋元通鉴》皆在前一年（27）。今按《金史·宣宗纪》，兴定二年（28）正月，“陕西行省获归国人言，大元兵围夏王城，李遵顼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凉。”夏与金相去辽远，而金人于是年正月已传闻知之，则必是前年事，《元纪》误。
第十四章周边的民族及其政权第一节奚族奚族源起奚族，属阿尔泰语系原始蒙古语族，隋朝以前称库莫奚，《魏书》首立其传。
早在东汉时，部分南匈奴人迁到以紫蒙川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今辽宁朝阳西北，老哈河上游），与鲜卑人杂居，遂被融合。史称这部人为鲜卑宇文部。公元345年，该部为慕容部所灭，余部窜入松漠间（今内蒙古东南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其后逐渐向东发展，其中一部分始以库莫奚见称。北朝时，库莫奚多次越过长城，南下到靠近今河北省中部的地区。其自然条件和接受中原影响等方面，较东北许多民族优越、直接，因此经济发展较快。北魏登国三年（388），道武帝从弱洛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南的四部掠夺了牲畜0余万头。北齐天保三年（552），文宣帝讨西徙于代郡（今山西大同北）的部分奚人，获杂畜0余万头。这两次牲畜数字表明，奚人的剩余产品是相当可观的。登国三年战争后，奚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人口随之增长，明确记载为五个部辱纥主、莫贺弗、契个、木昆和室得，每部首领称俟斤。为调节内部纠纷、组织战争和抵御灾害等，形成以阿会氏为首的部落联盟，无疑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的象征。
唐代前期，除畜牧业外，奚人还掌握了种植、加工和储藏粮食（穄）的技术，制造车辆、武器等手工业也占有一定地位。大量的剩余产品为各级酋长占有，大小酋长成为奴隶主贵族，对广大部曲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唐末光启年间（），契丹对奚人的一次战争就俘虏部曲7000户，可见奚族中处在奴隶地位的部曲是相当多的。唐代前期，部落联盟长就正式以奚王相称，而且又得到“都督”等唐朝的封号。奚王王位早已世选——世袭化。饶乐府（今内蒙古赤峰）及其所属各州机构，实际上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辽代，奚族社会发展深受辽朝影响，为朝廷控制的奚人部曲、俘虏，与奴隶相同。奚王府所辖奚人，辽前期仍维持奴隶制度。是时，奚族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比重逐渐上升。汉人、渤海人相继迁入奚人地区，奚贵族将大量土地租佃给汉族农民。那些输租于地主，又纳课于官的奚人“二税户”，慢慢成为国家编民，于是封建因素逐渐增加，并占有重要地位，但奴隶制度并没有全部退出奚族社会舞台。金代，随着奚族的分散和汉化加深，封建制便更加巩固。
奚族历史始终与中原皇朝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北魏“开辽海、置戍和龙（今辽宁朝阳）”，奚族归服，并入塞贸易。同时还不断南下与安州（今河北隆化）、营州（今辽宁朝阳）民杂居，“并无疑贰”。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征服奚族。突厥降隋，奚族与隋朝的往来频繁，隋朝通过营州总管府经略奚族。唐贞观四年（30），东突厥汗国瓦解。同年八月，大部分奚人内波斯史料拉施特《史集》（汉译本第卷第2分册第37页）作50万人，《新元史》卷3《太祖纪》下作50营。
附。二十二年（48），全部奚人内附。唐朝在奚族地区置饶乐都督府，阿会部置弱水州，处和部置祁黎州，奥失部置洛瑰州，度稽部置太鲁州，元俟折部置渴野州。各部酋长为该州刺史，大酋长可度者持节五州诸军事、饶乐都督。鉴于民族和地区的特点，均属于羁縻性质的州府。治于柳城（今朝阳）的营州都督府，系代表朝廷直接管辖饶乐等地区的最高权力机构。
武则天时，两蕃（奚和契丹）亲突厥势力抬头。万岁通天元年（9），奚族随契丹反唐，唐争取奚、契丹失败。后东突厥可汗默啜（9—7）趁机控制了饶乐地区，营州都督府南撤至渔阳（今天津蓟县）。开元四年（7），奚清降，饶乐府恢复。唐封其首领李大酺为都督，饶乐郡王。翌年，以固安公主嫁大酺。其后，还有两位公主嫁奚王。七年（79），赐奚绢3万匹；二十二年（734），再次赐绢20万匹。应大酺等人之请，营州都督府重治柳城。都督宋庆礼开垦屯田80余所，几年内便“收岁储”，免除从千里之外挽运粮食的旧例。宋庆礼又“集商胡，立邸市”。开元四年，奚族土特产品进入当时最大国际市场唐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市。饶乐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政治稳定，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都督李鲁苏任内。
天宝元年（742），平卢节度使直接管辖饶乐地区。安禄山假造奚人“谋反”，多次进行镇压。再以此“战功”取得平卢（今辽宁朝阳）等三大节镇的重权。然后又利用民族矛盾，将数万奚人丁壮编入军中，并成为其主力。安史之乱不仅荼毒北部中国，而且奚人也遭到了巨大伤亡，此后奚族即一蹶不振。
安史之乱后，奚族成为回鹘汗国的属部，但与唐朝仍保持附属关系。唐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契丹、奚两蕃使”。奚王及其各级酋长不断接受唐朝的封官、赐爵、赐姓和赏赉。鉴于奚使往来频仍，于元和十一年（8）规定，奚使团行至幽州（今北京）时，“选其酋渠三、五十人赴阙”。开成五年（840），回鹘汗国灭亡，奚族从中解脱出来。
辽时的奚族唐光启年间（），契丹打败奚王吐勒斯，奚人元气再次挫伤。9至0世纪之交，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对奚族交替使用战争和诱降手段。后梁开平五年（9），契丹终于征服奚族，奚族五部先后纳入契丹统治。
阿保机建国前后，战火连年不熄，相当一部分奚人丁壮编入辽军，从事征战和守边，所以伤亡很大。如辽天显三至四年（），在契丹与后唐的战斗中，奚军万余骑全部战殁。当时契丹初起，尚缺乏管理统治其他民族的经验，竟出现虐待贵族首领的事件。酋长去诸带领部分奚人逃奔妫州（今河北怀来）北山，依附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刘守光父子，陆续来到这里的有数千帐，史称他们为西部奚，去诸为西部奚王。这支奚人处于契丹与后唐间，并与后唐关系日益密切，不断朝贡往来，后唐庄宗赐第二任西部奚王扫剌国姓李氏，名绍威。但严重影响契丹与奚关系的还是“逐不鲁事件”。逐不鲁系契丹舍利，绍威以其姐为妻。逐不鲁得罪契丹帝，亡奔奚，绍威纳庇。契丹以此为借口，对西部奚发动战争，双方终至决裂。同时西部奚进一步向《魏书》卷00《库莫奚传》。
《新唐书》卷30《宋庆礼传》。
后唐靠拢，成为其臣属。后唐清泰三年（939），石敬瑭联合契丹灭后唐，辽得到包括西部奚驻地在内的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州。西部奚民最终还是归属辽朝，并被强迫迁回本土。
契丹与奚，习俗语言相同，地区毗邻，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因此阿保机早就选定奚族作为自己最好的联盟者。为建立并巩固这种联盟，辽将奚族分成两大部分，采取不同的统治形式。
一、辽朝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
唐天复三年（903），契丹阿保机将所俘奚族7000户编为迭剌迭达部，亦称奚迭剌部。辽神册六年（92），辽太祖阿保机又将另一部分所俘奚族编成乙室奥隗部和楮特奥隗部。这三个部均列入太祖二十部之中。撒里葛、窈爪和耨盌爪，原为奚族三个营，系著帐子弟，籍于宫分。圣宗将他们各置为部，又置讹仆括部，这四个部都列入圣宗三十四个部之中。上述七个部皆隶南府，直属辽朝廷。因其摆脱了奴隶地位，故与辽朝的对立情绪也就越来越少。他们接受契丹影响较多，各有不同程度的契丹化。
二、奚王府管辖的各部。
辽太祖阿保机毅然保留奚族最高的军政领导机构奚王府。该府除奚王外，至太宗时还加设二宰相、二常衮。二宰相匡辅奚王；诰命大常衮，在奚王左右；副常衮，总知五房族事。奚王均由奚人担任。奚王府管辖遥里、伯德、奥里、楚里和梅只（知）五个部，与唐代的奚五部具有直接对应关系。每部长官为节度使。奚王府与契丹北大王院、南大王院、乙室王府合称四大王府。后三个大王府下的民众，在契丹本族中的地位很高。奚王府能够与三大王府并列，可谓荣宠。奚贵族和朔奴、萧莆奴、萧阳阿、萧韩家奴等入仕辽朝，在朝廷和地方任高官，享厚禄。奚“五王族，世与辽（契丹）人为昏（婚）”，又多了一层血缘宗亲关系。统和十五年（997），辽圣宗免除奚王府所属各部税贡。通过这些措施，使得奚贵族与契丹贵族的关系更加密切。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对奚族毕竟存有戒心，担心奚王府壮大而无法驾驭，更害怕他们反戈相向，故不断地采取控制和防范的措施。如辽太祖于天赞二年（923），镇压胡损领导的奚人起义后，便改组奚王府，任命忠于朝廷的奚人贵族勃鲁恩为奚王。其后，奚王一直由朝廷任命。同时清理各部，裁撤奚王府“给役户”，查出大量“隐丁”，再加上起义失败后的“流散”者，由这三部分人组成“堕瑰部”，于是奚王府统属的五个部变为六个部。奚王对六部的实际权力仅维持到辽中期，圣宗将奚王府对六部的“单线”领导改成由奚王府和朝廷的“双线”领导。统和十二年（994），圣宗对奚六部进行大规模调整，将梅只、堕瑰二部合并到奥里部之中。分奚王府二剋为南剋部和北剋部，从而削减该府常备军。奚王府所属六部军队，由契丹贵族任监军。奚六部秃里太尉，系巡回地方、监理词讼的官员，铁剌之后也一直由契丹人担任。这些措施削弱了奚王府的力量，使其地位和权力不能超出固有的限度。
辽对奚族的基本政策即契丹与奚族结成的政治联盟，从不同的角度发挥作用，既保证奚贵族的特殊地位，使奚变成第二等级的统治民族；又使得奚族能够就范，更好地为契丹所用。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而且在辽朝的创业、《旧唐书》卷99下《奚传》。
《金史》卷7《奚王回离保传》。
守成和拓疆等过程中，奚族都充当了忠实可靠的助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契丹族许多先天性的不足。
金时的奚族辽金嬗递之际，奚王回离保率部分奚众以迁州（今河北秦皇岛市北）箭笴山为根据地，金天辅七年正月初三（23年月3日），建立奚族历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权，即大奚国，回离保被拥戴为皇帝，建元天复。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他们举起“抗金”的旗帜。同年五月中、下旬间，回离保为部下所杀，政权瓦解，余党金臣阿古者坚持抗金，后也战败被俘，奚人先后归附金朝。
金朝对奚族采取笼络上层、分散诸部的政策，具有代表性的奚族上层人物纷纷进入金朝统治集团。如伯德特离补，天德间（49—52）任大理卿、同知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萧恭，天辅间（7—22）先后为兴中（今朝阳）尹、兵部尚书。海陵王（完颜亮）时（49—），萧怀忠官至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西北部招讨使。萧肄，有宠于海陵，入相。萧裕，系海陵王心腹，官至中书令。奚人各部多次被拆迁，一部分西徙于数千里之外的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一部分北上临潢（今巴林左旗东南）、咸平（今辽宁彰武西）和泰州（今吉林洮南东北），还有一部分南下中原。留在原地的奚人不多，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抗金力量。奚人被编置在猛安、谋克中，担负着沉重的兵役。2世纪0年代初，奚人参加了契丹耶律窝斡等人领导的反金大起义。被拆散的奚人，逐渐地与当地民族融合。元代，随着民族融合的迅速发展，也就很难辨认谁是纯粹的奚人。大部分奚人被融合在汉、契丹人之中，女真和蒙古人中也有奚人血统。被契丹、女真人融合的奚人，后来也多半融合在汉人之中。
奚族虽然消失，但是其后人仍以其他民族的身份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这个民族的历史作用应当肯定。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在较长的时间里，奚族保持着畜牧业、农业、狩猎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因此也就突破了单纯游牧民族的文化框框。奚人的马，善于在山岭林莽间奔驰，奚人熟练地掌握了培育、驯养这种良马的技术。辽代，相当一部分奚人由逐水草而居发展到造屋定居，在奚王避暑庄中还建有亭台。奚车早就享有盛名，其特点是不能任重而利于山行。辽代，奚人造车成为专门手工行业，不仅自用而且供应契丹，连造车技术也传给了契丹，甚至辽朝皇帝也经常乘坐奚车。宋代，奚琴已演变为马尾琴，使用马尾弓，成为擦弦乐器。这种乐器，声音悦耳，音色明亮，广泛流传于民间。它是现在二胡、四胡和京胡的前身。由此判定，奚人喜爱歌舞。奚人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还出现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辽、金朝尤多。这些成就进一步丰富了祖国大家庭的文化遗产。
第二节鞑靼鞑靼诸部“鞑靼”之名最早见于公元732年突厥文《阙特勤碑》，突厥人把位于其东方的蒙古语族室韦诸部称为“三十姓鞑靼”。
隋唐时室韦诸部分布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及其附近地区，主要从事渔猎业。南部的室韦人由于受靺鞨等邻族的影响，也兼营粗放农业和养猪，其特点是“无羊少马”、“多貂”、“多猪”。
8世纪初，一部分室韦人已西迁。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崩溃后，室韦人大量西迁或南迁，进入今蒙古国境内和我国内蒙古西部各盟草原。迁到大草原上或草原、森林交界地区的室韦人，改变原来以渔猎为主、兼营粗放农业和养猪等生活方式，成为草原游牧部落或半游牧半狩猎部落。这些室韦人在外迁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大量突厥、回鹘及其他突厥语族人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在语言、习俗、生活、种族成分等方面，经历了相当程度的突厥化过程；进入漠南的室韦人除吸收突厥、回鹘人外，还吸收了不少党项、吐谷浑、沙陀、汉人等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为颇不同于原室韦人的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此外，一部分原室韦人在数世纪中逐渐西迁到今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广大森林地区，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森林狩猎部落。以上这些由原室韦人外迁后形成的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就是唐末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的鞑靼诸部。
鞑靼即新的室韦系蒙古语族诸部落，包括敌烈、乌古、阻卜、梅里急、萌古、斡朗改等部。
一、敌烈，又译敌烈德、迪烈得、迪列子等名，是由八个分部组成的大部落，分布于今中蒙境内的克鲁伦河中、下游和今中蒙边界的贝尔湖及今内蒙古呼伦湖之间，即金代塔塔儿部的前身，主要从事游牧。
二、乌古，又译于厥、羽厥、于厥里、乌古里、妪厥律等名。为人数众多的强大部落集团，分布于今克鲁伦河下游、呼伦湖、今中蒙边界的哈拉哈河以及今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的东岸，今内蒙古的根河、海拉尔河等地。主要从事游牧。
三、阻卜，又译阻■、术不姑等名，为分布于北起今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南至今内蒙古阴山一带大草原上的，众多室韦系蒙古语族游牧部落的泛称（见《辽史》萧韩家奴、萧图玉、萧惠等传）。所谓“阻卜诸部”，意为“草原游牧民”、“草原游牧部落”，实为蒙古大草原上室韦系蒙古语族游牧民之自称，转而成为契丹人对蒙古大草原上尚无部落专名的室韦系诸游牧部落之泛称2。
四、萌古，即蒙古，辽时为人数不多的半狩猎、半游牧小部落，分布于今俄、蒙境内的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到辽末金初时逐渐强大起来。五、梅里急，又译密儿纪、蔑儿乞惕，分布于今俄、蒙境内色楞格河的下游一带，为强悍好战的半狩猎、半游牧部落。
六、斡朗改又译嗢娘改，即拉施特《史集》所载森林兀良合惕诸部，分2《辽史》卷33《营卫志》下。
布于今贝加尔湖地区，为辽时该地区森林狩猎部落的总称。
辽时的鞑靼辽初，神册三年（98），斡朗改诸部向辽廷进献挽车人（拉车奴隶），从此开始归属辽朝。次年，辽太祖征服乌古诸部。天赞三年（924），敌烈诸部主动归附辽朝，从此不断向辽廷进贡。
辽朝为统治乌古、敌烈，在乌古部和敌烈部各置节度使或详稳（大部分由契丹人充任），又于其上置乌古敌烈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以统辖之。咸雍四年（08），设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为统辖两部的最高机构，其最高长官为统军使（有时仍称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
辽初，阿保机征服了分散于大漠南北的阻卜诸部后，尚未建立牢固的统治。保宁三年（97）起，辽廷委派耶律速撒为阻卜九部都详稳，在漠北招抚诸部，他在任的二十年间对阻卜诸部实施了颇为有效的统治。速撒死后，一些阻卜部落叛辽。统和十二年（994），辽廷派皇太妃（承天太后之姊）统率军队进屯克鲁伦河，并委派萧挞凛为阻卜都详稳协助太妃掌管军事，讨伐阻卜诸部中不服从辽朝统治的部落，加强对阻卜诸部的统治。萧挞凛奏请辽廷在漠北腹地建立三座城以镇抚阻卜诸部。统和二十二年（004），建成了镇州、防州、维州三城（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西南）。此后，辽设置了西北路招讨司驻镇州（今蒙古土拉河支流喀鲁哈河南面），最高长官为招讨使。西北路招讨司是辽西北边疆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负责镇守西北边疆地区，管辖阻卜等部落。统和二十九年（0），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称“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节度使。”辽廷同意他的建议，从此向阻卜各部委派节度使进行管辖，阻卜各部酋长也多由招讨使推荐给辽廷正式任命为节度使。
僻处今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的萌古部，在辽大康十年（084）向辽廷遣使进贡，其酋长接受了辽廷封授的部族官称号令稳、详稳，成为辽的属部，例如，成吉思汗的五世族祖察剌孩被辽廷封为令稳，四世族祖必勒格被辽廷封为详稳。
斡朗改，这些活动在今贝加尔湖地区的森林狩猎部落，虽从辽初即已归属辽朝，成为辽的属部，但这些森林部落由于居于僻远地区，并不经常向辽廷遣使进贡，《辽史》仅载三次。
受辽朝统辖的乌古、敌烈、阻卜等属部每年必须缴纳大量贡赋。例如，阻卜诸部岁贡马2万匹。除每岁常贡外，属部还须服兵役，自备武器马匹，接受征调，随从出征。
此外，阻卜等属部必须负担各种徭役。圣宗统和年间，在漠北辽军屯驻区，“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
由于辽西北边疆地区都详稳、统军使、招讨使等高级官员以及各部节度使，对待阻卜等属部骄横暴虐、征敛无度，阻卜、敌烈、乌古等部在辽代各个时期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余大钧《关于“阻卜”的语源、对音及语义》，《内蒙古大学学报》982年第期。《辽史》卷93《萧图玉传》。
应历十四年（94）十二月，乌古部起义，辽详稳僧隐与起义军交战，败死。次年正月，辽廷派枢密使雅里斯等统率军队镇压，经过一年半交战，未能摧毁起义军。后辽廷增派萧幹等征讨乌古部起义，又经过半年，萧幹等人到应历十七年正月才讨平乌古后返回。
开泰二年（03）正月，阻卜诸部起义，围攻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于镇州（可敦城）。三月，辽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率军来援，萧图玉又遣人诱降诸部，才将这次起义平定。
开泰三年九月，敌烈八部起义，邻近诸部皆响应，攻占巨母古城（今内蒙古满洲里东南）。这次起义延续了半年多，次年四月，才被北院枢密使耶律世良讨平。
太平六年（02），西北路招讨使萧惠统率军队出征甘州（今甘肃张掖）回鹘，征兵诸部，“阻卜酋长直剌后期，立斩以徇”2，于是阻卜诸部起义，攻杀辽都监涅鲁古、国舅帐太保曷不吕等人。这次起义延续了数年，辽军征讨累年，未能成功。后来改用招抚的办法，阻卜诸部才逐渐归顺辽廷。
从辽兴宗时起，分散的阻卜诸部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辽廷为招抚阻卜诸部，封阻卜诸部联盟长屯秃古斯为大王；其弟撒葛里为太尉。重熙十四年（045），屯秃古斯曾率领阻卜诸部酋长至辽廷朝觐。重熙二十二年（053），屯秃古斯又率领阻卜诸部酋长进贡马匹、骆驼。
辽道宗时，磨古斯担任阻卜诸部联盟长。大安八年（092），由于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何鲁扫古误击磨古斯部，磨古斯杀死辽金吾（武官）吐古斯叛辽。何鲁扫古战败，他所统率的二室韦、六院部、宫分等军及特满群牧均陷没。辽廷改任耶律挞不也为西北路招讨使，征讨磨古斯。磨古斯假投降，诱杀挞不也。大安十年（094），辽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等统率大军讨伐磨古斯，打败磨古斯所率阻卜四部，斩首千余级。磨古斯尽管战败遇挫，但此后六年间继续坚持抗辽斗争，到寿昌六年（00）才被斡特剌擒获，押回辽廷处死。磨古斯死后，阻卜、乌古、敌烈等部的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以迄辽末，成为对辽朝的严重威胁。
金时的鞑靼在辽朝势力衰落时，尤其是辽亡金兴的过程中，形成了若干较强大的鞑靼部落集团，如克烈（又译客列亦惕，即辽时北阻卜诸部）、蔑儿乞惕、斡亦剌惕、汪古、广吉剌（又译弘吉剌、翁吉剌惕）、塔塔儿、蒙古等等。这些部落集团在2世纪金代时，互相掠夺、争战不休，尚未形成统一的力量。他们大部分对金朝保持某种程度的臣属关系，向金朝纳贡，其首领接受金廷的封号。金朝设置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司，管辖各归属部落，收受贡赋，颁发赏赐，并统军征讨叛部。
与辽代相比，金代对漠北地区的统治已大为减弱，由于鞑靼诸部的强大，三路招讨司的治所均设在内地，未能设到漠北，如东北路招讨司治所设在泰州（今吉林洮安东），承安三年（98），迁治所于泰州长春县（今大安南），西北路招讨司治所在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西南路招讨司治所在丰州（今呼和浩特东），实际上只能较严格地控制接近内地的各部落如塔塔儿、2《辽史》卷04《耶律昭传》。
汪古等部。
鞑靼诸部反抗金朝统治、侵扰内地的战争不断发生，形成对金朝愈来愈严重的威胁。金朝除采取派遣军队征伐以及利用若干鞑靼部落之间的矛盾，挑动它们互相仇杀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外，在内地与鞑靼诸部分布地区之间开浚界壕、构筑边墙进行防御。早在金熙宗天眷（38—40）年间，就曾在东北路开浚界壕；金世宗（—89）时，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全面动工，构成了东北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起，向西南延伸，经今阿巴嘎旗、苏尼特左右旗，以迄今乌兰察布盟四王子旗北部，连绵不断的界壕边墙，这也就是著名的“金长城”。但是3世纪初当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游牧贵族崛起于漠北时，历时数十年、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开凿构筑起来的金界壕、边墙，并未能阻挡住蒙古铁骑的进攻。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大军轻而易举地越过边墙南下，驰骋在华北平原上，开始严重地威胁到金朝的存在。
第三节回鹘（附喀喇汗王朝）
以甘州回鹘为中心的河西回鹘公元840年，曾左右中亚和东亚形势近百年的回鹘汗国（），在内乱迭起、天灾频仍的情况下，又遭黠戛斯的突袭而溃散，其部族分三支西迁。
早在7世纪末至8世纪20年代（唐武则天时），复兴后的东突厥默啜可汗（9—7）方强，向外扩张，攻取铁勒故地。所以在漠北色楞格河流域时期，回纥汗国中的一部分人，会同其外九部的契苾、思结、浑三部从漠北度碛，首批迁住河西走廊甘（今甘肃张掖）、凉（今武威）二州之间，唐朝常取其壮骑参加当时设在凉州的赤水军，这是回鹘人迁往河西的先驱者。唐天宝十四载（755），发生安史之乱，西边空虚，于是吐蕃乘机东向，尽占陇右、河西。所以到唐开成五年（840），回鹘一支西迁河西时，初依吐蕃。唐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达玛被刺，贵族内讧，混战二十余年，于是河西汉人张议潮（原任唐沙州节度使）的政权崛起。张议潮受唐封为归义军（沙州）节度使，节度瓜（今甘肃安西东南）、沙（今敦煌西）、伊（今新疆哈密）、肃（今甘肃酒泉）、鄯（今青海乐都）、甘、河（今甘肃东乡西南）、西（今新疆吐鲁番东）、兰（今属甘肃）、岷（今岷县）、廓（今化隆西）等州。唐大中五年（85），在甘、凉二州的一支回鹘又西向与张议潮联合，以共击东南的吐蕃（时其主要据地在陇右）。五代时吐蕃势衰，回鹘渐强，牙帐设在甘州。
唐咸通八年（87），张议潮入朝长安（今陕西西安），其侄张淮深代行归义军节度使事。十三年，张议潮死于长安，张淮深继任节度使。借唐朝的声威镇抚河西，与各族和睦相处，河西遂成富庶之区。唐中和二年（882），黄巢起义占领长安，唐僖宗出奔，“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归义军又卷入当地藩镇（李茂贞）的斗争之中，力量削弱。唐大顺元年（890），张淮深在内乱中被害。二年后，河西内乱，直至唐光化三年（900），唐昭宗任命张淮深之侄张承奉为节度使，河西内乱始告结束。张承奉建西汉金山国，自号白衣天子，占据瓜、沙等州。当时甘州回鹘扼河西入唐的孔道，又控制河、兰两州，成为金山国的劲敌，双方战争频仍，最后回鹘打败张承奉，两国议和，张承奉尊称回鹘可汗为父。
张承奉的后嗣到五代后梁贞明年间（95—920）断绝，州人推长史曹义金做首长，他于同光二年（924）受后唐册命任节度使领瓜、沙二州事。曹义金继张承奉之后，仍尊称甘州回鹘为“父大王”，目的是希望通过他能同中原后唐相通。所以事实上，这时瓜、沙二州是依附于甘州回鹘的。
从五代至北宋，整个河西回鹘的分布，除以甘州为中心外，还有下列各处一、沙州。上已述及，瓜、沙二州到五代初已依附于甘州回鹘。而曹义《辽史》卷93《萧惠传》。
程溯洛《河西回鹘》，《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民族出版社98年版。《资治通鉴》卷252，唐咸通十三年八月。
金后人在瓜、沙二州的势力还绵延到北宋景祐、皇祐之间（）。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时，沙州开始为回鹘所控制2。宋庆历二年（042）、皇祐二年（050），到宋朝贡骆驼、名马、玉等物。辽开泰三年（04），到辽朝贡方物。
二、凉州（今甘肃武威）。宋天禧四年（020）时，凉州回鹘常到北宋贡奉。
三、贺兰山（今宁夏西北边境与内蒙古交界）。宋端拱二年（989）时，这里的回鹘都督石仁政、么啰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等四族并居贺兰山下。
四、秦州（今甘肃天水）。宋大中祥符四年（0），那里的回鹘人安密到宋朝献玉带贺祀汾阴，礼成，宋朝封其首领翟符、守荣为神武大将军，安殿民为保顺郎将，余皆赐冠带器币。宋乾兴元年（022），秦州回鹘赵福献马并银缨钹，自此每年到宋朝朝贡。
五、合罗川（今额济纳河，即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境东河、西河）。宋雍熙四年（987），这里的回鹘族第四次太子遣使到北宋贡鍮石，又回鹘等四族首领也遣使朝贡。
六、肃州。这里连同东面的甘州回鹘合称“黄头回鹘”（即“撒里维吾尔”），人数达万左右，与蒙古族、汉族杂居，从事游牧。他们原信萨满教，后来又信佛教，但没有受到过伊斯兰教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语言里没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却夹杂有一小部分汉族政治和佛教语汇。
河西回鹘的官制与风俗在官制方面，五代时，甘州回鹘的官号仍用突厥名，如史载后唐庄宗“册仁美为英义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银嗣立”3。据沙勤）。又如后唐清泰二年（935）入朝的“密录都督”，应为，“相温”，似即突厥语借汉语将军的音译。同时，甘州回鹘这时兼采汉制，有宰相、枢密使的职名，如宋大中祥符三年（00），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遣左温宰相、何居录越枢密使、翟符守荣等来贡。
在风俗上，甘州回鹘可汗常楼居，其国相“见可汗，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2。又甘州回鹘的妇女常着青衣如中国道服的样子，用薄青纱罩面而露其脸。
整个河西回鹘为游牧封建社会，但尚保留有原始氏族社会的残存。如五代时，甘州为整个河西回鹘游牧封建大领主牙帐的所在地。至于合罗川的小部落，每一部落又有分封的小领主，领主有管辖他自己部落——“族帐”的参见《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曹义金《上回鹘众宰相状》，载［法］伯希和《巴黎敦煌经卷》，引自《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号。高自厚《甘州回鹘世系表》，《西北史地》983年第期。2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考证》，载《雪堂丛刊》。
3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985年第五代史》卷38《回鹘传》。
2［法］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933年版。权力。其他散居瓜、沙、凉三州间的回鹘也“各立君长，分领族帐”。在游牧封建社会中，牧民是固定地依附于其世袭的领主个人。
北宋天圣六年至景祐三年（），甘、凉、瓜、沙、肃等州被西夏赵德明父子攻取，河西回鹘变成西夏之属。西夏宝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227），西夏又亡于蒙古。
高昌回鹘的形成及政制高昌回鹘，高昌为唐代西州，故亦称西州回鹘2，阿拉伯史家称为“九姓乌古斯”。据《隋书·铁勒传》和《唐会要·结骨国》记载隋唐时，今新疆哈密（古称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天山（白山），已有乌护（ohur）或乌纥（）。乌护或乌纥与回纥（）即一音之转，实为一族。从此可以证明，从公元世纪末起，今新疆东部天山附近已有回纥人居住。又《宋史·高昌传》也有记载，在唐安史之乱（）时，高昌一地“颇有回鹘”。此外，《新唐书·回鹘传下》还说在唐代，北庭（今吉木萨尔北）和焉耆之北一带，还有回纥外九部的拔悉密和葛逻禄。到唐开成五年（840），漠北鄂尔浑河流域回鹘汗国政权崩溃，由贵族庞特勤率领，分三支西迁，其中一支先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定居，不久分出一部分人东去高昌。唐咸通七年（8），回鹘首领仆固俊从北庭南下，击败吐蕃，收复西州（高昌）、轮台（今乌鲁木齐北）等要地，使回鹘人以高昌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遂安定下来。高昌（广义的指今整个吐鲁番盆地）是当时回鹘人巨大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除首府高昌（今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外，另在天山北麓唐代北庭的旧址，建设夏都，作为其王室在夏季中避暑及放牧之地。整个高昌回鹘王国的疆域，到9世纪后半期即已形成。东起哈密力（今哈密），西至冰达坂（今阿克苏北），北抵赤列河（今伊犁河），南距吐蕃。境内实行双王制，即高昌回鹘和龟兹回鹘分立。
高昌回鹘，从9世纪50年代建立后，历五代、北宋、西辽、元，到4世纪0年代末、70年代初，随元朝及察合台汗国之亡而亡。前后存在500多年（龟兹回鹘大约在2世纪初西辽西迁时即消亡）。其政治史略从其王室即亦都护的谱系3，可分为前后两大段从唐末至北宋、西辽为第一段，其政治倾向是和内地唐朝、北宋往来密切，如唐末其首领仆固俊斩吐蕃大将尚恐热后，传首于唐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即为明显的例子；又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高昌回鹘王阿厮兰汗遣使臣麦索温到宋朝赠送礼物，自称“西州外甥”，追认从前与唐朝的姻亲关系。而稍前即从辽天赞三年（924）开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即西征北庭，其势力及于今阿尔泰山，威震西域。从元初至元末为第二阶段，其总的政治趋势，因蒙古兴起，脱离西辽的统治而归附于蒙古，且助成吉思汗西征，有助于元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还曾好几代娶元朝皇室公主为可敦。从3世纪亦都护纽林的斤（）时起，高昌回鹘一直忠于元朝皇室，与蒙古西北诸王笃哇之乱作战，纽林的斤的长子帖木儿补化曾从其父入元朝备宿卫，后拜中书左丞相，和内地的政治发生极其《新五代史》卷74《回鹘传》。
2《宋史》卷249《回鹘传》。
3程溯洛《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西北史地》984年第4期。密切的关系。
在政治制度上，高昌回鹘的最高统治者为“亦都护”（突厥语，意为幸福的君主），他自称为“阿厮兰汗”（意为狮子王），其政治权力是专制和世袭的。其下有宰相和枢密使，再下有“于尔奇”（大臣）、断事官（司法首长）以及大小伯克（存在于首府高昌以及各地方）。被统治阶级主要为农民，分为卡朗奇（受雇的农民）、伊得如（即燕齐户，近似奴隶）、库瓦克（要向国家和官吏缴纳实物和捐税）、图图克（作为农奴被使用，期满可自由）、卡达篱（在自由民与农奴之间）；其次为奴隶；第三种为萨里，是佛僧的仆人。如果哪一种农民失去土地，那就被迫去租种地主的土地。
高昌回鹘的经济、文化与宗教高昌回鹘在吐鲁番盆地定居以后，其发展起来的农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的生产，都已基本上摆脱了过去在漠北时期以游牧为主的内容，而具有西域的特点。
在农业生产上，放弃过去在漠北草原上的游牧生活而以经营定居的农业为主，地产五谷，产葡萄酒，在种植白■（即棉）并织成布方面有长远的传统，梧桐的树脂称为梧桐泪，可做药用及工业上金属的焊剂。在农业上利用水力，引导天山上的雪水以灌田园，造作水祐硙即水磨，便于粮食加工，因地制宜，用骆驼耕田，也有一部分畜牧业。
在手工业上，丝织品有兜罗、锦、纻丝、熟绫。棉、毛织品有斜褐、白■布、绣文花蕊布。矿物中有著名的硇砂，是一种氯化钠，为制皮革不可缺少的原料。铁制品中，回鹘人已有镔铁即钢，当时回鹘人手工业操作的各种器械，许多得用钢铁才能制成。
在商业上，从其和内地商业的往来频仍可以看出商业之发达。回鹘人多到辽南京（今北京）做买卖，善于鉴别珍宝。也常到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进行贸易，辽朝特别在上京南城设立”回鹘营“作为居留地。与五代、北宋也进行贸易。向宋的洛阳、开封源源不绝地输送马匹，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元丰八年（085）将战马约匹送抵开封。又如棉布（白■布）一项，后周广顺元年（95），一次运到开封的就达329段，这也说明当时内地植棉业还很不发达。
高昌人的文化宗教事业也十分发达。
高昌回鹘人在宗教信仰上，先信最早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而后信佛教。所以，在今新疆吐鲁番西的木头沟或吐峪沟的墙壁上或废墟内，已发现大量回鹘人的宗教壁画，表现出与波斯文化融合的倾向。高昌回鹘人“乐多琵琶、箜篌”，“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高昌壁画中，经常有天堂中跳舞的画面。塔里木盆地的戏剧表演，在汉代已产生，这由20世纪在吐鲁番、哈密发现的译成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抄本的残卷、写本，以及近代在库车出土的有关当时戏剧演出的场面和文物可以证明。
9世纪末，法国人伯希和曾在我国敦煌千佛洞发现几百个属于元朝初年回鹘文木刻活字。据研究，这些回鹘文木刻活字很可能是元朝初年因在敦煌、程溯洛《高昌回鹘亦都护谱系考》，《西北史地》983年第史》卷490《高昌传》。
吐鲁番一带大量翻译佛典，就参考同时代王祯那一套汉文活字印书的办法，用于畏兀儿地区所留的痕迹2。在唐代，已从内地传去七曜历，有十二地支及生肖，这由我国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得到的回鹘文历书残页（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可以证明。
在回鹘文书方面，除零星契约及文书外，主要的有回鹘文的《玄奘传》，原译本为0世纪中别失八里回鹘佛僧详古舍利所译，930年在新疆出土，现已整理。《金光明经》（汉文译者为唐高僧义净）的回鹘文译本（译者同《玄奘传》），是从汉文译本转译的，另从梵文本添译了好多处，成为研究古代维吾尔语和宗教（佛教）的基本材料。《乌古斯可汗传说》，这是未经4世纪波斯史家拉施特·丁掺入伊斯兰色彩的、维吾尔族最早有关其自己始祖的民间传说。传说写成的时间大约在0世纪，地点在天山南路，为一佚名回鹘人的手稿，现收在拉得洛夫氏的《福乐智慧·导言》之中。
吐鲁番古代各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早有成熟的医药（如唐代的《西州续命汤》）。北宋大中祥符六年（03），高昌回鹘境内龟兹进奉使李延庆等3人到宋朝献香药。元代畏兀儿人军医月举连赤海牙曾在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奉命修麴药以疗师疫”3。
在宗教信仰方面，高昌回鹘人曾先后信奉摩尼教、佛教和景教，所以回鹘文佛典中有些与摩尼教相混合之处，即将佛教诸神披上摩尼教的神名。至于景教，则与摩尼教几乎同时在高昌流行，但只为少数人所信仰。到元朝时，畏兀儿人景教徒在促使伊利汗国中的蒙古人和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国王相互往来中作出了贡献。
2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文史》第2辑，中华书局98年版。
3程溯洛《论敦煌、吐鲁番发现的蒙古国和元时期回鹘文木刻活字和雕版印刷品与我国印刷术西传的关系》，《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三联书店955年版。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的兴亡公元840（唐开成五年），回鹘从漠北分四支外迁，除一支南下，其他三支西迁，其中最大的一支在汗族成员庞特勤和相馺职的率领下西奔葛逻禄（今阿尔泰山以西地区）。这支西迁回鹘，建牙于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称之为喀喇斡尔朵。这个王朝，国外史学家有的称为阿弗拉西亚勃王朝，有的称为伊利克汗王朝；中国史学家有的称为黑汗王朝，有的称为黑韩王朝；现在史学界通称之为喀喇汗王朝。
喀喇汗王朝在七河地区巩固住地位以后，迅速把领域扩大到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地区。根据喀喇汗王朝史学家阿布杜·加费尔在公元世纪写成的《喀什噶尔史》（此书已佚，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杰马尔·卡尔希于4世纪写成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中）所记载的传说，喀喇汗王朝创建者的称号为“毗伽阙·卡迪尔汗”。
喀喇汗王朝的政治体制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古老的习惯法“双王制”，即汗国分为两部分，由汗族中最长者任大可汗，次长者任副可汗，分别统治汗国的一部分。汗位的继承，是传长制，不是嫡承制。大可汗称为阿尔斯兰（突厥语意为“狮子”）喀喇（意为“伟大”、“最高”）可汗，驻巴拉沙衮，以后随着王朝统治民族定居农业文化的发展，多驻喀什噶尔。所以喀什噶尔又称为“斡耳朵坎特”（意为“汗城”）。副可汗称博格拉（意为“公驼”）喀喇可汗，初驻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中迁喀什噶尔，后又迁回怛逻斯。
喀喇汗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的王朝。据史料记载，0世纪前期，驻喀什噶尔的博格拉汗萨图克正式接受伊斯兰教。他的儿子阿尔斯兰汗穆萨·阿布杜·克里木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推行到全境。公元90年（宋建隆元年、辽应历十年），有20万帐游牧民皈依了伊斯兰教。992年（宋淳化三年，辽统和十年），博格拉汗哈桑（哈龙）率军占领萨曼王朝的首都蒲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因染病撤兵，死于返回的途中。999年（宋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阿尔斯兰伊利克（意为“狮子王”）纳赛尔再度出兵，几乎完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长驱直入蒲华，灭掉萨曼王朝，河中地区被纳入喀喇汗王朝的版图。世纪初，卡迪尔汗玉素甫攻下于阗（今新疆和田南），灭掉于阗李氏王朝，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所谓“圣战”，把喀喇汗王朝的东部疆界扩大到约昌城（今且末南）以东（今若羌境内）。世纪前期，喀喇汗王朝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达到鼎盛时期。40年（西辽康国七年），喀喇汗王朝在河中地区的统治者布里特勤伊卜拉欣脱离东部大可汗的统治而独立，自称桃花石（意为“中国”）·博格拉汗。从此，统一的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部汗国为哈桑支系统治，首府仍是巴拉沙衮和喀什噶尔。西部为阿里支系统治，首府最初是乌兹根（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乌支根），不久迁往萨末鞬（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后来，西部汗国的汗位也转到哈桑支系手中。
《元史》卷35《月举连赤海牙传》。
参见魏良弢《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及其名称》，《历史研究》982年第2期。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阗李氏的年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诸说不一年，年，009年。今采00年说。
喀喇汗王朝实行分封制（“伊克塔”制），这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位、王位和封地而经常发生内讧和混战，使国力日趋衰弱。089年（宋元祐四年、辽大安五年）塞尔柱王朝攻下蒲华，西部喀喇汗王朝从此在政治上成为塞尔柱王朝的附庸；东部喀喇汗王朝在30年（西辽耶律大石称帝前一年），也曾一度表示臣服于塞尔柱王朝。34年（西辽康国元年），东部喀喇汗王朝大可汗伊卜拉欣同葛逻禄首领和康里首领不和，发生冲突，请求西辽王朝出兵支援。西辽趁机占领巴拉沙衮，作为自己的都城，把东部喀喇汗王朝降为附庸，从此东部喀喇汗王朝的辖地只有喀什噶尔与和田地区。37年西辽在和毡（今塔吉克斯坦的霍占）击溃西部喀喇汗王朝的军队。4年九月九日，塞尔柱王朝与西辽王朝在卡特万草原（萨末鞬以北）上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会战。西辽以少胜多，塞尔柱王朝惨败，结果退出了河中地区，西部喀喇汗王朝改换宗主，仍以附庸形式保存下来。后来乃蛮部酋长屈出律篡夺了西辽王朝的统治权，放还东部喀喇汗王朝统治者穆罕默德。2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西辽天禧三十四年）喀什噶尔的贵族暴动，杀死了这个末代可汗，东部喀喇汗王朝灭亡。次年，即22年（蒙古成吉思汗七年），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出兵占领萨末鞬，处死西部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苏丹奥斯曼，西部喀喇汗王朝也灭亡，河中地区成为花剌子模的疆域。
喀喇汗王朝社会经济与文化喀喇汗王朝时是中亚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回鹘以及一些其他的游牧部落开始并完成了由游牧生活向定居农业生活的过渡；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封建制度在中亚农业地区得到普遍确立。喀喇汗王朝采取一些促进措施，使封建经济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社制的残余受到有力的冲击，原来氏族贵族的“迪杭”土地所有制为“米尔克”土地所有制（即土地私有制）所代替。这在当时是一种社会进步。喀喇汗王朝的赋税和徭役较其前其后的王朝都要轻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因此，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的繁荣昌盛。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城市的规模扩大，而且一批新的城市建立起来，尤其在七河地区。建筑业有了巨大的进步，在蒲华、萨末鞬、喀什噶尔等城兴建了一批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其中一些至今尚完好存在，显示了喀喇汗王朝当年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在喀喇汗王朝时期，由于大批突厥语的游牧民转入定居，加快了中亚土著民族突厥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喀喇汗王朝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广大居民在宗教、习尚上也伊斯兰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这种民族相互异化和融合的过程中，科学文化也获得巨大的发展，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突厥文化形成。这种文化的核心是作为王朝统治民族的、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回鹘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回鹘学者和诗人，他们写下了一些不朽的著作，如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和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语言学巨著《突厥语大词典》，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和他的劝诫性极品代码帖吧长诗《福乐智慧》。它们不仅是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和哲学—伦理学著作，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是研究喀喇汗王朝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制度、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科学的珍贵资料。它们是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世界文化的瑰宝。它们为今天绚丽多姿的维吾尔文化和突厥语各民族的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宋、辽的政治、贸易关系喀喇汗王朝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或“东方与中国之王”，喀喇汗王朝同当时中国的其他几个皇朝都有密切的外交、贸易关系。《宋史·回鹘传》说“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喀喇汗王朝可汗称宋朝皇帝为“汉家阿舅大官家”（《宋史·于阗传》）。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材料，喀喇汗王朝向宋朝派出的使团前后有50多次，他们受到宋朝的礼遇。这些使团实际上多是商队，运往宋朝的货物以乳香为大宗，运回的主要是丝织品、衣服、金银器皿和茶叶。《福乐智慧》写道“要是［从］中国来的商队砍倒自己的旗子，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喀喇汗王朝与辽朝相互聘问相当频繁，并结为姻亲，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贸易往来不断，每当春天，“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了中国的商品”。喀喇汗王朝同高昌回鹘汗国和西夏是近邻，也应有更多的交往，但史籍所留下的记载较少2。
2这里所说的哈桑支系和阿里支系，是前面提到的博格拉汗萨图克的两个孙子——哈桑和阿里——的后裔。
第四节吐蕃分裂割据下的吐蕃诸部强盛的吐蕃王朝末代赞普（王）、反佛教的达磨（也作达玛，俗称郎达玛），于唐会昌二年（842）被佛教僧侣拉隆贝吉多杰刺死后，发生了达磨小妃所生的遗腹子哦松（也作欧松），与冒充为掌权的大妃的亲生子实为领养的云丹（也作永丹，即《新唐书·吐蕃传》“乞离胡”）争夺王位，吐蕃王朝迅速分裂。随后发生了东部多康地区（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地区）的韦·科协列东（阔协列登）起义，一直打到逻些（今拉萨）附近；伍如地区（今拉萨西）的韦·洛波洛琼（罗泊罗穷）起义；南部的秦浦（今札囊地区）和逻些城东的工布（今工布江达及以东地区）秦木贡米珠、许布达孜聂（许布岱则）等起义，许布达孜聂起义军，一度攻占历代赞普陵墓所在地秦瓦达则（今琼结），并捣毁了除松赞干布陵以外的所有陵墓。这次从相当于唐末到五代前期，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爆发在广大地区的奴隶、平民大起义，藏史称为“邦金洛”，意为编氓反上。不仅给奴隶制以毁灭性的打击，促进了封建农奴制经济的发展，也摧毁了吐蕃王朝，形成了以吐蕃王室后裔为主的，分裂割据的众多封建领主政权。吐蕃王朝云丹后裔据有首府逻些城地区，史称拉萨王系。哦松后裔之一退居纳里（今阿里）地区布让城（今普兰），史称阿里王系；其中一支居于西部麻域（亦作孟域，即拉达克，今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地区，史称拉达克王系；另一支的后裔居于布让东的亚泽（今尼泊尔西部）地区，史称亚泽王系。哦松的另一支后裔在雅隆地区（今地不详，当在今西藏东南部），史称雅隆觉阿王系；其中的一支后在青唐（今青海西宁地区）活动，史称青唐羌，宋代的唃厮啰，就是青唐羌的著名首领。
除了上述由吐蕃王朝王室后裔建立的各自独立的割据政权外，其他许多封建领主也分别割据一地，各自为政，史称“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蒙古国和元朝统治吐蕃地区为止。
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兴起相当于唐代初年，公元7世纪前期的松赞干布（弃宗弄赞）时期，佛教已传入吐蕃。相当于唐代中叶，公元8世纪后期的赤松德赞（婆悉笼腊赞）时期，佛教成为吐蕃的国教，就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毁灭佛教之前十多年，吐蕃的达玛（达磨）赞普即位（唐文宗开成三年，828），不久即开始大规模的毁灭佛教，除边远地区外，吐蕃的佛教基本被毁灭。在此之前吐蕃地区的佛教，基本上是印度佛教及其教义、形式的传播，西藏佛教史称之为“前弘期”。
随着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农奴制经济普遍建立，佛教首先在沿边地区逐步发展，重新兴起的佛教，吸收了吐蕃的原始宗教，参看魏良弢《喀喇汗王朝与宋、辽及高昌回鹘的关系》，载《中亚学刊》第辑，984年。史称“本教”（“黑教”）的许多特色，因而也缓解了佛教与本教曾经有过的长期斗争，更容易为吐蕃的农奴主和农奴所接受。这种带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的僧侣，被称为喇嘛，意为“上人”、“上师”，因而也称为喇嘛教，这个与其他地区有别的佛教，西藏佛教史上称之为“后弘期”。
吐蕃王朝后裔拉萨王系的意希嘉参（意希坚赞），是山南地区的桑耶寺主、农奴主，在相当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时派人前往多康（今青海西宁地区）学习佛法、求取佛经，这一年被佛教徒定为后弘期的开始，也是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开始。此后所译的佛经（主要是密宗经籍）称为新译，所以，史亦称后弘期为“新经”时代。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吐蕃王朝另一支后裔阿里王系的益喜哦（意希沃、松额、智光）是古格地区（今西藏普兰以西）的农奴主、僧侣，他派人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经学法，邀请天竺僧侣到吐蕃地区传播佛法。西藏佛教史上称为“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藏史称下路指东部地区，这里是指前往多康取经求法；上路指西部地区，这里是指古格地区派人前往天竺求取佛法。藏传佛教不久就发展出多个派系。
最早的是“噶当派”。“噶”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堆龙（今堆龙德庆）地方的农奴主仲敦巴·甲哇迥乃（仲敦巴嘉迥乃）邀请天竺僧侣阿底峡（阿底厦）大师讲经传法，他主张显教与密教结合，循序渐进，以佛语作为僧侣修行和行为的准则，他死后，仲敦巴作为大弟子继承并传布他的教法，相当于宋嘉祐元年（05），建造第一座寺院热振寺（今林周北），作为传教的基地，逐渐形成为藏传佛教第一个教派“噶当派”，噶当派发展很快，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最大的教派，但政治实力不如后起的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的庙宇为白色。明代噶当派教徒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因教徒戴黄帽，习称“黄教”，人们因而亦称噶当派为“老黄教”。
相当于宋熙宁六年（073），自称吐蕃王朝贵族昆（款）氏后裔的贡却杰布（衮乔杰布、宝王）在家乡创建了萨迦寺（在今萨加），萨迦意为灰土，据说其地为灰白色土壤，因而取名。寺主由昆氏家族世袭，其子贡噶宁布（衮噶宁保）继承后形成萨迦派，主要宣扬密宗的喜金刚，寺主称“萨勤”，意为萨迦大喇嘛，是为萨迦始祖。庙宇墙上涂有两小幅红、白颜色，一大幅灰色，象征萨迦无上部本尊喜金刚，外观华丽，汉人称之为“花教”。萨迦派是政治势力最强的教派，萨迦四祖贡噶坚赞（衮噶坚赞、功嘉监藏），知识渊博，通晓“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因而被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元史》称为班弥怛），意为萨迦大博士，是吐蕃地区主要的僧俗代表人物。蒙古乃马真后三年（宋淳祐四年，244），他受蒙古皇子阔端之召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蒙古贵由汗二年（宋淳祐七年，247）贡噶坚赞进见阔端表示归附，随后向吐蕃地区僧俗宣布，纳里（今阿里地区）、乌思（今前藏地区）、藏（今后藏地区）皆已降附蒙古。蒙古蒙哥汗元年（宋淳祐十一年，25）贡噶坚赞死于凉州，其侄罗追坚赞贝尔桑（八思巴）继任为萨迦五祖，蒙古中统元年（宋景定元年，20）受封为蒙古国师，并开始在吐蕃地区建立了在蒙古统治下的萨迦政权。
噶举派，噶举意是佛语传承、口传，重视师徒口头传授，是藏传佛教中支系最多的教派。噶举派一开始就分为两个传承体系，一个是由琼布南交（琼《宋史》卷492《吐蕃传》，本节引用本传不一一出注。
波南交）创立的“香巴噶举”，后在香地（今南木林）建寺传教。后又在山南建桑顶寺（桑定寺、桑丁寺），在今浪卡子南羊卓雍湖南。
另一派为“塔布噶举”，创建者塔布拉杰（塔波拉结）原是噶当派僧侣。此前，创始人玛尔巴（玛巴）两赴天竺学习密法回来后传授，弟子米拉日巴（米拉热巴）最为著名，塔布拉杰师从米拉日巴，在相当于宋宣和三年（2）建造岗布（波）寺（今朗县西北）传教，创立“塔布噶举”派。庙宇为白色，教徒衣服也为白色，汉人称之为“白教”。
他的四个门徒又分别创立四个支派，其中最大的支派，为都松钦巴在噶玛建噶玛丹萨寺（在今类乌齐），因而得名的噶玛噶举（噶玛巴）派。相当于宋淳熙十四年（87），又在逻些城（今拉萨）西堆龙（今堆龙德庆）建粗朴寺（磋卜寺），成为噶玛噶举派主寺。公元3世纪时，首创了“活佛转世”制度。
蔡巴噶举创建者是向蔡巴，后为逻些城东的农奴主噶氏把持，势力很大，噶氏蔡巴是元初十三万户府之一。
拔戎噶举曾在拉堆绛（今昂仁境）建立过较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势力较小。
帕竹（帕主）噶举，帕竹（帕主）是帕木竹巴（帕摩主巴）的简称，创建者即是帕木竹巴·多吉杰布（意为金刚王），在帕木竹（今桑日县境）建寺（即后来的丹萨替寺），为山南地区的农奴主朗氏家族（在今乃东泽当）控制，势力强大，也是元初十三万户府之一。帕竹噶举还有八小支派，其中重要的有止贡巴（在今墨竹工卡东北直孔）、达垅巴（在今林周）、雅桑巴（在今乃东亚桑）、主巴等。
藏传佛教还有其他一些小的教派，势力不大。而吐蕃原始宗教“本教”
（钵教），俗称“黑教”，主要崇拜天、地、水、火、雪山、湖泊、守护神、祖先等，也在吸收佛教教义、形式，后继续流传在边远地区。前弘期所传的佛教密宗，称为“宁玛”派，因僧侣戴红色僧帽，俗称红教，“宁玛”意为“旧”、“古”，受“本教”影响较多，与后弘期兴起的各教派有明显区别，势力也较小，建造于8世纪的桑耶寺（在今扎囊雅鲁藏布江北岸），后弘期时成为宁玛派的重要寺院。
藏传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方面，有噶举派创建人塔布拉杰（达波拉结，）著的《喇嘛格言》，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萨迦班智达，82—25）著的《萨迦格言》、《正理藏论》、《三律仪论》等，宣扬教义、教规。还有成书于3世纪，署名为海如嘎所著，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米拉日巴（）是噶举派创始人之一，塔布噶举派创建者塔布拉杰的老师。传记通过歌颂米拉日巴，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著名的史诗是《格萨尔王传》，格萨尔王是吐蕃（藏）族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相当于宋仁宗时代。从世纪以来陆续进行创作，以诗歌形式歌颂格萨尔王。《格萨尔王传》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仅已译成汉文的已达500多万字。此外还有蒙文译本及英、法、德、俄文节译本。吐蕃交际礼节所用的“哈达”，传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藏医学方面，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创建者塔布拉杰和萨迦派四祖贡噶坚赞，都是著名的藏医，贡噶坚赞精通的藏学“五明学”中的“医方明”，就是专门研究藏医学的。塔布拉杰在所著《喇嘛格言》的“十应避”中，有“饮食习惯不合卫生者应避”，反映了普及医学知识的要求。
藏历“胜生”历法也是这个时期建立的，这是吐蕃历法、数学、天文学发展的综合标志，胜生历是从相当于宋天圣五年（027）开始计年的。
绘画雕塑也有了新的发展，今拉当寺的弥勒佛、哲公寺的智明佛母铜雕佛像，夏鲁寺的舞伎和群神供养的壁画，以及拉当寺的滚噶吉祥、白度母的卷轴画，也是这时期传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关于意希坚赞（意希嘉参）派人前往多康地区学法取经的时间，藏史说法不一，《安多政教史》有后梁乾化三年（93）说、贞明四年（98）说，以及《青史》的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说，三种说法。《藏族史略》在注中列举了上述三种说法，采用后梁贞明四年（98）说；《藏族史要》采用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说，未说明出处，也未提及另两种说法。撰者按意希坚赞为永（云）丹五世孙（《藏族史略》。《藏族史要》作六世孙），永丹为末代赞普达玛死后，以遣腹子身份出现的抱养儿子，达玛死于842年，下距93年计7年、98年为7年、978年为3年。即使依意希坚赞为永丹五世孙说，加永丹为六世，每世平均分别为年多、2年多和22年多，后者较为可信，今采用此说。
第五节唃厮啰（青唐羌）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赞普达磨被弑，建国二百数十年的吐蕃王朝解体，后经贵族、边将混战和奴隶平民大起义，王朝在各地的统治机器被彻底摧毁。因此，到9世纪晚期至世纪，无论在吐蕃本部（今西藏），还是在河陇地区，吐蕃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农奴制的因素不断增长，奴隶制逐渐为封建农奴制所代替；政治上则是出现了一些僧俗首领割据的地方势力集团。在这些割据势力中，有赞普后人建立的政权，河湟地区的唃厮啰，就是其中之一。
唃厮啰政权的建立唃厮啰，本名欺南陵温，“绪出赞普之后”。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也说唃厮啰是吐蕃王朝达磨赞普五世孙赤德的后人。当他2岁时，被大贾何郎业贤带到河州（今甘肃临夏），安置在■心城；不久，又被大户耸昌厮均迁到移公城，“欲于河州立文法”（即联合各部落首领聚众举事，建立政权组织）。当时“河州人谓佛为‘唃’，谓儿子为‘厮啰’，自此名唃厮啰”，故史称其建立的政权为“唃厮啰”。
吐蕃人有尊崇贵族的传统，被奉为佛的化身的唃厮啰在河湟吐蕃人中有巨大的魅力。因此，宗哥（今青海平安）李立遵、邈川（今乐都）温逋奇等大首领，得知河州有赞普后人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后，旋即以武力将唃厮啰劫持到廓州（今化隆境），立文法，尊之为“赞普”。不久，李立遵将王城迁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宗哥城，自立为相（论逋），挟“赞普”以令诸部，遂“帐族甚盛，胜兵六七万”。大中祥符八年（05）九月，李立遵派人到宋朝，号称聚众数十万，“请讨平夏以自效”，争取宋室的。后又上书秦州宋朝守将曹玮，请求朝廷册封其“赞普议以赞普戎王也，立遵居厮啰下，不应妄予”，仅“授立遵保顺军节度使”。对此，李立遵甚为不满。遂于大中祥符九年（0）亲率3万余众攻打秦（今甘肃天水）、渭（今平凉）二州一带城寨，与曹玮战于三都谷（今甘谷县境），为宋军所败，落荒而走。
李立遵得势后骄恣好杀，御下严暴。唃厮啰对他的所作所为日渐不满，相互之间嫌隙日深，遂带领亲信及属下部族到邈川。以温逋奇为首的当地首领拥戴唃厮啰为主，自为“论逋”，并派人到宋朝进贡修好，请求封赐。明道元年（032），宋授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邈川大首领，温逋奇为归化将军。后来，温逋奇对唃厮啰的势力增长甚为不安，欲取而代之，于是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唃厮啰。唃厮啰被守卒放出，以“赞普”的地位和威望集部众捕杀温逋奇及其党羽。平息政变后，唃厮啰举族迁徙青唐（今青海西宁）。此后的近百年间，唃厮啰政权遂以青唐为首府，成为这一地区吐蕃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
本节主要参考书目有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98年版；黄奋生（吴均校订）《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985年版。
《宋史》卷492《吐蕃传》。
与宋、辽、夏、金的关系正当唃厮啰刚刚立足青唐，专心经营河湟之时，近邻西夏又继占领甘、凉二州后，把矛头直指唃厮啰。西夏广运二年（035），元昊亲率大军进入湟水流域，攻城占地，掳掠人畜，吐蕃人甚苦之。唃厮啰指挥吐蕃诸部奋起反击，与之激战二百余日，终以奇计破元昊，大获全胜。唃厮啰抗击元昊之胜利，不仅保卫了新生的政权，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在吐蕃人中的威望，许多不甘屈服于元昊统治的凉州（今甘萧武威）的六谷部吐蕃人和甘州（今张掖）回鹘人都纷纷南下投奔唃厮啰，进一步壮大了与西夏抗衡的实力。后来，宋、辽、西夏为争夺西北战略要地而互相角逐，唃厮啰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宋宝元元年，038）十月，西夏元昊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宋室为之大震。宋朝为了牵制西夏南下，不得不重赏在西北地区能为之效力的唯一“同盟者”。十二月，加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次年六月，派左侍禁鲁经带上宋仁宗的诏书和2万匹丝绸的厚礼出使唃厮啰，“使背击元昊以披其势”。宋康定元年（040）八月，又派屯田员外郎刘涣到青唐，与唃厮啰商议讨伐西夏事宜，受到隆重接待。唃厮啰并上“誓书及西州地图”2。宋加封唃厮啰为“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唃厮啰与辽国亦有往来，元昊称帝，辽夏关系恶化。辽为了继续牵制西夏，曾西联甘州回鹘、唃厮啰为外援，策划对西夏用兵。为此，辽于清宁四年（058）以公主（当为宗室女）下嫁唃厮啰子董毡，共图夏国。吐蕃与辽贡使之往来，自李立遵时起皆不乏记载。
宋治平二年（05）十月唃厮啰卒，次年五月安葬，终年9岁。其第三子董毡继位，史仍称唃厮啰后裔的政权为唃厮啰唃厮啰有三房妻子，前二妻为李立遵之女，各生一子，一为瞎毡，一为磨毡角。李立遵死后皆失宠，各携其子逃出青唐，磨毡角居宗哥；瞎毡居龛谷（今甘肃榆中境），后其子木征迁河州。董毡为乔氏所出，甚为唃厮啰宠爱，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唃厮啰在世时，董毡就已参与军政事务，征战沙场，屡立战功。他即位后，仍继续执行其父的施政措施，与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宋熙宁三年（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070），西夏出兵攻宋环（今环县）、庆（今庆阳）二州，董毡提兵助宋，乘西夏西线空虚，沿边抄掠，迫使西夏撤兵，宋军大部分将士遂得生还。但是，这种友好关系在王安石任相后就蒙上了一层黑色的幕纱。这时有一个“试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的王韶，向宋朝廷上《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主张2。王安石遂命王韶前往秦州主持边事。熙宁五年，又命王韶率大军向唃厮啰政权属下的熙河地区发动了进攻，到次年九月，相继占领熙（今临洮）、河（今东乡西南）、洮（今临潭）、岷（今岷县）、叠（今迭部）、宕（今宕昌）等地，“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熙河之役给董毡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加剧了宋朝与河湟吐蕃的民族矛盾，从此这一带成为战争频2《文献通考》卷335《吐蕃》。
《宋史》卷324《刘涣传》。
2《宋大诏令集》卷239《唃厮啰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制》，康定二年正月乙未。《宋史》卷328《王韶传》。
仍、烽火不灭的地方，给吐蕃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
宋军占熙河后，遇到董毡的奋力抵抗。他首先与西夏通好，夏国以公主、秉常妹下嫁董毡子蔺逋叱，结为婚媾，共同对付宋朝。同时派出部将鬼章攻打河州，杀宋将景思立于踏白城。董毡侄河州大酋木征也率部助鬼章围河州宋军，后因军力悬殊而败绩。木征降宋，赐名赵思忠，成为宋朝的命官。熙河之役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董毡和宋朝恢复了中断七年之久的友好关系。熙宁十年十月，董毡派人到宋进贡，宋依旧例回赐。董毡由保顺军节度使改为西平军节度使，后又由常乐郡公进封武威郡王，其他首领则依其实力授团练使、刺史、本族军主、副军主等职。宋神宗接见董毡使者时也称赞“其上书情辞忠智，虽中国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过如此”。
元丰六年（083）十月，董毡卒，终年5岁。其养子阿里骨继嗣。
《宋史·吐蕃传》记述“阿里骨本于阗人，少从其母给事董毡，故养为子。元丰兰州之战最有功。自肃州团练使进防御使。”由于阿里骨非唃氏家族，所以遭到唃厮啰族人的竭力反对，在这种形势下，阿里骨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一度改变前朝依宋抗夏以自保的政策，欲利用夏国的力量收复被宋占领的熙河地区，并通过战争缓和内部矛盾。遂与西夏相约在对宋的战争中如能取胜，熙、河、岷三州归阿里骨，兰州、定西归西夏。元祐二年（西夏天仪治平元年，087）四月，阿里骨令鬼章攻洮州，西夏也出兵围河州。后因鬼章被宋军俘获而结束战争，阿里骨收复失地的希望破灭。
阿里骨受挫折后，于次年派人携带厚礼到宋朝上表谢罪，并要求释放鬼章，边界息兵。宋朝同意了阿里骨的请求，亦“依旧许般次往来买卖及上京进奉”，后又加封阿里骨等人官爵2。自此，阿里骨与宋朝的关系重归于好。绍圣三年（09）九月，阿里骨卒，终年57岁。其子瞎征继承青唐主位。瞎征执政后，唃厮啰家族溪巴温及其后人、各地的部落首领纷纷据地而治，自立为王，整个政权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瞎征执政之初，宋朝授其为“河西军节度使”。后来看到瞎征不能控制政局，属下各有篡夺之心，窥伺河湟已久的北宋认为进取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元符二年（099）六月命王愍、王赡为正副统军，由河州北渡黄河进入湟水流域，连下宗哥、邈川诸城，直逼青唐。
瞎征和其他首领纷纷往宗哥城降宋。
瞎征出走，青唐无主，大首领心牟钦毡父子迎溪巴温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陇拶为主，陇拶不能控制早已造成的残局。遂于同年九月同契丹、西夏、回鹘三公主以及大小首领出城降宋，迎王赡入青唐城。
宋军占领河湟后，由于遇到吐蕃人的反抗，后方供应不继，于次年开始撤出河湟，当地首领又立溪巴温第三子溪赊罗撒为主。河湟一带“仍旧文法管勾”。建中靖国元年（0）十一月，宋朝授溪赊罗撒为“西平军节度使、邈川首领”2。
蔡京当国后，复主开边事宜，于崇宁二年（03）六月再次出兵河湟，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宋会要辑稿》蕃夷之2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元符二年闰九月壬申；《宋史》卷350《王赡传》，陇拶，《王赡传》作“溪巴温之子”。此据《宋史·吐蕃传》“陇拶乃木征之子唃厮啰嫡曾孙。”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元符二年十二月癸丑。
次年四月取青唐。龟兹公主及诸大首领开青唐城出降，溪赊罗撒走投西夏。北宋在濒临崩溃前夕两度占领河湟。仅维持了20年统治。
北宋宣和七年（25）以后，金兵大举南下，宋朝江山危在旦夕，无暇西顾，由陕西经制使钱盖寻唃厮啰血统封立，以图为之守边。有益麻党征者，是为陇拶之弟。“素为国人信服”，遂命其为“措置湟鄯事”，赐名赵怀恩，这是北宋在河湟的最后一名命官。南宋绍兴元年（3），金人占河湟。绍兴四年，赵怀恩“弃离部族田宅，驱携老小”来到阆州（今四川阆中）投附南宋。绍兴二十三年（53），赵怀恩由熙州观察使改授“鼎州观察使，充成都府路兵马钤辖”，至死亦未再回到河湟3。唃厮啰政权及其后人在河湟地区百多年的统治从此结束。
经济、文化唃厮啰政权统治河湟期间，特别是在唃厮啰和董毡时期，在内外施政方面制定了一些较为得体的措施，因此，其经济和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据载，牧业是河湟吐蕃人的传统经济部门，牧放牲畜是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李远《青唐录》说当地人们善逐水草，“以牧放射猎为主，多不粒食”。又农业比较发达，在湟水、洮河、黄河诸水两岸，宜五谷种植。李远笔下的河湟竟是一派江南村色，邈川一带“川皆活壤，中有流水，羌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硙”。宗哥川则“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
贸易也是唃厮啰的重要经济支柱。西夏崛起后，传统的“丝绸之路”受到严重威胁，到景祐三年（西夏大庆元年，03），西夏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夏人对过境商人十分苛刻，沿途“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商人苦之”。因此，来往于宋朝和西域的商队和贡使绕道青唐，改走青海故道。当时，在青唐城东就居住着好几百家往来做生意的于阗、回鹘商人。所以《宋史·吐蕃传》说“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以故富强。”
唃厮啰使用传统的藏文，向宋朝上表皆用“蕃字”，时人称之为“蕃书”。“无正朔”，“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宗教以藏传佛教为主，古老的本教在民间仍有极大影响。据藏文史籍记载，河湟地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的发源地，对藏传佛教在西藏再度弘传起了重要作用。唃厮啰迁青唐后，“尊释氏”，开始在青唐城西建寺院，“广五六里，缭以周垣，屋至千余。为大像，以黄金涂其身，又为浮屠十三级以护之”（《青唐录》）。此外，在河州有“积庆寺”，在青海湖海心山岛上，也有“习禅者赢粮居之”，佛塔则遍及各地。唃厮啰执政者不仅大力提倡佛教，而且自己也信奉佛教，“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国主处理军政大事的宫殿旁就供有高数十尺的“金冶佛像”。岷州“广仁禅院碑”，也说广仁禅院之建成与当地吐蕃大首领赵醇忠、包顺、包诚等施财造像有关，这些都是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3《皇宋十朝纲要》卷。
《宋会要辑稿》蕃夷之42，兵7之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绍兴二十三年九月癸巳。《西夏书事》卷5。
第六节大理大理政权的兴亡唐天复二年（902），南诏政权崩溃之后，白族中的贵族分子郑买嗣、赵善政、杨干贞、段思平先后起而进行政权的争夺，郑买嗣继南诏之后建立了长和国（）。赵善政推翻郑氏政权，建立天兴国（）。杨干贞取代赵善政，建立义宁国（），及至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乃夺得政权而建立了大理。
段思平建立大理之后，对南诏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进行了调整。首先是肯定新兴的白族封建主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扶持。如封白族封建主高方为岳侯，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巨桥（今云南普宁）地方为其世袭领地；封董伽罗为宰相，亦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成纪（今永胜）为其世袭领地；其余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如杨氏家族的封建庄园，也都得到扩大。对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和彝族中的村社农民，则是在承认他们原来使用的土地前提下，减轻税粮负担，宽免徭役三年2。对于“凡有罪无子孙者”的奴隶，则一律“赦免”，即加以释放。对于被统治的部族和部落，则解除他们南诏时期的集体奴隶地位，免除奴隶性质的徭役。大理政权终于稳固下来。
大理和南诏一样，仍然是一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这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以白族中的封建主为主要统治者。在政权组织方面，则是以段氏封建国王为首，布燮（宰相）等大臣作辅佐来进行统治。白族封建诸侯们各有领地，以作为封建统治的主要基础。地方行政单位，划分为府和郡，分派白族中的封建主们作为各府、郡的长吏来进行管理。府和郡是在南诏统治时期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建立起来的。各府、郡分管的区域内都仍然存在许多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这些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都保持着自己内部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由本民族的贵族分子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接受府、郡长吏的统治。
宋绍圣元年（094），大理国权臣、白族封建主高升泰夺取政权，称“大中国”。两年之后，高升泰的儿子高泰明被迫把政权重新归还段氏，以段正淳为国王，此后或称大理国为“后理国”。大理国后期，段氏国王失去了实际上的控制权力，以高氏家族为首的白族封建领主们，则在白族的主要聚居区进行封建割据统治；其他被统治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则为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而相互兼并纷争，造成分裂局面。蒙古蒙哥汗三年（宋宝祐元年，253），一支蒙古兵南下，打破了大理国境内各民族贵族分子对立纷争的局面，十二月十二日（254年月2日），蒙古军到达大理首府大理（今属云南）城下，蒙古军入大理城，大理国亡。
2张维《陇右金石录》卷3。
《南诏源流纪要》。
《南诏野史》。
大理的民族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是白族（“白人”、“白蛮”、“僰蛮”），白族主要聚居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的城镇和平坝地区。在这里，除了主要城镇中和城镇附近的平坝地区有白族人口之外，其余的小城堡和广大的村落中，则为许多其他不同民族的氏族、部落人口所聚居、杂居和散居。主要城镇中的白族封建主们，是通过封建的政治、经济组织与大理国王联系起来。并以白族中的封建政治、经济组织为主要依靠力量，把所统辖的府或郡内的其他民族的氏族、部落统治起来。而在被统治的各民族内部，却又分别保持着一套与白族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白族封建主们对于这些被统治民族中的氏族和部落，是任其内部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保留着，然后通过它们内部的贵族分子来进行贡纳的征收。
被统治的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与南诏统治时期相比较，大的范围基本上未曾发生变动。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地带的山区、半山区和少部分平坝区，主要是“乌蛮”（彝族）系统的村落和氏族；今金沙江上游两岸是么些（纳西）的分布区域；今澜沧江和今怒江上游之间是“卢蛮”（傈僳族）；南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带是“金齿百夷”（傣族）、阿昌和孟高棉系统的部落；东南部边境地带则是和泥（哈尼）、僚（壮族）、“白衣”（傣族）等的共同杂居区。部分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居住区域较之南诏时期有所变动。如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中的部分人口，北迁入威远（今云南景谷）、开南（今景东）一带，与“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相杂居2。这里原来就有一部分“金齿百夷”（傣族）人口，至此则“金齿百夷”的人口增多了。又一些民族中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较之南诏时期未变。如今大渡河南、金沙江北的“乌蛮”（彝族）中的邛部、两林、丰琶，仍按原来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出现在原地。而一些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却在人口增多、分裂繁衍的情况下，在原来居住的地区或原来居住地区的周围，出现了一些新的部落。如西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中，有勐梯（今盈江境）、勐卯（今瑞丽）、勐生谷（今缅甸克钦邦境内）、勐生喜（今缅甸南掸邦一带）、勐生威（今缅甸北掸邦一带）2，它们分别联系着附近同族的各个小部落，共同结成一个联盟集体；又如建昌城（今四川西昌）北部“乌蛮”（彝族）中的落兰部（今冕宁南部的泸沽一带），繁衍成为许多小部落；东爨区（今云南楚雄以东）部落分裂繁衍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一定时间阶段内，在这里出现了“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但实际上并不止于三十七部。因为，各个部都不断繁衍出一些新的氏族、部落来。如罗伽部（今澄江境）即繁衍出强宗部、步雄部、普舍部等，分散到邻境的其他地方去。三十七部中的各个部，都不断繁衍，不断分裂为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各有地界，筑营垒以闭关自守。
各民族中的各个氏族、部落，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聚居的地方，分别从事各种生产。如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的各部落，依旧进行他们的农业2《元史》卷《地理志》四“元世祖征大理，凡收府八，郡四。”《元史》卷《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
2《元史》卷《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
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威楚府（今楚雄）辖境内则为“杂蛮耕牧之地”3，这里的“乌蛮”（彝族）、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或耕田，或狩猎、畜牧，或半耕半牧，自按其内部原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大理国王把各民族的居住区域分别划归各府、郡管辖，或分封给白族诸侯。除了一部分仍然从事更为原始的采集和狩猎的氏族、部落之外，在大部分的氏族、部落中，各个家庭在从村社那里分得一块土地之后，每个居民耕种自己的田地，女人和女儿从事于家庭纺织。而部分“乌蛮”部落中的男子，则在从事耕种之外，也从事畜牧和狩猎。他们在生产中获得的各种产品，以其中的一部分交由本民族中的贵族，以贡纳的形式提供给当地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实际供给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的那一份，往往少于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所留下的那一份的数量。所以，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在地方的统治权力，得以世世代代地牢固地承袭下去。这种情况，以“金齿百夷”和“乌蛮”各部中最为突出。因此，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的“金齿百夷”（傣族）及一部分“乌蛮”（彝族）、“和泥”（哈尼）等的“村社内部有奴隶制和阀阅制”2，他们中的贵族，一直世袭地统治着他们的部落或村社，部分地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而且控制着自己的区域，与邻境的其他氏族、部落相对抗。与宋朝的关系当南诏政权崩溃之后，内地的唐皇朝也在相距仅五年的时间即趋于瓦解，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中。当时，内地的任何一个小王朝，皆疲于应付纷争，无力顾及云南；云南的郑、赵、杨氏政权，也谋求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暇，同样不可能与内地作更多的联系交往。
大理建立之初，内地汉族区仍处于割据纷争的状态中，及至宋朝建立，传统联系也就逐渐恢复。宋乾德三年（95），宋灭后蜀，大理便立即由建昌城（今四川西昌）派官吏送公文入宋朝廷，祝贺宋朝平定后蜀3。此后，宋开宝元年至宝元元年（98—038）间，大理曾九次派遣使臣向宋朝廷“入贡”和要求通好。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曾经命令黎州（今汉原北）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入贡”。这种“入贡”，既表示了政治上的藩属关系，也是大理与宋朝之间进行官方贸易的一种形式。大理与宋朝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从此展开。宋政和七年（7），宋朝廷正式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即段正严）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2。然而，大理与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经济文化交流，却为当时政治形势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所限制。
辽与西夏先后给宋朝以较大的威胁，因此，对于西南的大理，宋朝的统治者们也就存在戒心。当宋朝廷对大理国王进行册封而使关系进一步正常化3《宋史》卷49《黎州诸蛮传》。
马可帛洛《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2《元史》卷《地理志》威楚开南等路。
3西双版纳傣文《泐史》（有李拂一编译本，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947年版），及《元史》卷《地理志》叙述大理国时期三十七部的情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0，开宝二年六月引《续锦里耆旧传》。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三月丁未。
之时，金已兴起于东北，并随即展开与辽的纷争，进而攻宋，政治形势愈来愈趋于复杂化。所以，宋朝廷虽对大理国王进行了正式的册封，而在原来对大理国的戒心并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又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渐加深，就在对大理国王进行正式册封的当年，便有一部分人要求在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进一步与大理国展开互市。宋朝廷命令黎州知州宇文常了解情况之后，再作具体措施，宇文常说“自孟氏（后蜀孟昶）入朝，艺祖（宋太祖）取舆地图观之，划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而无西南夷患。今若于（大渡）河外建立城邑，虏情携贰，边隙寖开，非中国之福。”3其实，宋太祖并不曾“划大渡河为境”而拒绝与大理国交往。宇文常所说，不过是在当时政治形势复杂的情况之下，作为拒绝与大理国交往的借口。接着便是建炎元年（27）宋政权为金所迫而南移，南宋君臣惶惶于自己统治地位的难于巩固，目光也就更多地注意着近在肘腋的大理国。于是，宇文常之说，便普遍成为南宋君臣拒绝与大理国进行政治上接触的借口。
然而，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与大理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始终是频繁的，而且南宋时期胜于北宋时期。只是在政治方面的接触，南宋少于北宋。
3《宋史》卷488《大理国传》。
第七节壮族五代和宋时期的壮族五代和宋代时期，壮族分布在今两广及云南部分地区。壮族古称越人，五代和北宋时称俚僚、土僚、侬僚、蛮僚，南宋时一部分始称僮（亦作撞），大部仍称土、僚、侬、越年后统一名称为僮族。95年改称壮族。五代时，壮族地区大部为刘隐所建的南汉所统治，部分为马殷所建的楚国所据。南汉乾和六年（后汉乾祐元年，948），南汉乘楚内乱，攻取贺州（今广西贺县）。九年（后周门顺元年，95）又乘楚灭亡之际，攻占桂州（今桂林）、宜州（今宜山）、严州（今来宾）、梧州（今属广西）、蒙州（今金秀）等地，壮族地区几乎全部为其所占领。
南汉统治岭南壮族地区，从后梁开平四年（90）封刘隐为南海王算起，到宋开宝四年（97）宋灭南汉，共经0余年。在此期间，中原扰乱，而南汉王朝僻处岭南，便于避乱，于是中朝士人多归之，使壮族地区货宝增加，渐臻富饶。北宋建立（90）后，南汉仍割据岭南，与宋朝抗衡，战事频繁。南汉刘氏统治集团对岭南壮、汉等族人民的统治极为残酷，对所谓“罪人”施以“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刑，或令罪人斗虎抵象。又赋敛烦重，邕民（壮族）入城者，人输一钱，琼州（今海南海口）斗米税四、五钱。置媚州都（今广西合浦），定其课，令入海五百尺采珠。所居宫殿以珠、玳瑁饰之”。不过十数年，就把富饶的岭南变成“芝菌生宫中，野兽触寝门”，“狐鸣鬼哭”的悲惨之地，很多壮族人民被迫迁往西部山区。
宋朝对壮族的统治宋开宝四年（97），南汉被宋将潘美攻灭，宋朝受到岭南壮、汉等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各地壮族首领纷纷“率土来归”。如开宝七年（974），南丹州（今广西南丹）壮族首领莫洪■遣使奉表求内附，宋朝封为南丹州刺史；淳化元年（990），其弟莫洪皓向宋朝进贡银盌、铜鼓、绣真珠红罗襦，诏赐袭南丹州刺史，为宋朝统一岭南作出了贡献。
宋朝统一壮族地区后，根据当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把壮族地区划分为两种类型来进行统治一类，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桂、柳（今属广西）、贺、梧、容（今容县）、浔（今桂平）、象（今属广西）、贵（今贵港）等州，设置一般州县，与内地一样，其民称“齐民”，不以“蛮僚”称之，实际上其中许多是壮族。另一类，在比较边远、交通闭塞的邕州（今南宁）左、右江流域，宜州龙江流域及钦州（今属广西）部分地区，则参照唐朝的“羁縻”制度，“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在邕州辖境）凡五十余所。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对归附宋朝的壮族首领授以知州、权州、《宋史》卷353《宇文常传》。
《宋史》卷48《南汉世家》。
《新五代史》卷5《南汉世家》。
监州、知县、知峒等官职。当时仅邕州就有50余所，宜州有所，钦州有7所。宋朝又于土州、县、峒之上设寨，作为邕州、宜州和钦州的派出机构，由朝廷委派汉族官员去担任寨官和提举，就近对土官进行监督。这就是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的“土官”制度，亦称“羁縻”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南宋末年。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就是在宋代“土官”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宋朝在壮族地区采用的两种政治制度（一般州县和土州县峒），基本上是同壮族地区当时存在的两种经济形态（封建地主经济和封建领主经济）相适应的。一般州县地区的自然条件较好，交通比较便利，受汉族影响较大较早，土地私有、土地买卖、地租剥削占主导地位，宋时已经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的社会发展阶段。土州、县、峒地区发展较晚，受汉族影响较少，土地在名义上还是公有，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土官手里。由土官把土地分为两大份，把其中好的一份留给自己，作为“自营田”，所谓“知州别得养印田，犹圭田也，权州以下无印田者，得荫免田”。把另一份划分为若干“份地”，而后“计口给民，不得典卖，惟开荒者由己。谓之祖业、口分田”。领种“份地”的农奴，以村社为单位与土地一起，服属于一定的土官（主户）。他们用一半时间耕作“份地”，以其收入来维持一家最低的生活，用另一半时间去服与其“份地”名称相同的劳役。例如领耕“伙夫田”的农奴要给土官当伙夫，领耕“挑水田”的农奴要给土官挑水，领耕“看水田”的农奴要给土官看水，领取“割稻田”的农奴要给土官割稻打谷，领耕“粮田”的农奴要替土官耕种粮田，领取“兵田”的农奴要“耕其田而为之甲士”，给土官当兵等等。于是，农奴中就有“提陀”（平民百姓）、“田子甲”，“马前牌”、“家奴”、“家丁”的区别，总谓之“峒民”、“峒丁”或“峒僚”。今壮族地区还有“挑水田”村、“马草田”村、“鼓手田”村等，就是从前那种领主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痕迹。
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的两种政治制度，是由当时壮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尚能符合壮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所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一面，有利于团结民族上层和联系群众，有利于稳定边疆局势，有利于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宋代壮族地区的农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僻居桂西的龙江两岸，北宋时已“种稻似湖湘”。南宋时广西曾一度出现稻米自给有余，贩运广东的米船，首尾相衔，长达数里。壮锦远近闻名，时称“緂布”。“綀子布”为特产，“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一匹值钱千余文2。重要的商业城镇有邕州、横山寨（今田东）、钦州、宜州（今宜山）、柳州、桂州等。
但是，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的两种政治制度，又是建立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它必定带有许多消极因素，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它就日益走向腐败和反动，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就是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基本原因。
侬智高起义宋朝从建立以来，兵变、民变、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爆发，北方受西夏、2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篇》。
契丹、女真统治集团的压迫，南方受交趾（阯）的蚕食和威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使庞大的行政、军费开支越来越集中到南方各民族人民的头上。宋朝对壮族土州县峒的压迫剥削也日益残酷，只顾利用两江州峒之民以御“外蛮”，“以诸洞财力养官军，以民丁备招集驱使”，而对交趾的蚕食、压榨则不闻不问，因此许多壮族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反抗交趾的掠夺，另建政权。邕州“羁縻州”侬峒起义事件，就是其中突出的一起。侬峒起义，亦称侬智高起义，是北宋时广南西路邕州左、右江侬峒地区壮族人民反抗交趾掠夺的重大事件。北宋宝元二年（039）正月，分布在今左右江上游、地属邕州“羁縻州”的广源州（今越南高平境内）、傥犹州（今广西靖西境）、安德州（今靖西安德乡）雷灿峒（今靖西东）等地壮族（总称侬峒）人民，首领侬全福在广源州建立长其国，众推侬全福为昭圣皇帝，封其长子侬智聪为南衙王，抗击交趾。同年，兵败被交趾所执，遇害。庆历元年（04），侬全福的次子侬智高与其母阿侬在傥犹州建立大历国，继续反抗交趾。皇祐二年（050）十一月，在安德州改称南天国，年号景瑞，拜广州汉族进士黄伟、黄师宓为军师。为交趾所迫，穷无所归，又多次要求宋朝支援而被拒绝，于是，侬智高由拥宋变为反宋，想夺取两广以自存，发兵沿右江而下。皇祐四年五月初一（052年5月3日），攻占邕州城（今南宁），改称大南国，侬智高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采用宋朝官制任命官员。接着，乘胜沿郁江而下，连克横（今横县）、贵（今贵港）、龚（今平南）、浔（今桂平）、康（广东德庆）、端（今肇庆）等州。围攻广州（今属广东）达57天，不克，旋经清远（今属广东）、连州（今连县）、贺州（今广西贺县），回师邕州。次年正月十五日，宋将狄青率骑兵偷度昆仑关（今宾阳南），大败起义军于归仁铺（今邕宁县三圹）。侬智高战败后与黄伟等投奔大理国。其母阿侬率领一部分军队奔特磨道（今云南广南），收集余众，习骑备战。至和元年（054），阿侬被宋军所俘，遇害于洛阳（今属河南）。次年四月，大理国为宋朝胁迫，杀侬智高，函其首级献于宋。
周去非《岭外代答·服用门》。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业和农学技术第一节五代十国的农业后梁时农业生产的部分恢复唐末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不仅水利失修，连年的战争使大批被强征入伍的青壮劳力战死疆场，为了逃避战争和繁重的赋税徭役，人民流离失所，耕种失时，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尤为严重。但五代政权及部分地方官府，为了巩固统治及增加赋税收入，尤其是后唐明宗和后周，致力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后梁建国前后，“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堠，内辟污莱，励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说明朱全忠在直辖区内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后梁数十年征战的经济支柱。
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自唐光启三年（887）张全义任河南尹时，“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四野俱无耕者”，张全义“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数年之后，河南府所属二十县“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后梁建立后，张全义仍任河南尹，继续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后梁朝廷财政的重要基地。洛阳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洛阳城市经济复苏，为后唐建都洛阳奠定了基础。后唐建都洛阳，张全义依旧任河南尹，洛阳地区的农业经济继续得到发展。
后唐、后周对黄河的治理后梁与晋（后唐）连年征战，使河北地区岁无宁日，后梁先后两次决黄河以阻挡晋（后唐）军，致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洪水泛滥，后唐灭梁后多次修复酸枣县（今河南延津）境内河堤。尤其是明宗长兴元年（930）张敬询任滑州（今滑县东南）节度使后，“河水连年溢堤，乃自酸枣县界至濮州，广堤防一丈五尺，东西二百里，民甚赖之”。
后晋末，黄河于观城县（今山东阳谷西南）境再次决堤后，多次决口。
后周时，“黄河自杨刘至于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漂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显德元年（954）十一月，世宗命宰相“李榖诣澶、郓、齐，按视堤塞，役徒六万，三十日而毕”2。后唐、后周两次大规模治理黄河，大大促进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后唐“营田”
《桂海虞衡志·志蛮篇》。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0《朱梁轻赋》。
《资治通鉴》卷257，唐光启三年六月壬戌。
2《旧五代史》卷《张敬询传》。
五代时后唐主要是为了解决军需，恢复“营田”。明宗时，利用闲田兴置的军屯，不仅利用兵士，而且还用无地民户耕种，恢复农业生产，在解决军队粮食供应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为了防止军队抢占民间良田及强迫民户耕种，以及有些民户投靠“营田务”，以致官府税收损失。长兴二年（93）九月规定“应三京、诸道营田，只耕佃无主荒田及召浮客。”3后唐、后周招抚流亡复兴农业的措施为了鼓励逃户归业恢复农业生产，后唐天成三年（928）规定“每逃户归业后，委州司各与公凭，二年内放免两税差科”的优惠。长兴三年还对因水灾而外逃农户的房屋、树木及“动使什物”，由各村邻居保管，待逃户回乡后归还，春耕时业主还未回来，允许邻户耕种并承担赋税，如业主归来，则等秋收后归还土地。保护原业主的财产并减税以鼓励农民归业，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后周显德二年（955）时，为鼓励民户耕种荒田并承担赋税，规定本户三年内回来的归还一半，五年内回来的归还三分之一，五年以上才回来的只归还本户的坟地及荒地。临近辽境的州县而被辽军俘走的民户归来的，五年内的归还三分之二，十年内的归还一半，十五年内的归还三分之一，十五年以上的只归还坟地及荒地。而对于“应有坐家破逃人户”（主要是因逃税），则承种户只要承担赋税就不在归还之列，并成为承种户的产业；如承种户不纳赋税则不论年限全部归还原业主。都是在保证官府税收的前提下，既尽可能维护原业主的利益，又保护新承种户的利益，以鼓励民户归业及承种户恢复农业生产。
南方诸国的农业五代时期十国割据政权中除最晚建立的北汉外，其余诸国都在长江、珠江流域，战争较少，各国大体都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招抚流亡，兴修水利，不仅恢复而且发展了农业生产。
南唐、吴越在兴修水利方面很具特色，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直到北宋中期之初，相应地区的农业生产还未恢复到南唐、吴越时的水平。对此，范仲淹于庆历三年（043）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给予很高的评价“且如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原南唐辖区）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原吴越辖区）地卑，常苦水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则潮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3《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戊戌。
《五代会要》卷5《户部》。
《五代会要》卷25《逃户》。
南唐、吴越的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促使两国社会经济兴盛，国力增强。
南唐西平楚、南灭闽，吴越统治扩展至闽北，与南唐争雄，都是五代后期强国。
闽在五代时为小国，王潮于唐末占领闽地后也是“还流亡，定租税”，“劝课农桑”，“保境息民”，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楚国不仅重视一般的农业生产，经济作物的生产与发展也具有特色。据史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马）殷从之”；又“湖南民不事桑蚕，（高）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2，楚国的政策促进了茶叶和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也间接地促使生产方法与品种的改进，如被称为“鸡狗坊卒长”的佚名者，“当马氏时，善种子母蔗，灌莳有法，繁殖蔓衍，遂为湖南圃人冠。蔗凡三种，曰蜡蔗，曰荻蔗，曰赤昆仑蔗，一时称绝盛焉”3。
《范文正公集·奏议上》。
2吴任臣《十国春秋》卷90《闽一·司空世家》。
3《资治通鉴》卷2，后梁开平二年六月；卷274，后唐同光三年闰十二月。第二节宋代的农业和农学技术招抚流亡，开垦荒田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华北地区受到的破坏尤为严重，后周时虽有所恢复，但由于“五代以来，常检视见（现）垦田以定岁租”，加上“吏缘为奸，税不均适”。北宋初年，人民流离，土地荒芜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因而新建立的北宋采取对农民的新垦荒田不加赋税的政策，以奖励农民开垦荒田，乾德四年（9）诏“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用以“招复逋逃，劝课栽植。”4对于新平定的诸国地区，也有类似的专门条令，“淳化元年（990）九月诏江浙等路李煜、钱俶日，民多流亡弃其地，遂为旷土。宜令诸州籍其陇亩之数，均其租，每岁十分减其三，以为定制，仍给复五年，召游民劝其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