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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步”2，实测南北最长处732米，东西最宽处7290米。全城纵横大街各十条，一般宽4米，把全城划分为“里一百三，市三”3。这些里坊分布在北区的东部和整个南区，其中南区的里坊与街道最整齐。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大兴城的里坊略小，坊内辟十字形街道。由于里坊小街道窄，临街开门的住宅随之增多，这样就使城内各部分的关系显得比较紧凑。
晚年的建筑活动大业三年（07）六至八月，宇文恺跟随隋炀帝北巡。在此期间，他奉命修筑长城，创制了三项活动性的建筑物。
关于宇文恺修筑长城事，有的论著仅引述《隋书》本传的记载“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未指明修长城时间，所修是哪段长城。查史籍记载，隋炀帝在位时修长城有两次。第一次修长城在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榆林郡系大业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及黄河东岸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紫河在定襄郡大利县，《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大利县，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南部清水河县境。紫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西北长城外之浑河，蒙古语名为乌兰穆伦河。第二次修长城在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九月“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2，可见该役已结束。据《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长城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据《隋书》本传记载，宇文恺规度长城事是在“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之后，而据《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宇文恺拜工部尚书是在大业四年，因而其所修长城似应为第二次。实际上此记载有误，因宇文恺大业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业三年随隋炀帝北巡时，于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书》本传长城役记载之后，也说“时帝北巡”，宇文恺在此期间造大帐和观风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恺规度长城之役为炀帝时的第一次修长城，即大业三年七月，所修长城为榆林至紫河一段。
宇文恺创制的三项活动性建筑物为.大帐，造于七月。《隋书》本传记载“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千人。甲寅（5日）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北史·炀帝纪》上亦云“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
2.观风行殿，造于八月。据《隋书》本传记载“又造观风行殿，上容待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又《资治通鉴》卷一八○也记载“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2《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
3《隋书》卷三○《地理志》。
《北史》卷一二《隋本纪》下作“二旬而罢”，《资治通鉴》卷一八○作“二旬而毕”，《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作“一旬而罢”，今从《北史》所载。
2《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
3.行城，造于八月。《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
其中，大帐当是大型帐篷。观风行殿应是一种活动性建筑，上面为宫殿式木构建筑，可以拆卸和拼装；下面设置轮轴机械，可以推移，惜其具体形制和结构史无明言，难以详悉。行城应是一种板装并附有布屏的围城，《资治通鉴》虽未明言系宇文恺所作，但其记述紧接在造观风行殿之后，当亦是宇文恺负责制作的。
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五年（09）六月，隋炀帝西巡，至张掖（今甘肃张掖）时，亦“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此观风行殿是否即是大业三年宇文恺所造的，抑或是重造，录以备考。
这些大型的活动性建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除了规划、设计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宇文恺还在明堂设计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传说其形制是周公所立，并“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后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圣化，成为中国古代举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会及祭祀、庆典、选士、教学等大典，都在其中举行。也可以说，明堂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即所谓“天子坐明堂”2。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对明堂制度非常重视，但具体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样子，则仅凭臆测，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而各代虽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举，却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陈之后，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议事日程。开皇十三年（593），诏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定明堂制度，当时任检校将作大匠的宇文恺曾献上明堂本样。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宇文恺所献的明堂木样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但由于诸儒异议，久不能决，而作罢。“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2隋炀帝继立之后，宇文恺又上“明堂议”及明堂木样。关于宇文恺所上明堂议及木样事的具体时间，据《隋书·礼仪志》一记载“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则似应该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始之前，即大业元年一、二月间。但此时隋炀帝刚登位不久，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又欲兴建东都，宇文恺是很会揣测帝心的，想不致于在此时奏上“明堂议”及木样。而此记载也仅言大业中，若是在大业元年初，当会指明是大业初，而不会称“大业中”的。据《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说“会辽东之役，不果行。”隋炀帝征辽东之役，是大业七年着手进行准备，第二年发兵的，则宇文恺所上的奏《礼记正义·明堂位第十四》。
2《古乐府·木兰诗》。
2《隋书》卷六《礼仪志》一。
议和木样当在大业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间，这应是比较可信的。
宇文恺所上的《明堂议表》除引经据典，考证明堂制度外，还附有建筑设计图和立体木制建筑模型。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3。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考古学文献。虽说其所议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说，无能定论，但从他所绘制的建筑图和据此制作的木制立体模型，却可以推断他已经使用了比例尺。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和制作立体建筑模型的方法，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大业八年三月，隋炀帝征伐辽东（今辽宁辽阳）时，宇文恺亦随行。为了渡过辽水（今辽宁大凌河），“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宇文恺所造浮桥虽因测量河宽不准确而未能成功，但却为何稠的接桥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此，他“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2。
宇文恺在建筑学方面的著述有《东都图记》20卷，《明堂图议》2卷，《释疑》卷，均见行于世。但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北史·宇文贵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这实是建筑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大业八年（2）十月，五十七岁的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谥曰康。
宇文恺的一生，主要是担任营造方面的高级官员，主持过许多大型的建筑工程，起着相当于现在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的作用。他在建筑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应该指出的是，在他设计和主持的工程中，除了开凿广通渠，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外，其余大多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尤其是宫殿建筑，不顾劳民伤财，取悦帝王。如营造仁寿宫时，“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顿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营建东京时，他“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2。“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今河南荥阳），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相望于道”3。长城之役，“死者十五六”4。建仁寿宫和东京的工程，宇文恺虽挂的是副职，但他是实际的负责者，因此功过与他都有直接的关系。
3《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
2《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三年。
2《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3《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4《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第四章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第一节李密李密（582—8），字玄邃，一字法主，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
先世自北魏、北周以来都做大官。父亲李宽为隋上柱国、蒲山公，“骁勇善战，干略过人”，号为名将。开皇中，李密袭父爵为蒲山公。大业初，以荫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他生得“额锐角方，瞳子黑白明澈”2。隋炀帝见了，对许公字文述说“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宇文述答道“蒲山公李宽子密也。”炀帝说“个小儿视瞻异常，勿令宿卫。”3宇文述因此便劝李密当以“才学取官，三卫丛脞，非养贤之所。”4李密听了很高兴，便辞去宿卫，专以读书为事。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与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为刎颈之交。
大业九年（3），隋炀帝再伐高丽，征兵调粮，海内骚然，人心思乱。
在黎阳督运军粮的杨玄感起兵反隋，以李密为谋主。密献三计，上策是挥师入蓟（今北京西南），截住隋炀帝的归路，可以不战而擒；中计是西入长安，据险自固，必克万全之势；下计是就近进攻东都，顿兵坚城之下，胜负未知。杨玄感却以李密的下计为上策，久攻东都不下。隋炀帝回师攻打杨玄感，杨玄感败死。李密在逃亡中被捕。时炀帝在高阳，李密等在解送途中，用计逃脱。自此数年，密辗转于平原、淮阳间，过着亡命的生活，十分潦倒。
大业十二年（）各地农民起义军有了很大的发展。韦城（今河南滑县）法曹翟让据有瓦岗寨，李密因翟让的部将王伯当之荐，走投翟让。他为翟让画策，自往游说邻近的小股义军，所至皆附，因此得到翟让的信任。李密对翟让说“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敝，大敌一临，死亡无日。未若直趋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可与人争利。”翟让采纳了这个意见，引兵攻破要塞金隄关（今河南滑县南）和几个县城。荥阳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隋炀帝派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带精兵两万前往镇压。翟让曾经屡次被张须陀打败，听说他又来了，有些害怕，想引军退避。李密说“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禽。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破之。”翟让不得已，勒兵将战，李密分兵千余人埋伏在大海寺北丛林中。翟让与战不利，稍向后退，伏军突然从敌后杀出，张须陀陷入重围，兵败身亡，瓦岗军第一次获得全歼敌军的大胜。
由于李密作战有功，翟让叫他建立牙帐，别统所部，号蒲山公营。密又躬行俭素，所得财宝都赏给部众，因此很得军心。这时李密又提出袭取兴洛仓（一名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境内）的建议，说“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大业十三年（7）春，李密与翟让率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翻越方山，从罗口袭取《隋书》卷七○《李密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2《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
34《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兴洛仓。打开仓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兴洛仓为东都粮食所取给，东都留守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进攻瓦岗军。双方隔石子河而阵。李密亲率勇士埋伏在横岭下，翟让接战不利，密设伏兵横冲隋军，隋军大败，“士卒死者什六七”，瓦岗军“尽收其辎重器甲，威声大振”2。
在瓦岗军的胜利发展中，李密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军中有了很高的威望，于是翟让就推李密为主，号为魏公。大业十三年二月庚子，李密在巩县南设坛即位，自称为永平元年，开始建立政权机构。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置三司、六卫，元帅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封东郡公，以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侯大将军，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有差。风声所至，赵魏以南，江淮以北，义军首领如孟让、郝孝德，王德仁、房献伯、王君廓、李士才、魏六儿、李德谦、张迁、李文相等，都归附李密。密各给官爵，“置百营簿以领之。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3。
李密筑洛口城，周围四十里，作为魏国的都城。隋大将裴仁基率兵降李密，密使仁基与孟让率兵三万余人袭破回洛仓（河南洛阳隋故城北七里），入东都，烧天津桥，为东都兵所败。李密乃亲自率兵三万，再次攻下回洛仓，大修营堑以逼东都。李密又用徐世勣建议，派世勣率兵五千自原武渡河，会郝孝德、李文相等军袭破黎阳仓（今河南浚县西南），“开仓恣民就食，浃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这时窦建德、朱粲等也遣使附密，“密为海内豪杰共推盟主”2。
在这一形势下，李密移檄四方，声讨隋炀帝十大罪状，如云“广立池台，多营宫观，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科税繁猥，不知纪极，头会箕敛，逆折十年之租，杼轴其空，日损千金之费；”“年年历览，处处登临，家苦纳秸之勤，人阻来苏之望；”“恃众怙力，强兵黩武，义夫切齿，壮扼腕；”“愎谏违卜，蠹贤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遂令君子结舌，贤人缄口。”总之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3号召各地起义军同心戮力，推翻隋朝的统治。
正当李密兵锋甚锐，威逼东都的时候，隋炀帝命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军将关内兵，江都通守王世充将江淮劲卒，增援东都。东都驻军十余万人都由王世充指挥，进击李密于洛口，与密军夹洛水互击，各有胜败。由于李密的势力日益强大，他和翟让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起来。李密虽为翟让所推，但也心存戒备，平日“恭俭自励，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积书而已。子女珍玩，一无所取。密又仪形吵小，让弗之忌”4。及密建蒲山公《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2《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恭帝义宁元年。
3《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恭帝义宁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2祖君彦《为李密与袁子干书》，《全唐文》卷一三二。
3《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4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
营，“麾下士卒多为让士卒所陵辱，以威约有素，不敢报也”。李密既为魏公，威权日高。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劝他自己作冢宰，执掌大权，翟让不从。兄翟弘又说“天子汝当自为，奈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2翟让大笑，不以为意。李密得知后却很不高兴。翟让又对左长史房彦藻说“君前破汝南，大得宝货，独与魏公，全不与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3这就不免引起李密左右的疑惧，他们劝李密说“让贪愎不仁，有无君之心，宜早图之！”李密虽然表示“今安危未定，遽相诛杀，何以示远！”4但经不起他们的一再怂恿，终于同意采取行动。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在石子河击败王世充之后，李密置酒宴请翟让。席间房彦藻将翟让随从引开，密出良弓，请翟让试射。翟让刚刚拉开弓弦，李密部将蔡建德突然举刀从后面砍杀翟让。翟让大吼一声，倒了下去。让兄弘、侄摩侯、亲信王儒信等同时被杀。徐世勣仓皇走出，被守门的兵士砍伤了脖子。单雄信叩头求活。其余随从人员一时惊扰，不知所措。李密大声说“与君等同起义兵，本除暴乱。司徒专行暴虐，陵辱群僚，无复上下，今所诛止其一家，诸君无预也。”5翟让部众都想散去，李密使单雄信前往宣慰，又单骑入营中加以安抚。令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领其众。这样，混乱的形势虽得稳定，“然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
翟让被害之后，王世充募兵飨士，欲乘月晦偷袭仓城。李密事先从王世充降卒口中，探知敌情，有所准备，命郝孝德、王伯当等分兵屯于仓城之侧以待之。那天夜里王世充兵果然来了，诸军齐发，王世充大败，斩其骁将费青奴，士卒战溺死者千余人。世充移营洛北，越王侗加拨七万兵给他。王世充又命诸军各造浮桥，渡洛水进攻李密。密初战不利，世充进迫城下。李密选锐卒数百人，分三队出击。王世充又被打败，争桥溺死者万余人，诸将杨威、王辩、霍世举、刘长恭等皆死于阵。世充逃往河阳。李密乘胜取偃师（今河南偃师县东），修金镛城（今洛阳东北）以居之。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都奉表劝进，部属裴仁基等也劝李密称皇帝。李密说“东都未平，不可议此。”大业十四年（8）三月，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引兵十余万西进，因李密占据巩、洛，便取东郡（大业初改兖州为东郡），攻黎阳。李密率步骑二万壁于清淇（今河南浚县西），命徐世勣退保仓城，宇文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少食，利在速战，既不与交锋，又断其归路。假意言和，还送给他粮食，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后知中计，化及与李密大战于卫州童山（即同山，在今河南浚县西南）下，打了一整天，密中流矢，堕马闷绝，左右奔散，赖秦叔宝捍卫，得免于难。叔宝复收兵与化及力战，把他打退了。化及力竭粮尽，部将陈智略、张章仁等“率所部兵归于密者前后相继”。化及北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
当宇文化及由江都北上的时候，东都君巨大为震惧，越王侗遣使“说李密与之合势拒化及”，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234《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5《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高祖武德元年。
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李密为解除后顾之忧，接受了东都的封号，因得奋力击败化及。李密将要入朝，行至温县，得知东都已发生兵变，王世充夺取大权，原来主张联合李密的大臣元文都、卢楚等被杀，因此返回金镛。
李密见东都兵屡被击败，将相间又自相残杀，以为东都旦夕可平。不料王世充掌权之后，厚赏将士，缮治器械，积极准备进攻李密。这时李密虽破宇文化及，而“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武德元年九月，王世充简练精锐两万余人，马二千匹，出击李密。李密留王伯当守金镛，亲率精兵出偃师迎敌。当时密车内部对于作战方案意见不一，裴仁基主张扼守要路，阻止世充东进，同时分兵三万，乘虚以逼东都，迫使敌军回救。彼救则我守，彼攻则我逼，如此反复，使之疲于奔命，一定可操胜算。李密也认为东都兵锐不可当，“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头可致麾下”2。但是单雄信、陈智略等却轻视王世充兵力，力主迎战。李密“惑于众议”，于是双方展开决战。第一天接战时，就遭到失利，裴行俨、程咬金等骁将十余人都受重伤。李密又恃傲轻敌，不设壁垒，敌军乘夜潜伏溪谷中。第二天正当激战时，王世充把事先准备好一个形貌类似李密的人，牵过阵前，大呼“已获李密矣”！敌军士气倍增，伏兵又乘高而下，奔向密营，纵火焚其庐舍。密军大溃，部将张童仁、陈智略皆降；密与万余人弛向洛口。守卫洛口仓的邴元真暗引王世充军入城，单雄信坐视不救，投降王世充。李密直奔虎牢，将往黎阳依徐世勣。有人说“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疮犹未复，其心安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镛，保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李密便往河阳会王伯当。他对王伯当说“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身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恸绝，部众都流泪不止。于是李密提议“共归关中”，投奔唐朝。随从李密入关的还有两万人。
李密西行途中，唐派遣迎劳的使者相望于道。密喜道“我拥众百万，一朝解甲归唐，山东连城数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当尽至；比于窦融，功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长安，礼数渐薄，唐以李密为光禄卿、上柱国，封邢国公。执政者又来求贿，意颇不平。过了不久，李密向唐高祖建议，愿往关东招抚旧部，以图报效。高祖令与王伯当同行，分其部众半留华州（今陕西华县），半随李密出关。密至稠桑驿（今河南灵宝北），唐高祖改变了主意，驿召李密回京，更受节度。李密早就听说有人反对他出关，因此大为疑惧，不听王伯当等的劝告，杀了来使，袭破桃林县（今河南灵宝北老城），打算投奔故将伊州刺史张善相，以图再举。中途为唐军截击，李密被杀，时年三十七岁。徐世勣表请收葬于黎阳山南，坟高七仞。《旧唐书》评论李密密“心断机谋，身临阵敌，据巩、洛之口，号百万之师，窦建德辈皆效乐推，唐公给以欣戴，不亦伟哉！及偃师失律，犹存麾下数万众，苟去猜忌，疾趋黎阳，任世勣为将臣，信魏徵为谋主，成败之势，或未可知。至于天命有归，大事已去，比陈涉有余矣！”由此可见，李密在组织群众，摧毁暴隋，扫除虐政方面起到重大的历史作用。
2《资治通鉴》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第二节窦建德窦建德（573—2），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人。他家世代务农。他有胆气，有勇力，在乡里有点名声。他当过里长，曾因犯法出逃，遇大赦才得回家。父死，乡里送葬的有一千多人。人们给他赠送的财礼，一概不收。大业七年（），隋炀帝募兵伐高丽，窦建德被选为二百人长。时县人孙安祖因家中贫苦，不愿应征，县官把他抓起来打了一顿。安祖一怒之下杀死了县官，投奔到窦建德家。建德对他说“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大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因劝安祖往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聚众起事。高鸡泊在漳南附近，宽广数百里，港汊交错，芦苇丛生，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在孙安祖的同意下，窦建德“招诱逃兵及无产业者，得数百人”，让孙安祖率领往高鸡泊去了。
这时鄃（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纠集百来人，在河阻中起义，蓨（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聚众千余，在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界中起义。由于这些起义军不侵犯窦建德的家乡，官府怀疑建德和他们有交结，把建德的家属全杀了。建德在外听到这个消息，便带领所部两百人投奔高鸡泊的高士达。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后来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部众数千人归附建德，建德从此发展到一万多人。建德能“与士卒均执勤苦”，很得部众的拥护。
大业十二年冬，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攻打高士达。士达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便以建德为军司马，让他指挥战斗。建德选拔精兵七千，假称和高士达有仇怨，向郭绚投降，引郭至长河地界相会，共图士达。郭绚信以为真，“益懈而不备”。于是建德发起突然袭击，大破绚军，杀略数千人，获马千余匹，并追斩逃跑的郭绚。
就在这时，隋将杨义臣消灭了张金称，乘胜至平原（今山东陵县），将进攻高鸡泊。窦建德看到隋军锐气方盛，劝高士达暂时退却，使杨义臣“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高士达不听建德的话，让他留守，亲自率兵迎战。获得小胜，就“纵酒高宴，有轻义臣之心”。建德得知道“东海公未能破贼，而自矜大，此祸至不久矣。”过了五天，杨义臣果然大破高士达，并斩士达于阵，乘势追击建德。建德寡不敌众，带了百余骑后撤。杨义臣以为高鸡泊的起义军已经解决，便把军队撤走了。窦建德乘机攻占饶阳（今属河北），收编余部，为士达发丧成礼，安葬阵亡将士，士气复振，开始自称将军。由于他不杀隋官，隋朝的郡县长吏也有以城降附他的，兵力发展到十几万人。
大业十三年春，窦建德建都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年号丁丑，开始设置百官。建德率兵攻占信都（今河北冀县）、清河诸郡，并俘斩隋将杨善会于清河。
这年七月，隋炀帝命左翊卫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率兵三万，驰援东都，《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建德称长乐王的年代，《旧唐书·高祖纪》作武德元年，此据《隋书·炀帝纪》、《旧唐书·窦建德传》及《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所过盗贼，随便诛剪”。当薛世雄军进抵河间七里井（今河北河间南）的时候，窦建德预先选拔了精兵数千，埋伏在水泊里边，故意撤走各路军队，扬言要撤往豆子■（在今山东商河、惠民北）去。薛世雄果然“以为建德畏己，乃不设备”。建德侦察好了敌情，率勇士一千人，在弥漫的大雾中突然袭击隋军兵营。隋军顿时大乱，“军不成列，皆腾栅而走”2，自相践踏而死的就有一万多人。薛世雄只带着几百名骑兵逃回涿郡。窦建德乘胜出击，取得了河北大部分郡县。
武德元年（8）十一月，乐寿出现了五只大鸟，还有几万只相从的鸟，窦建德以为祥瑞，改元五凤。又有宗城人献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绍说“昔夏膺箓，天赐玄珪，今瑞与禹同，宜称夏国。”于是改国号为夏，以宋正本为纳言，孔德绍为内史侍郎。
这时杀死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已由江都北上，称帝于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窦建德对宋正本、孔德绍说“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也。请与诸公讨之，何如？”孔德绍也认为宇文化及“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贼也，此而不诛，安用盟主！”武德二年春，建德举兵进讨化及，连战连胜。化及保据聊城，建德以撞车抛石，四面急攻，打进城内，擒杀了宇文化及。
起初一些起义军“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窦建德却“每获士人，必加恩遇”。他得到饶阳县长宋正本就引为谋主。河间郡丞王琮投降以后，建德部下因王琮守郡时杀伤起义军很多，要将他处死。窦建德却认为王琮是“义士”，并称从前在高鸡泊可以“恣意杀人”，现在要“安百姓以定天下”，就不能那样做了。他即日叫王琮做瀛州刺史。景城户曹张玄素被俘以后，建德让他做治书侍御史，他坚辞不干，直到炀帝被杀，才接受黄门侍郎的任命。建德歼灭宇文化及之后，俘获了大批的隋官，一一加以任用。以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崔君肃为侍中，何稠为工部尚书，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其余也都随才授任，委以政事。建德立国以后，文物法度未备，裴矩替他“创定朝仪，权设法律，建德大悦，每咨访焉”。建德自奉俭约，布衣蔬食。妻曹氏不穿丝绸。在战斗中缴获的财物，都分给将士，自己一无所取。家中使唤的婢妾很少，得隋宫人以千数，一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骁果，尚且一万，也听任散去。
这年八月，建德攻占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在这里筑万春宫，作为新的都城。“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言诏”。隋义成公主先嫁突厥，遣使迎接萧皇后（隋炀帝之后），建德遣千余骑送萧后往突厥。“既与突厥相连，兵锋益盛”。建德在洺州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太平寰宇记》载贝州清河县枯下渠称“大业十三年，窦建德于广平郡又疏此水入柳沟，遂与永济合流。”可见窦建德早已注重水利的兴修，这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因而“境内无盗，商旅野宿”2。
正当窦建德雄踞河北的时候，王世充击溃李密，在洛阳自称郑帝，成为河南最强大的军事集团。李渊已在长安建唐称帝，决心东向争夺中原之地，《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2《隋书》卷六五《薛世雄传》。
《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
2《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实现全国统一。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带兵出关，攻打洛阳，河南郡县大半归唐，洛阳成了孤城。王世充几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开始不予理睬，想在唐、郑斗争中坐收渔人之利。十一月，窦建德率军渡河南下，攻打济阴孟海公。次年二月，克周桥（今山东定陶），虏孟海公，遂并其众。这时洛阳的形势日趋危急。中书舍人刘斌建议“今唐有关内，郑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势也。闻唐兵悉众攻郑，首尾二年，郑势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强郑弱，其势必破郑。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为大王计者，莫若救郑。郑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郑，此常保三分之势也。若唐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喜，认为这是“良策”，决定援救王世充。三月，亲率大军十余万，向洛阳进发。一路攻城掠地，直抵荥阳，泛舟运粮，水陆并进，驻军成皋（今荥阳西北汜水镇）的东原，筑宫于板渚（今荥阳高村西北牛口峪附近），以示必战。建德一面派人通知王世充，内外相应；一面致书李世民，要求唐军退至潼关，把侵占的地方还给王世充。唐军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有人主张退守新安（今属河南，在洛阳西），等待时机，再图进取。李世民认为，王世充士卒精疲力竭，粮食已尽，上下离心，不须大力进攻，就可取胜。窦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并不可怕，只要扼守虎牢（今荥阳汜水镇），使敌军无法西进，世充很快就会崩溃。那时城破兵强，气势自倍，就可收到“一举两克”的奇功。于是李世民一面分兵围困洛阳，一面亲自率军据守虎牢，阻击夏军。
窦建德迫于虎牢之险，不能西进，而且和唐军相持月余，数战不利，人心思归。粮运又被唐军抄袭，大将张青特被俘，形势更为不利。国子祭酒凌敬建议渡河攻取怀州（今河南沁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然后越太行山而入汾、晋，趣蒲津（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如此，一则师出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窦建德本想接受这个意见，但因部将收受了王世充使者的贿赂，都把凌敬的建议，说成“书生”之见，窦建德因此不予采纳。其妻曹氏又向建德说“祭酒之言可从，大王何不纳也？请自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鼓山）之道，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以自救，此则郑围解矣。今顿兵武（虎）牢之下，日月淹久，徒为自苦，事恐无功。”建德说“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郑国悬命朝暮，以待吾来，既许救之，岂可见难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窦建德一心决战，不听别人的劝告。
这时窦建德想乘唐军刍草已尽、牧马河北的时机，袭击虎牢。李世民侦悉这一情况，于五月一日渡河，察看敌情，当晚回营。留马匹千余，放牧河边，引诱夏军。第二天早晨，窦建德果然全军出动，自板渚出牛口（今荥阳西北）布阵，北拒大河，西薄汜水（今荥阳县东北），南连鹊山（今荥阳西南），长达二十里。李世民登高瞭望，对诸将说，窦军“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
夏军士兵等到中午，不见唐军出战，又疲劳，又饥饿，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到河滩上去取水喝。李世民看到夏军显得疲乏，阵势已经松动，认为时机已到，就命令将士渡过汜水，向夏军发动猛烈攻击。这时窦建德正在举行《资治通鉴》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朝会，仓猝应战，阵势大乱。李世民率领精骑插入夏军阵后，树起唐军的大旗。夏军将士回头一看，以为唐军占领了大营，无心再战，纷纷逃散。建德在混战中被刺伤，退至牛口渚，为唐军所俘。李世民将窦建德等解至洛阳城下，令与王世充相见，王世充见大势已去，便投降了唐军。
建德妻曹氏及左仆射齐善行带领几百名骑兵逃回洺州，余众要立建德养子为主，继续抗争。善行主张“不如委心请命，无为塗炭生人”。便将府库财物分给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与裴矩、曹旦及建德妻等率官属举山东之地投降唐朝。七月，窦建德解至长安被害，时年四十九。
窦建德自起兵至败亡，首尾共历十一年。旧史评论道“建德义伏乡闾，盗据河朔，抚驭士卒，招集贤良，中绝世充，终斩化及，不杀徐盖，生还神通，沉机英断，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宝被谗见害，凌敬、曹氏陈谋不行，遂之亡灭，鲜克有终矣。”旧史指出窦建德的失败在于“愎谏”，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但窦建德的遗爱，仍然长期存留在河北人民的心中。河北大名县有“窦王庙”，父老群祭，历久不衰。大和三年（829），魏州书佐殷侔有感于其事，特在庙中立了一块纪念碑。
两《唐书》本传说他自起兵至灭亡凡六年，不确。
第三节杜伏威杜伏威（？—24），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少时落拓不羁，不事生产，家境极为贫困。他与临济（今山东章丘西北）人辅公祏为刎颈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为业，公祏屡次暗地送羊给伏威。姑家因此举报他们偷盗的事，官府缉捕很急，伏威与公祏便逃亡在外，聚众起义。这时伏威才十六岁。杜伏威是一个很勇敢的青年，每次战役，“出则居前，入则殿后”。所以部众都很佩服他，推他做首领。
当时山东人民苦于隋炀帝的征役，王薄、左君行等首先起义于长白山（今山东邹平西南会仙山）。大业九年（3），杜伏威率众往投左君行，没有得到左君行的重视，便离开长白山南下，辗转到达淮南，自称将军。当时下邳（今江苏宿迁东南）有苗海潮部起义军，杜伏威派辅公祏前去对海潮说“今同苦隋政，各兴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见擒，何不合以为强，则不患隋军相制。若公能为主，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可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雄雌。”海潮不敢抗，便率众归附伏威。接着，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颢领兵攻击伏威，伏威佯为败走，将隋军诱入芦苇丛中，顺风纵火，使陷入沼泽中的隋军全部烧死。海陵（今江苏泰州）义军首领赵破陈听说伏威兵少，有些轻视他。派人要求伏威合并过去。伏威叫辅公祏领兵在外待变，自己带了十来个人抬着牛酒去见赵破陈，破陈很高兴，把伏威请进营帐中，召集所有头领，纵酒高会。伏威突然在席上杀死了赵破陈，在座的人惊慌不及救，伏威又杀了几十个人，辅公祏的兵及时赶到，便把赵破陈的部众合并过来，共有几万人，势力更强了。
大业十一年，起义军李子通部一万来人，也从长白山到达淮南，和杜伏威部联合。伏威选军中壮士养为假子，凡三十余人，以王雄诞、阚稜最为强勇。不久，李子通谋杀杜伏威，派兵袭击他。杜伏威受了重伤，掉下马来，王雄诞背负他逃到芦苇丛中，收集散兵，重整旗鼓。隋将来整乘机进攻，黄花轮一战，伏威大败，又被重创。部将西门君仪的妻子王氏，勇而多力，背负伏威逃走。王雄诞率壮士十余人随行保卫，与隋兵力战，才得脱脸。伏威收集余兵得八千人，在盐城（今属江苏）歼灭了隋将公孙上哲的军队。
大业十三年，隋炀帝派右御卫将军陈稜以精兵进攻杜伏威，时伏威屯六合（今属江苏），率众抵御。陈稜闭壁不战，伏威送他一身妇人衣服，称他为“陈姥”，以此激怒隋军。陈稜果然出战，伏威挥军奋击，冲进敌阵中，把隋军打得大败，陈稜狼狈逃跑了。伏威乘胜破高邮（今江苏高邮西北），引兵渡淮，据有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分遣诸将掠取属县，江淮间义军纷纷归附。伏威常选敢死之士五千人，称为“上募”，待遇优厚，与同甘苦。每有攻战，使上募先击。战斗完了，查看背上受伤的就杀掉，因为这种人是“退而被击”的。所获资财，都赏给战士。士卒有战死的，把他的妻子殉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宇文化及既杀隋炀帝，以杜伏威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于东都，皇泰帝（即越王侗）以伏威为东南道大总管，封楚王。武德二年（9）九月，唐高祖遣使招抚杜伏威，伏威请降。唐以伏威为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旧唐书》卷五六《杜伏威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令，封楚王。逾年又以为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大使，进封吴王，赐姓李氏。
这时大江南北，沈法兴据毗陵（今江苏常州），杜伏威据历阳，陈稜据江都，李子通据海陵，彼此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武德三年，陈稜、沈法兴既已为李子通击溃，杜伏威遣辅公祏将卒数千攻李子通。公祏渡江攻下丹阳（今江苏南京），进屯溧水（今属江苏），大败李子通。子通弃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伏威徙居丹阳，从此“进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赋敛，除殉葬法，其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采取了一些强化政权，安定社会的措施。武德四年冬，杜伏威遣王雄诞进攻李子通，子通迎战于苏州，大败，退保杭州。雄诞追败子通于城下，子通穷蹙请降，伏威执送长安。雄诞又破汪华于歙州（今属安徽），于是伏威“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成为南方最大的力量。
唐高祖既平河南、河北，武德五年遣使征伏威入朝。伏威“俯首应诏，不悦于躬”。时李世民新平刘黑闼，进攻徐圆朗，声震淮泗，伏威心怀畏惧，又经李百药等劝说，终于西行入朝。唐拜伏威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居长安，位在齐王元吉上，以示尊宠。
杜伏威“崇尚佛理”2，尤信道教，“好神仙长年术”3，服食云母中毒，于武德七年二月暴卒。时辅公祏在丹阳起兵反唐，诈称伏威之命，以蒙蔽部众。唐将李孝恭既平公祏，把公祏的反书送给唐廷，高祖信以为真，乃夺伏威官爵，没入家产。唐太宗即位，知道伏威蒙受冤屈，恢复了他的官爵，并以公礼成葬。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续高僧传》卷十四，《唐苏州通玄寺释慧頵传》。
2《续高僧传》卷十四，《唐苏州通玄寺释慧頵传》。
3《新唐书》卷九二《杜伏威传》。
第五章李勣魏徵第一节李勣瓦岗起义李勣（594—9），他本姓徐，名世勣，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
人。唐高祖赐姓李，又避太宗讳，遂单名勣。李勣出身于土豪，“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他为人慷慨，仗义疏财，与他父亲“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大业十二年（），翟让在瓦岗（今河南滑县南）聚众起义。这时，十七岁的李勣也前来参加。他劝告翟让说“东郡于公与勣皆为乡里，人多相识，不宜侵掠。荥阳、梁郡、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资。”翟让采纳了他的建议，率军西进，很快攻入二郡境内，掠取公私商船，因而“资用丰给，附者益众”2，队伍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瓦岗军的发展与壮大，引起了隋皇朝的恐惧与不安，立即派荥阳通守张须陀率军前来镇压。翟让用李密的计谋，于荥阳大海寺附近同张须陀交战，李勣与李密将隋兵团团围住，经过浴血奋战，杀死张须陀，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
李勣见李密的才干胜过翟让，便与王伯当共同劝说翟让推李密为主，于是李密被尊为魏公，成为瓦岗军的最高统帅。不久，李勣以奇计于洛水大破隋将王世充军，因功封为东海郡公。当时，河南、山东发生了严重的水灾，饿殍满野，隋炀帝虽命令开黎阳仓救灾，但由于政令紊乱，仓吏又不能及时散发，致使每天饿死数万人。李勣遂向李密献计说“天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李密接受了他的建议，命他率本部五千人马向黎阳仓进发，在其他义军的配合下，当天即攻占了黎阳仓，并迅速开仓济贫，任民所取，因而博得了饥民的热烈拥护，纷纷加入了起义军，“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从而迅速地壮大了队伍，开创了起义军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义宁元年（7），瓦岗军发生内讧，李密设计杀死翟让，李勣也被门卫砍伤。李密将李勣扶入帐内，亲自为他上药，并让李勣与单雄信等人统率翟让旧部，“中外遂定”。
事后，李密骄傲自大，又不抚恤士兵，仓粮虽多，但府库无钱帛，战斗获胜，又无所赏赐，兵士不满。李勣见军心不稳，一再提醒李密，指出他的失误。李密很不高兴，遂命他出镇黎阳。“虽名委任，实亦疏之”2。
宇文化及于江都缢杀隋炀帝后，率十万大军北上，奔东都洛阳而来。越王杨侗刚即帝位，自度抵挡不住，遂诱降李密，命他讨伐宇文化及。李勣奉命守仓城，于城外掘深沟，加强守备。宇文化及来势汹汹，架设攻具，四面攻城，但受深沟所阻，不能到达城下。李勣又于沟中挖地道，出击敌人，宇文化及大败而去。
武德二年（9），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入关降唐，李勣仍据守黎阳等十《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2《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2《资治通鉴》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郡之地，未有归属。后听从魏徵的劝说，决定归唐。他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于是派人至长安献于李密。使者初到京城，陈二狗的妖孽人生帖吧唐高祖听说没有表奏，唯有给李密的信函，感到奇怪。使者奏明了李勣的本意，高祖十分高兴，并称赞他“感德推功，实纯臣也”。即诏授他为黎阳总管、上柱国，加右武候大将军，封曹国公，赐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其父李盖也受到了封赏。并令李勣统“河南、山东之兵以拒王世充”。
不久，李密叛唐被杀。李勣崇尚义气，上表请准其收葬。高祖归还了李密尸体，李勣备君臣之礼，“大具威仪，三军缟素”，安葬于黎阳山。礼毕，才与将士脱下丧服。他的这种“事君以忠”的举动，再次博得了人们的赞许，“朝野义之”。
投唐立功武德二年（9）十月，窦建德率大军南下，与李勣的巡逻部队遭遇，混战一场。建德进攻黎阳，一举破城，俘获了淮安王李神通、魏徵与李勣父李盖，唯李勣率百余骑突围而出。但因其父被俘，又返回来投降窦建德，授任左骁骑将军，仍守黎阳。2李勣虽投降了窦建德，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想脱身归唐，又怕其父受到连累，便与郭孝恪定计，先立功效以取信窦建德，然后再寻机脱身。于是他主动出击王世充，攻破获嘉城，俘获很多；接着又袭击新乡，俘虏其骑将刘黑闼，都献给窦建德。李勣屡建战功，得到了窦建德的信用，使防范松弛，遂于武德三年（20）正月归唐。有人劝窦建德杀死李盖，他说“世勣，唐臣，为我所虏，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舍而不杀。
李勣归唐后，仍任总管。不久，随从秦王李世民平定刘武周，大获全胜。接着，又参加了平定王世充的战斗。这年九月，唐军于邙山击败王世充军，进逼洛阳，其管州总管杨庆请求投降。杨庆原李密旧将，李世民派李勣率军赴轘辕道安抚其众，于是，荥、汴、淆、豫九州相继来降。2这时，王世充子玄应镇守虎牢，屯军于荥阳、汴州之间，闻知管州降唐，欲率军收复管州，被李勣击退。接着，李勣让郭孝恪致书荥州刺史魏陆，魏陆降唐，并擒获了王玄应的四员大将。翌年二月，李勣进军虎牢，王世充郑州司兵沈悦暗中投降，并做内应，遂一举攻占虎牢，活捉了刺史荆王王行本。王世充一面死守洛阳孤城，一面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以为唇亡齿寒，遂率大军南下救援，相继攻占了管州、荥阳。李世民与李勣扼守虎牢，以阻止窦建德军西进。三月，李世民与李勣等在虎牢东观察窦建德营垒，与其游兵相遇，窦建德立即派出五六千骑兵追击。李勣率伏兵奋力冲杀，大破敌兵，斩首三百余级，并活捉其二员骁将，凯旋而归。唐军很快俘虏了窦建德，平定了王世充，胜利返回长安。在这次东征中《贞观政要》卷二。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2《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论功行赏，李世民为上将，李勣为下将。李勣以自己的骁勇善战位居诸将之首，与秦王都身披黄金甲，乘戎辂，向太庙告捷。
李勣很重义气。他在瓦岗时曾与单雄信结拜为兄弟，誓同生死。后李密兵败，单雄信投靠了王世充。单雄信作战勇猛过人，在唐军围攻洛阳时，他驰骋沙场，挥枪几中齐王李元吉。平定洛阳后，单雄信被俘，将要处死。李勣请以自己的官爵赎雄信之罪，李世民不准，他哭着对雄信说“平生誓共为灰土，岂敢念生，但以身许国，义不两遂。虽死之，顾兄妻子何如？”因用刀割下一块股肉，请雄信吃下，说“示无忘前誓。”2在处死窦建德不久，唐高祖又征调窦建德旧将入长安，原旧将惊惧不安，于是刘黑闼又串通李密旧将兖州总管徐圆朗起兵反唐。河北各地窦建德旧将及豪右多杀官吏响应，一时发展到数万人，声势浩大。刘黑闼攻陷了冀州，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东）。时李勣任黎州总管，屯守宗城，抵挡不住，欲退保洺州，途中遭黑闼追击，步兵五千人，皆没于阵，李勣幸免于难。李世民奉命讨伐刘黑闼，双方对峙于洺水城。李勣率兵逼近黑闼勇将高雅贤营垒，杀高雅贤，攻破其营。在平定刘黑闼后，李勣又奉命进击徐圆朗。唐军乘胜而进，徐圆朗连战失利，最后弃城夜逃，为人所杀，“其地悉平”3。
武德六年（23），李勣又随从李孝恭、李靖讨伐辅公祏。他率步兵一万人，渡过淮水，一举攻占了寿阳（今安徽寿县）。公拓之将陈正通率兵十万驻守梁山，派其大将冯惠亮率水军十万，把大舰锁连江中，以阻断水路，还于江西筑造营垒，分守水陆要道，以阻止官军。李勣率军攻破其营垒，惠亮单舟逃走。李勣乘胜进击，正通兵溃，逃回丹阳（今江苏南京）。辅公祏见全线崩溃，遂丢弃丹阳城，连夜逃去。李勣“纵骑追之于武康，江南悉定。”镇守并州，进击高丽武德八年（25），东突厥颉利可汗屡次掳掠并州一带，高祖命李勣为并州行军总管，以抵御突厥。唐太宗即位后，拜为并州都督（治太原）。并州是唐朝的发祥地，又是北方的门户，军事要地。从此由李勣开始经营，独当一面。
李勣知人善任，举贤荐能。早在瓦岗时，常与魏徵、高季辅、杜正伦等才能之士交往频繁，他一旦发现人才，“即加礼敬，引入卧内，谈谑忘倦，”经他引荐的，后多位至通显，当时人称其有“知人之鉴”。在他镇守并州初年，张文瓘以孝悌闻名，明经及第，补为并州参军。李勣见文瓘一表人才，曾称赞他为“今之管（仲）、萧（何）”。一次李勣入朝，文瓘与同僚二人为他饯行，李勣分别赠给那二个同僚佩刀与玉带，而对文瓘却一无所赠，文瓘不解其意，心中疑惑，李勣遂解释说“子无为嫌。若某，冗豫少决，故赠以刀，欲其果于断；某放诞少检，故赠以带，俾其守约束。若子才，无施不可，焉用赠？”因极力引荐，高宗朝张文瓘位至宰相。
贞观三年（29）十一月，突厥再次入寇河西。诏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几万大军出击，以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从云中进军，2《隋唐嘉话》卷上。
3《旧唐书》卷五五《徐圆朗传》。
《新唐书》卷一一三《张文瓘传》。
在白道与突厥颉利可汗兵遭遇，大败突厥兵。颉利可汗派使者请和，太宗派鸿胪卿唐俭出使突厥。李勣与李靖一起议论军事，认为颉利可汗虽然兵败，人马尚多，若进入碛中，与九姓互保，道路险阻，难以追及。今唐俭在那里，防备松弛，我军若迅速出击，突厥必不战而降。这一策略正和李靖不谋而合，他高兴地说“公之此言，乃韩信灭田横之策也。”果然，李靖袭击颉利可汗牙帐，颉利可汗欲逃入碛中，李勣早已屯军碛口。颉利可汗前进受阻，后有追兵，其大酋长率其部落一并投降了李勣。李勣俘虏五万多人，胜利而归。李勣镇守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四夷宾服，号为称职。贞观十五年（4），征为兵部尚书，封英国公。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李勣尚未赴京就任，薛延陀真珠可汗乘唐太宗君臣东封泰山之机，纠合同罗、回纥等族军队二十万，穿过漠南，袭击已归降的突厥，俟利苾可汗抵御不住，率部落进入长城内，派使者告急。太宗立即调兵遣将，反击薛延陀。新任兵部尚书的李勣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步兵六万，骑兵二千屯守羽方。2十二月，薛延陀可汗之子大度设率三万骑兵逼近长城，适遇李勣率唐军赶到。大度设见尘埃冲天，兵威强盛，望而生畏，遂率其众从赤柯泺北逃。李勣从部下及突厥兵中选精骑六千，由直道拦击。他越过白道川，于青山与薛延陀军相遇。大度设整军迎战，列阵长达十里。突厥兵先出战，结果败下阵来。大度设乘胜追击，恰好李勣率军赶到。薛延陀万箭齐射，唐军马伤亡很大。李勣命骑兵下马，手执长槊，一直朝前猛冲，薛延陀溃不成军。这时，副总管薛万徹又及时赶到，夺取了薛延陀战马，唐兵合力冲杀，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余人。大度设狼狈北逃，到了漠北，又遇上了特大暴风雪，“人畜冻死者什八九”。
唐军反击薛延陀大获全胜，其使臣回国时，唐太宗教训他说“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2战事结束后，李勣入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的才干与忠贞，博得了唐太宗的亲重和殊遇。一次李勣患有暴病，药方说胡须灰可以治疗，太宗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胡须剪下，为他调药。李勣感动得涕泪交流，在入谢时顿首出血。翌年，李治立为太子，太宗让他辅佐太子，因转任太子詹事，加官特进，仍知政事。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对李勣说“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3李勣流泪辞谢，噬指流血。不一会儿，李勣喝醉了酒，太宗脱下御服，亲自披在他的身上。
贞观十八年（44），唐太宗将进击高丽，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兵、骑兵及兰、河二州归降的胡兵计六万人，向辽东进发。第二年三月，李勣从柳城（今辽宁朝阳）出师，先虚张声势，给人以出击怀远镇的假象，《贞观政要》卷二。
2《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羽方，《新唐书》本传作“朔州”。2《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
3《贞观政要》卷二。
而暗中进军甬道。四月，从通定镇渡过辽水，抵达玄菟（今辽宁铁岭南）。高丽惊慌失措，关闭城门自守。接着李勣攻占了盖牟城（今辽宁抚顺），俘虏了二万余人，缴获粮食十几万石。李勣又乘胜进军，兵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下。李勣开始攻城，唐太宗也率一万甲骑赶到。高丽害怕唐军抛石车，乃于城上积木筑战楼，以抵御抛石。李勣把抛石车排列在城下，抛石击城，块块巨石飞射城上，无坚不摧；另一方面又用撞车撞其楼阁，所撞之处，无不倾倒。这时又刮起了南风，李勣乘机纵火，点着了城西南楼。大火迅即蔓延到城中。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全城立时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城内一片混乱。唐军一举攻克了辽东城，烧死俘虏高丽兵万余人。2在攻占辽东城后，唐军乘胜围攻白岩城（今辽阳东南）。白岩城靠山临水，四面险绝难攻。李勣以撞车撞城，又用抛石车飞石击城，飞石流矢雨点般射向城中。高丽守将孙代文抵挡不住，遂举城请求投降。3于是，唐军又攻占了白岩城。
贞观二十年（4），刚从辽东班师不久，薛延陀部发生了内乱，李勣奉命率兵讨乱，在乌德鞬山大破其军，大首领梯真达官率众投降，咄摩支可汗向南逃往荒谷之中。李勣派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去招降，其部落犹首鼠两端，李勣遂派兵进击，前后斩首五千级，俘虏三万余人。4唐太宗十分欣赏李勣的军事才干，又钦佩他的忠诚。贞观二十三年（49），在临终前，唯恐他身为两朝元老，难以驾驭，特意将他出任为叠州都督，并向太子面授机宜，说“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后，可亲任之。若迟疑顾望，便当杀之。”李勣似明白唐太宗的心意，奉诏之后，“不及家而去”。
密表劝请废立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召回李勣，授任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进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不久，又拜尚书左仆射。他惧怕盈满，遂于永徽元年（50）上表，请求解除了左仆射职务，但仍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知政事。四年，又被册为司空。早在贞观年间，李勣以勋庸图形于凌烟阁，至此，高宗又命人为他画像，并亲自为他写序。2永徽六年（55），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此事在朝臣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以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坚决反对，李义府、许敬宗等政治上的失意者却极力。李勣在表面上同意长孙无忌等大臣的意见，而暗中却赞成此事。他曾与许敬宗等人“密表劝请”3。这年九月，一天退朝后，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再次商议废立皇后之事。褚遂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表示誓死力争。李勣见此情形，却“称疾不入”，巧妙地回避了，而褚遂良因死力相争，几乎招致杀头《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九年。
23《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唐语林》卷五。
2《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
3《旧唐书》卷七八《于志宁传》。
之祸。过了几天，高宗私下向李勣表示自己愿立武昭仪为皇后，顾命大臣坚决反对，自己感到棘手难办。李勣不以为然地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李勣虽未明言立武昭仪，但他劝高宗把此事看作家事，不必理会外廷的意见，实际上是高宗废立皇后的举动，因此，“上意遂决”。在李勣的暗中下，唐高宗不顾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决定立武则天为皇后。这年十一月初一日，高宗临轩，李勣奉命赍玺绶册封武则天为皇后。在废立皇后一事的激烈政争中，决定了朝臣的沉浮。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反对派，先后被贬到地方，有的自缢身死，有的被治罪。者李义府等人则飞黄腾达，李勣也格外受到亲重。在高宗东封泰山时，他任封禅大使。在途经他的故乡时，皇后亲自去看望他寡居的姐姐，赐给衣物，还封为东平郡君。李勣不慎坠马伤足，高宗亲自慰问，并把御乘赐予他。
褚遂良、韩瑗因极谏而遭杀身之祸，此后群臣多缄默不言。一天高宗与侍臣议政，谈及了隋炀帝，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勣顺口阿谀说“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2再击高丽，陪葬昭陵乾封元年（），唐朝再次出兵高丽。十二月，高宗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总管分水、陆两军出发。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将军风采不减当年，能谋善断，指挥若定。翌年二月，李勣率军渡过辽水，抵达新城（今辽宁铁岭南），他对诸将说“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遂至城西南，依山筑栅，围困新城。城中窘迫，遂开门投降。由于攻克了新城，进军很顺利，“自此所向克捷”，接连攻下十六城。总章元年（8）二月，李勣攻下扶余城（今吉林四平），高丽王子泉男建派五万兵前来救援，在薛贺水与唐军相遇。李勣军奋力冲杀，大破高丽兵，斩获三万余人，接着挥师南下，九月，攻克了大行城（今辽宁丹东南），唐军诸路人马与李勣会师，进至鸭绿栅，再破高丽兵，追击二百余里，攻下了辱夷城，进而包围了平壤城（今朝鲜平壤）。高丽王高藏派王子泉男产率九十八人打着白旗投降。李勣又活捉了泉男建，于是“高丽悉平”2。李勣胜利归来，在到达京师近郊时，高宗先命把高藏献于昭陵，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唐太宗；然后具备盛大的军容仪式，高奏凯歌，进入京城。为了嘉奖李勣的赫然战功，加封太子太师，增实封通前一千一百户。
总章二年（9）十一月，李勣患病，且病情逐渐加剧。高宗及太子屡赐良药，又召回其在外地的子弟侍臣。子弟请医治病，李勣不许进门，说“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宁容浪就医人求活！”
李勣见房玄龄、杜如晦辛苦创家立业，但后来被不肖子孙倾家荡产，深感痛心，他自以为病体难愈，遂把子孙们召来，当面向其弟李弼嘱托后事说《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二年。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2《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总章元年。
“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吾有此子孙，今悉付汝。葬毕，汝即迁入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十二月三日，李勣病卒，享年七十六。2高宗悲痛地流着眼泪说“勣奉上忠，事亲孝，历三朝未尝有过，性廉慎，不立产业。今亡，当无赢资。有司其厚赗卹之。”3令在光顺门为他举哀，七天不上朝。并赠官太尉、扬州大都督，谥贞武，陪葬昭陵。在安葬那一天，高宗于未央古城楼哭着送丧，还诏令百官送丧至故城西北。所造坟墓按照汉代卫青、霍去病故事，形似阴山、铁山及乌德鞬山，以旌表他破突厥、薛延陀之功。这座形似三山的坟墓至今仍矗立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之下，成为其功绩的历史见证。
李勣在其戎马生涯中，能谋善断，有杰出的军事才干。他每次行军作战，“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因而在攻灭东突厥，平定薛延陀，征服高丽等重大军事战役中，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太宗曾极口称赞他“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4。上元元年（70），唐肃宗把他与李靖一起，誉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庙5。
李勣在政治上也很有建树。在隋末天下“同苦隋政”之时，他踊跃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中，为发展、壮大瓦岗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推翻隋皇朝的残暴统治发挥了作用。在唐皇朝平定天下、维护国家的统一中也建有功勋。尤其在维护边境的安定与和平上更是战功赫然。唐太宗曾高度评价他说“参经纶而方面，南定维扬，北清大漠，威振殊俗，勋书册府。”《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总章二年。
2李勣享年，《旧唐书》本传云七十六，《新唐书》本传云八十六，按《金石萃编》卷五九李勣碑亦云“春秋七十有六”，今从《旧唐书》本传与碑志。
3《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
4《贞观政要》卷三。
5《新唐书》卷五《礼乐志》五《唐大诏令集》卷六二。
第二节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父魏长贤曾仕北齐为屯留令。魏徵少年时父亲即去世，家道中衰，陷于贫困境地。但他“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曾出家做过道士。从小爱好读书，多所涉猎。时值隋末，天下渐乱，他“尤属意纵横之说”2。
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反隋，以响应李密，召魏徵为典书记。从此，他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一员。义宁元年（7）九月，元宝藏受李密封爵，命魏徵写信致谢。李密因喜爱魏徵的文辞，特召请他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从此，魏徵即在李密属下任职。
武德元年（8）九月，李密在击败宇文化及后，“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王世充又出兵洛口，欲乘机歼灭李密军。李密召集众将商议，多主张应战，魏徵却劝告长史郑颋说“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战士心惰，此二者难以应敌。未若深沟高垒，旷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而退，追而击之，取胜之道。且东都食尽，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请慎无与战。”魏徵知己知彼，提出了十分正确的建议，郑颋不但听不进去，反蔑视为“老生之常谈”。他生气地说“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遂拂衣而去。果然不出魏徵所料，交战之后，李密军全线溃败，死伤大半，郑颋等将佐被俘，李密走投无路，遂入关降唐。
魏徵随李密归降了唐朝，久久不被任用，便自请安辑山东，于是被授任为秘书丞，乘驿传到达黎阳。这时，李密旧将李勣仍拥兵据守，魏徵致书李勣，认为李密拥兵数十万，一蹶不振，已归降唐朝；今黎阳为兵家必争之地，宜早归降，以免后患。李勣得魏徵信后，遂决意降唐，并开仓运粮，支援淮安王李神通军。不久，窦建德攻陷黎阳，俘获了魏徵，任其为起居舍人。至武德四年（2），秦王李世民擒获窦建德，魏徵再次归唐。太子李建成闻其名声，引荐他任太子洗马。从此，魏徵成为东宫的座上宾。
魏徵事奉皇太子，竭智尽力。他见秦王位望隆重，暗中有夺宗之志，为提高太子声望，稳固储君地位，便与太子中允王珪劝告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太子依从其建议，奏请了高祖，总领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统河南、河北诸州军马，以讨伐刘黑闼。魏徵随太子远征，在洺水（今河北曲周东南）连破黑闼军。鉴于以前的高压政策，致使窦建德余部再次起兵，他遂向太子建议说“黑闼虽败，杀伤太甚，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由，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恐残贼啸结，民未可安。”太子听从了他的建议，“获俘皆抚遣2《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高祖武德五年。
之，百姓欣悦”2。因此，刘黑闼也很快束手就擒，从而结束了河北一带动荡不安的局面。
魏徵见秦王功勋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严重威胁着太子地位，常常劝说太子快想对策，李世民也风闻此事。武德九年（2）六月，玄武门事变，秦王诛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召来魏徵，责问他为何“离间我兄弟”，他却毫无惧色，直言不讳地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秦王听了虽一时很气愤，但一向器重他的才干与耿直，仍以礼相待，引荐他为詹事主簿。
不久，魏徵任谏议大夫。原太子及齐王之党羽散亡在民间，虽有赦令，犹不自安，有的人还告捕以邀赏，闹得人情不安，于是派魏徵宣慰山东，并允许以便宜行事。魏徵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正遇州县押送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府护军李思行去京师。他说“吾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赦不问；今复送思行等，则谁不自疑！虽遣使者，人谁信之！吾不可以顾身嫌，不为国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3遂当即命令全部释放。李世民听到后，对魏徵不顾嫌疑、忠心奉国深为敬佩。
极言直谏，一代诤臣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29）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2。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2《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建成传》。
3《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二。
2《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2。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徵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偃革兴文，与民休息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太宗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太宗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魏郑公谏录》卷一。
2《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旧唐书》卷五一《长孙皇后传》。
人主安得而治之！”魏徵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是积极可取的。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2。
魏徵以静为本的思想，主张社会有个安定的环境，与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此，魏徵曾屡次劝谏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贞观初年，岭南诸州奏说高州酋帅冯盎反叛，太宗将调发江南、岭南数十州兵讨伐。魏徵立刻上谏说“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他认为冯盎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如果派遣使者，“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依从了他的意见，不动一兵一卒，岭南果然相安无事。太宗高兴地说“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徵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如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十万师。”遂赐绢五百匹。
为了防止劳役百姓，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周边诸国的入朝贡献。贞观二年，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也欲遣使贡献。魏徵上谏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太宗听了，马上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以减少费用。贞观六年，文武百官都以为封禅为帝王盛事，又天下乂安，屡次请求东封泰山，唯独魏徵不同意。他认为尽管太宗功高德厚，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2。在魏徵的规谏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数州闹水灾，遂停止了东封活动。魏徵认识到，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的结果必然疲劳百姓。在与太宗谈及此事时，曾以“亡隋为鉴”，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3。提醒太宗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辙。
太宗曾让在益州及北门制造绫锦、金银器，魏徵上言，劝止此事。他说“金银珠玉，妨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工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胜其耻。”4太宗在位既久，忘记了俭约的作风。贞观十一年（37），他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认为这是渐生奢侈之风的危险信号，于是马上给他敲一下警钟“隋惟责不献食，或供奉不《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2《贞观政要》卷八。
《贞观政要》卷九。
2《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3《贞观政要》卷六。
4《魏郑公谏录》卷一。
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当兢惧戒约，奈何令人悔为不奢。若以为足，今不啻足矣；以为不足，万此宁有足耶？”之后，魏徵又上疏，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国情民意的，有利于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威远扬。太宗颇有感慨地对宰臣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2兼听广纳，君臣共理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举了历史上的唐、虞，“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故不塞听与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偏信，致天下溃败而不自知，于是他结论说“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3可见，兼听纳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
魏徵主张君主兼听纳下，有利于君主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以克服君主的主观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宫，视听不能及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非问无由得知”。在魏徵看来，只有兼听纳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这是克服帝王独断专行的作风、减少失误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这一思想。贞观四年，太宗曾对侍臣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2魏徵认为，开国之初，君主往往能兼听广纳，但很难坚持始终。贞观十四年（40），他向太宗表明了这种思想。他说“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3讽劝太宗要善始善终。
兼听纳下不仅只讲君主的思想作风，而且还包含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以使君臣协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太宗说“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然则首虽尊极，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他说明君臣共为一体的道理，强调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导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魏徵的这种君臣一体，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太宗的赞赏，他曾多次对臣下说“既义《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2《魏郑公谏录》卷五。
3《贞观政要》卷一。
《魏郑公谏录》卷五。
2《贞观政要》卷一。
3《贞观政要》卷三。
为一体，宜协力同心。”
魏徵从治乱得失的比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听纳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整君臣关系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君臣关系处于既统一又对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他主张君主对大臣要诚信不疑，如“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这样“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君主对于臣下的信任是至为重要的。
唐太宗在实践中推行了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了君臣关系，改变了帝王传统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对朝廷施政中的失误之处上书规谏，纠缪补缺，匡弼时政。君臣和舟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
知人善任，惩恶劝善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妨害霸业的五条，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2可以说，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
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在用人问题上，魏徵特别强调君主的知人。他给太宗上疏说“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这是“无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
魏徵认为识别人臣的善恶是知人的一个重要内容。贞观六年，太宗与他谈及了“为官择人”一事，他回答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怎样才能“审访其行”呢？就是要注意对官吏的严格考察，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2魏徵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人的所作所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时机。
在不同的时期，在用人标准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下未定之时，一般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3。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天才无行，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得到了太宗的恩宠，因此他俩更是有恃无恐，任意弹射，不少大臣受到谴责，心中愤然不平。魏徵认为告讦并非正直，进谗言只能是陷害大臣，也不是忠的表现，即上谏太宗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贞观政要》卷三。
2《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23《贞观政要》卷三。
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徵直言批评了唐太宗以告讦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错误做法，太宗开始默然不语，后来觉得他说的有理，赐绢五百匹。
扬长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个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2。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人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魏徵主张“因其才以取之”，要扬其长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长。他的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谈论过这一问题，他说“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3贞观三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罢免官职。相寿曾是秦王府幕僚，凭借这一关系，他请求太宗宥免。太宗赐绢一百匹，还命他仍任旧职。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说“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恶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众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4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评，改变了原来的做法。
魏徵反对重用宦官。贞观十四年（40），太宗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太宗发怒。魏徵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隐患，并劝太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唐后期的宦官专权也恰好印证了他对宦官“为患特深”的英明预言。
居安思危，善始慎终魏徵在与唐太宗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2这里，虽然魏徵对披坚执锐、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估计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难却是鞭辟入里的。
魏徵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观五年，太宗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徵则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3魏徵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乱，《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五年。
2《贞观政要》卷三。
3《贞观政要》卷三。
4《魏郑公谏录》卷一。
《魏郑公谏录》卷二。
2《贞观政要》卷一。
3《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五年。
因此在贞观六年与太宗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4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37），他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魏徵明了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释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当志得意满之后，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因此，他特别告诫太宗“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他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从善始慎终的政治思想出发，魏徵特别留意观察太宗政治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太宗与侍臣论安危之本，近来政事如何时，魏徵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徵有的放矢，太宗听了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此后，魏徵还经常劝谏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十一年（37）五月，他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太宗听后很满意，褒奖他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2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太宗，这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太宗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太宗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3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4《贞观政要》卷一。
《贞观政要》卷一。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
2《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一年。
3《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