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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0丁编传记第一章隋文帝第一节谋取北周政权隋文帝（54—04）姓杨，名坚，弘农郡华阴县（今属陕西）人。父亲杨忠是帮助宇文泰开创北周基业的功臣，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母亲吕苦桃，西魏大统七年（54）六月十三日生坚于冯翊般若寺。及长，“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凭借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才能，由成纪县公、大兴郡公而继承了随国公的爵位。建德五年（57），杨坚为右三军总管，从北周武帝伐齐，破邺城，进位柱国。又与宇文宪击灭了北齐最后的反抗势力任城王高湝，以功除定州总管。
宣政元年（578），北周宣帝继位，立杨坚的长女丽华为皇后。以坚为上柱国，大司马，不久又迁升为大前疑。宣帝每次出巡，常命外戚杨坚留守京城，因此位望日隆。
北周宣帝是一个荒淫无耻的暴君。他恣情声乐，“多聚美女，以实后宫”。立了五个皇后。颁布《刑经圣制》，用法苛刻，外自群臣，内至宫女，被杖打、诛杀的人很多，以致“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这种情况对杨坚夺取政权自然极为有利。
本来鲜卑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汉族士人的力量。
杨坚系出弘农杨氏，是士族中的高门，拥有宗兵（杨氏私兵）多至三千人。他在政治上是有一番打算的，曾经对密友郭荣说过“吾仰观天象，俯察人事，周历已尽，我其代之”2的话。他做定州总管的时候，庞晃就曾向他建议“燕代精兵之处，今若动众，天下不足图也。”3杨坚觉得这样的时机虽然还没有到，但所结纳的人自然是越来越多，形成一个有力的政治集团。刘昉、郑译、高颎、李德林等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大象二年（580），周宣帝死了，八岁的儿子宇文阐做了皇帝。于是以杨坚为首的这个政治集团便乘机进行夺取政权的活动。在内史上大夫郑译等的策划下，矫诏引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同时，以赵王宇文招将嫁女于突厥为名，把北周在外的藩王都征召到京城来，防止他们反抗。这样，杨坚便以左大丞相迅速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
但这时反对杨坚集团的地方势力，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为首，立即发动了武装对抗。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响应。尉迟迥以北周重臣，据形胜之地，众至数十万。“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声势至为浩大。杨坚派韦孝宽率重兵进攻相州，并以王谊、梁睿分别进击郧、益两地。这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久已厌乱的人民群众都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尉迟迥“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周书》卷七《宣帝纪》。
2《隋书》卷五○《郭荣传》。
3《隋书》卷五○《庞晃传》。
《周书》卷二一《尉迟迥传》。
下者，非有匡合之才”，而“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2，这就可以看出当时人心的向背。加以在军事上的措置得宜，三处的反抗武装，很快就被击破。尉迟迥兵败自杀，司马消难南逃于陈朝，王谦也被杀死。杨坚的这一胜利，稳定了内部的统治秩序。接着便以谋反的罪名，先后杀掉了北周宗室毕王宇文贤、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等、清除了鲜卑族中的反对力量。同时又拉拢元谐、元胄、宇文忻等部分鲜卑贵族。这样就使杨坚集团改朝换代的计划，不再受到任何阻碍。大定元年（58）二月，由随国公晋封随王，“位在诸侯王上”的杨坚，经过一番“禅让”之后，便正式做了皇帝，国号隋3，改元开皇，定都长安。历史上称他为隋文帝。从此，隋文帝便以汉人天子取代了长期统治北中国的胡人政权。
2《隋书》卷六六《柳庄传》。
3隋文帝建国后，恶随字带辶，辶训为走，故去辶为隋。其建国以前所称随公、随王，仍应作随。说见殿本《隋书目录考证》。
第二节改革政治制度隋文帝在开始掌握北周政权的时候，就一反周宣帝所为，“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他做了皇帝以后，更是“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2。在这样励精图治的情况下，为了整顿制度，开创规模，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以巩固和发展新建立的隋政权。
首先改革行政制度，以加强朝廷的权力。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废除了北周时代从《周官》抄袭来的那一套古老的制度，命苏威等综合汉魏以来历朝的官制，制定新的制度。在朝廷分设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光禄、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十一寺，左右卫、左右领军等十二府。朝廷的五省中，秘书省职掌较闲，内侍省全是宦官，并不重要。政权所寄，全在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尚书省事无不总，是一个执行各种政令的机构。置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统领吏、礼、兵、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工六部。六部各设尚书一人，分统三十六侍郎，执行部务。门下省置纳言二人。内史省置内史令二人。三省长官共同定令立法，参决军国大政，担任宰相的职务。三省六部制度便从此确立起来了。
在地方，隋初沿袭前代的州、郡、县三级制。但当时南北各地均置侨州、郡、县，“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因而造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3的情形。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杨尚希等的建议，废除郡级机构，并省州县，裁减冗官。不仅节省了国家开支，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对于地方各级官吏，统由尚韦省的吏部负责选任，所谓“大小之官，悉由吏部”。这样就使“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2，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在整顿吏治方面，隋文帝“妙简良能，出为牧宰”。擢“仁明著称”的广汉太守柳俭为蓬州刺史3，以“奉国尽心”的驾部侍郎辛公义为岷州刺史，擢“治术尤异”的临颍令刘旷为莒州刺史4，“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任“达于从政”的房恭懿为新丰令，“政为三辅之最”。文帝还经常遣使考察地方官吏，褒奖良能，惩处贪污。治书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贪污不称职的长吏二百余人。库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对官吏尺布升粟之赃，无所宽贷，检举了一千多人，隋文帝都把他们发配到岭南去了。文帝又以“典吏久居其职，肆情为奸”，下令“诸州县佐史（《高祖纪》作“吏”）三年一代，继任者不得重居之”5。这些措施对澄清吏治，减轻人民痛苦，起了一定的作用。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3《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
《隋书》卷七五《刘炫传》。
2《通典》卷十八《选举》六“杂议论”下。
3《隋书》卷七三《柳俭传》。
4《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5《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开皇初年，隋文帝力矫北周末年“用法深重”、“诛杀无度”的弊政，命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修订刑律。裴政为主要修订人，上采魏晋旧律，下及齐、梁，讨论折衷，制定新律。废除了前代的枭首、轘裂及鞭刑，还废除了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杖桄等讯囚酷法。民有枉屈，县若不理，可以逐级上诉至朝廷，凡属死罪，都应上报朝廷，“三奏而后决”，以昭慎重。开皇三年，隋文帝根据刑部的奏报，认为犯罪人数还很多，乃因刑律太严。命苏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多条，从此“刑网简要，疏而不失”。当然，隋律的职能仍旧是镇压劳动人民，而且相当残酷；但它终究废除了前代许多“苛惨之法”，而且标榜“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立法原则2，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魏、周以来的府兵制度，隋文帝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因为“府兵制初建立时，在主观上是要以军民分治的形式维持种族矛盾，以部曲制度的形式维持部落组织”3，所以起初兵士都是鲜卑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4。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制度也就逐渐发生变化。北周武帝时，“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5。开始打破了兵制上的民族界限，但仍然“兵农各籍”。开皇十年，隋文帝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7于是府兵“始一寓之于农”8。这不仅使府兵制的民族意义完全消失，并使大批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文帝对选举制度也作了重大改革。随着南北朝以来封建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的数量日益增多，他们要求打破门阀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发展。这一要求与隋朝打击豪强地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晋以来为豪强地主所操纵的选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就在开皇中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开皇三年正月，“诏举贤良”。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里的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就是唐代制科的由来。还有词科也在这时出现了。如韦云起“开皇中，明经举”；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2。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年七十。以此推算，他十八岁时，正当开皇十六年。由此可见，明经、秀才、进士诸科都在开皇时设立了。唐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2《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955年版，第287页。4《北史》卷六○《李弼等传论》。
5《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叶适《习学记言》卷三九《唐书表志》条。
7《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8《新唐书》卷五○《兵志》。
《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
2韩国磐《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隋唐五代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979年版。
第三节处置民族关系隋文帝建国之初，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谷浑等每每劫掠边疆，严重地威胁着隋朝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统一，隋文帝采取了武装防御的措施，以求得边疆的安定。
突厥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北魏末年。到木干可汗时，势力极盛，“西破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3，成为北方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北周与北齐对峙时，争与突厥结姻好，输财物以求援。北周末年，曾以赵王宇文招女千金公主嫁与沙钵略可汗。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时，沙钵略可汗与营州刺史高宝宁合谋，进拢边地，攻占临渝镇（今山海关）。千金公主又极力劝说沙钵略替她娘家北周报仇，于是突厥大举进攻。武威、天水、安定（今甘肃泾川北）、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等地遭到严重的抄掠杀伤，弄得“六畜咸尽”。面对突厥的侵犯，隋文帝坚决进行了还击。他派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绩、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行军元帅，分道迎击突厥，打败了沙钵略的进攻。于是隋文帝一面加强防御工事，兴筑长城和沿边的城堡，一面采取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2的建议，利用突厥首领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等人之间的矛盾，进行离间，使他们互相攻击。结果，阿波可汗投归建牙葱岭以西千泉（怛罗斯河畔）地方的达头可汗。此后达头可汗也正式从沙钵略大可汗的统属之下分裂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势力，于是突厥便分为东西两部分。沙钵略在西突厥和契丹东西两面威胁之下，便在开皇四年上表称臣，愿意“永为藩附”3。从此保持了边境的和平。吐谷浑，本为羌族，据有今青海和新疆南部。其首领则为鲜卑人，魏、周之际始称可汗，都于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隋文帝初立时，吐谷浑统治者吕夸也乘机进扰，致使隋文帝一度废弃弘州，给隋朝很大的威胁。文帝命上柱国元谐率步骑数万出击，吕夸战败逃走。但不久又来寇边。开皇三年，汶州总管梁远又大败吐谷浑。到隋统一南北后，势力强盛，吕夸才不敢再来骚扰。开皇十一年，吕夸死，子世伏立，隋把光化公主嫁给他。世伏为部下所杀，弟伏允立，仍以光化公主为妻，“自是朝贡岁至”，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外，地处东北的契丹、靺鞨等族，或款塞归附，或遣使贡献，隋文帝对他们都作了妥善的处置。
隋文帝对周边各族，采取了军事上的防御和政治上的招抚政策，有效地处理了民族矛盾，使各族人民赢得了一个“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2的生活和生产的安定环境，为隋代统一南北，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3《北史》卷九九《突厥传》。
《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2《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
3《隋书》卷八五《突厥传》。
《隋书》卷八三《吐谷浑传》。
2《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曰》。
第四节平定南方由于内迁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晋室南移，北方各族统治者互争雄长，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北方经济发展和民族组合的进程。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由于北方人民不断南迁，人口增加，生产技术有所进步。南方经济也得到了发展。这就使得南北分裂，不但失去了民族斗争的意义，而且徒然给南北人民造成战争威胁，并且阻碍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实现统一便成为当时南北人民一致的要求。
隋文帝取代北周以后，便有并吞江南之志，任用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州（今安徽合肥），以伺察陈国的动静。又用杨素为信州总管，在永安（今四川奉节）大造战舰，以备水战之用。当时群臣竞献平陈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书“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和、滁、方（今江苏六合）、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今湖北巴东）、襄、荆、基（今湖北钟祥）、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于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盆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隋文帝看了非常高兴，从此确立了平陈的方略。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因萧琮入朝，遂灭后梁。梁宗室萧岩、萧奔陈。晋州刺史皇甫绩进言陈有三可灭“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2于是隋文帝便以陈国纳萧岩为借口，发动对陈国的战争。
开皇八年三月下诏伐陈，并且宣布了陈后主的二十条罪状。十月，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于是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都受杨广节制。隋文帝亲自到定城（今河南潢川）誓师，以要必胜。
正当隋军分道进发的时候，消息传到陈朝，施文庆、沈客卿用事，“并抑而不言，故无备御”3。及闻隋军临江，陈后主还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孔范也说隋军决无渡江之理。这个腐朽的统治集团，在末日已经降临的顷刻之暇，还“奏伎纵酒，作诗不辍”2。
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自广陵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
韩擒虎自横江渡采石，进拔姑孰（今安徽当涂）。贺、韩两军东西夹攻建康。陈将萧摩诃被俘，任忠出降。隋军直入朱雀门，城内文武百官纷纷逃散，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躲到景阳宫内枯井中，为隋军所获。
《隋书》卷六○《崔仲方传》。
2《隋书》卷三八《皇甫绩传》。
3《陈书》卷六《后主纪》。
2《南史》卷十《陈后主纪》。
杨素与刘仁恩率水军下三峡，大破陈将吕忠肃，乘胜至汉口，与杨俊相会。时建康已破，杨广使陈后主以手书招降上江诸将及岭南女首领洗氏，于是南方全部平定。
隋文帝的这一巨大胜利，使西晋末年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重新获得了统一。不久，又镇压了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等豪强地主的叛乱，并下令销毁“人间甲仗”，对于江南诸州私造的大船，也“悉括入官”3，进一步巩固了全国的统一。
3《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第五节发展经济隋文帝在发展经济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是继续推行魏、周以来的均田制。除授予贵族官僚大量土地外，农民一夫一妇规定授田一百四十亩。开皇十二年（592），隋文帝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推行均田法，宽乡农民可以得到足数的土地，狭乡每丁才得二十亩，老幼所得更少。但无地少地的农民终究得到了一些土地。隋文帝又把北周岁役一月的十二番法，减为岁役二十日。又改定服役年限，由北周规定的十八岁至五十九岁，改为二十一岁至五十岁。裁减了服役年限，并缩短了每年的役期。隋文帝还加意农田水利的兴修。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针对北齐以来，“豪党兼并，户口租调，十亡六七”2的情况，隋文帝进行了户籍整理，以扩大租调收入。他首先制定了保闾制度，畿内以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正。畿外保上为里，设里正；里上为党，设党长。由保长、闾正、族正、里正、党长等办理均田、征税与户籍。开皇五年（585），“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3。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户口检查。在检查中，奖励人民互相举发，凡亲属自“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4。这次检查的结果，得到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为了进一步防止户口隐漏，高颎又建“输（租赋）籍（户籍）之法”，由朝廷制作“输籍定样”，下令各州县依样确定户等上下，减轻税额。“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自此“奸无所容”5。这样就使隋廷获得了大量的劳动力，户口也迅速地增加起来。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以长安城“凋残日久”，在城东南龙首山创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名叫大兴城。城内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因系国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成为当时最大的商业都市。隋文帝鉴于前此币制的混乱，铸造标准的五铢钱，禁用古钱和杂钱。五铢钱“所在流布，百姓便之”2，使货币得到统一。开皇时，又规定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以古斗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采冀州刺史赵煛所定的“铜斗铁尺”3，颁行全国，度量衡也统一起来了。至于“除入市之税”，“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4，这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由于隋初以来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社会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隋书》称“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5这虽不免有溢美之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谓“开皇之治”的实际情况。
参见胡如雷《隋文帝评价》，《社会科学战线》979年第2期。
234《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5《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
2《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3《隋书》卷四六《赵煚传》。
4《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5《隋书》卷二《高祖纪论》。
第六节隋文帝与独孤后隋文帝在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中，是一个比较重视节俭的皇帝。他即位之初，就宣布“犬马服玩，不得献上”。对于以布袋进干姜，以氈袋献香料的官吏，都认为是浪费，“大加谴责”7。史称“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生活特别俭约。
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是北周功臣独孤信的女儿。十四岁嫁给隋文帝，两人感情很好。有一次幽州总管阴寿报告一个情况，在与突厥的互市中，有一箧价值八百万的明珠，劝她买了。独孤后说“非我所须也。当今戎狄屡寇，将士罢劳，未若以八百万分赏有功者。”2可见她的识见非同一般，文帝因此也很敬畏她，许多事情都听取她的意见。文帝临朝时，独孤后一同前去，坐在阁内，派宦官打听情况，“政有所失，随则匡谏”3。因此宫中称为“二圣”。
开皇十三年（593），下诏建仁寿宫于岐州之北，使杨素监造。平山填谷，以建宫殿，规模很大。因督役严急，丁夫死者以万数。开皇十五年，仁寿宫修成。文帝到了那里，看到宫殿十分壮丽，大怒道“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4杨素听了，很怕受处分。但独孤后对这所离宫感到很满意，文帝的态度也就变了。第二天召见杨素，赐钱百万，锦绢三千段。
独孤后生性嫉妒，后宫不敢进御。尉迟迥的孙女有美色，文帝很喜爱她，在仁寿宫得幸。独孤后伺帝上朝，暗地把她杀死。文帝得知后，大为愤怒，从苑中单骑出走，入山谷二十多里。高颎、杨素慌忙追去，扣马苦谏。文帝叹息道“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5好容易把文帝劝回宫中。后来皇后听到高颎说她是一妇人，心怀愧恨，便常在文帝面前短毁他，高颎终于被陷害而除名为民。
太子杨勇性宽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他曾经把蜀人所做的精美的铠甲，再加装饰，文帝看了很不高兴，告诫他“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后来遇到冬至节日，百官都到太子宫，太子张灯奏乐来庆贺。文帝大不以为然，下诏责难太子，从此父子便生猜忌。独孤后又因太子妃元氏无宠，遇心疾而死，疑有他故，颇为不平，乃派人伺察太子过恶。而晋王杨广则矫情饰诈，内谄母后，外结朝士，特别是拉拢权臣杨素，积极进行夺取太子地位的活动。开皇二十年，隋文帝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废黜了“抚军监国几二十年”的太子杨勇2，立杨广为太子。
仁寿四年（04），隋文帝卧病在床，一次看到宠姬宣华夫人仓促从外面《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7《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资治通鉴》卷一八○，文帝仁寿四年。
2《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3《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4《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五年。
5《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资治通鉴》卷一七九，文帝开皇二十年。
2《隋书》卷四五《文四子传》。
进来，神色有异，问她出了什么事。陈氏不觉流泪说“太子无礼！”文帝大怒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3便叫柳述、元岩，让他们草诏召回杨勇。杨素得知，立刻告诉太子，矫诏逮捕了柳、元二人，派亲信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把宫人全部赶走。隔不多久，隋文帝就死了，时年六十四。《隋书》作者在列举了隋文帝的主要政绩以后，称赞他为“近代之良主”。并且指出他素无学术，诛废功臣，听信谗言，用法严峻等缺点4，虽不失为持平之论，但未说明隋文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范文澜则有一个很恰当的评价“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3《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4《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第二章隋炀帝第一节称帝以前“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隋炀帝（59—8），姓杨，名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开皇元年（58）封为晋王，任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总管，时年十三。次年，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杨广为行台尚书令。文帝特选项城公王韶为行台右仆射，齐安公李彻总晋王府军事2，作为他的辅佐。王韶性情刚直，杨广遇事则向他请教，因而得免违背法度。
开皇六年（58），杨广改任雍州（治今陕西西安）牧、内史令，掌管出纳王命的内史省和京城地区的行政事务。过了两年，他被调往寿春（今安徽寿县）担任淮南道行台省尚书令，主管伐陈的战事。他以行军元帅，在长史高颎、司马王韶的辅佐下，统领兵马五十一万八千人，进攻江南。开皇九年（589）春，攻下建康，灭亡陈朝。杨广下令处死了施文庆、沈客卿等一批邪恶的官吏，又派人收集图书，封存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因此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
杨广得胜回朝，进位太尉，再次出任并州总管。不久，隋文帝鉴于江南豪强势力高智慧等人的叛乱，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派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今江苏扬州），每年入朝一次。开皇十四年冬，以武候大将军从文帝东祀泰山，事毕归藩。开皇二十年夏，西突厥达头可汗入侵，又以杨广为行军元帅，督率杨素、史万岁等分道抗击，西突厥大败，杨广胜利班师。这时他三十二岁，已经是出将入相，屡建功勋，“声名籍甚，冠于诸王”，因而也就不断滋长了他的政治野心——阴谋夺取太子杨勇的地位。
弑父诛兄，夺取帝位隋文帝有五个儿子，杨勇最长，开皇元年立为太子。以次为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他们都是独孤皇后所生。杨勇为人率意任情，无所矫饰。曾因“文饰蜀铠”，为文帝所不喜，告诫他不要奢华。后遇冬至节，杨勇穿法服，陈音乐，在东宫受百官朝贺。文帝认为这事违反了君臣礼制，更加生气，下令禁止，从此对杨勇逐渐产生疑忌。杨勇还很好色，专宠爱姬云昭训，却不爱嫡妃元氏。开皇十一年（59），元氏突然得病死亡，独孤后怀疑她被暗害，很不满意杨勇；对云昭训专擅东宫，更为不平。经常派人侦察杨勇的过失。杨广得知这些情况，特别矫饰自己的言行，表面上装作只与萧妃相处，不近其他女色。每次入朝，车马侍从也很俭约，又虚情假意地讨得父母欢心，说他不知何故得罪太子，太子有意加害于他。独孤后听了忿然说“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杨广探知皇后已有废立之意，此据《隋书》卷六二《王韶传》。《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及《北史》卷一二《隋本纪》下均误作“项城公歆”。
2此据《隋书》卷五四《李彻传》。《炀帝纪》上作“安道公才李彻”，安道公乃李彻后来封号，“才”字为衍文。
《隋书》卷四五《房陵王勇传》。
《隋书》卷四五《房陵王勇传》。
更是积极进行活动。那时反对废立的高颎已经失势，而杨素则大权在握，可以左右朝政。他便派人联络杨素，取得杨素的。杨素一面向独孤后称誉杨广，诋毁太子，与宫内联成一气；一面又在外廷中大肆活动，说太子的坏话，连太史令袁充也说“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这时杨广又收买了东宫幸臣姬威，探听太子的动静，密告杨素，于是太子的过失便在宫廷内外传开了。隋文帝本来对太子不满，因此更加恼怒，开皇二十年，下令废杨勇为庶人，杨广终于夺取了皇太子的地位。
仁寿四年（04），隋文帝卧病仁寿宫（在今陕西麟游西），杨广随侍宫中。他写信问杨素如何处理后事，杨素的回信被错送给文帝，文帝看了非常生气。同时，杨广又无礼于文帝的宠姬宣华夫人，文帝大怒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立刻令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起草诏书，要召见杨勇付托后事。杨素闻知，立刻告诉杨广。广矫诏执柳述、元岩下狱，派亲信张衡杀害了隋文帝，又派人杀死杨勇。在这年七月杨广登上帝位，改元大业。
第二节兴东都，开运河，频繁巡游兴建东都杨广席丰履厚，奢侈无度。即位之初，就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据诏书说，营建东都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洛阳地处中原，“水陆通，贡赋等”，漕运较便，可以解决粮食、物资供应的困难。二是“南服遐远，东夏殷大”，洛阳地位适中，可以照顾全局。他的根本意图，在于进一步巩固隋政权对全国的统治。
在营建东都之前，隋炀帝下令调发丁男数十万，自龙门（今山西河津西）东接长平（今山西晋城西北）、汲郡（今河南浚县西南），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东），渡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属河南），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挖了一条长达两千多里的弧形壕沟，沿沟设置关防，作为保护长安、洛阳地区的重要防线。接着在大业元年（05）的春天，命尚书令杨素领营东京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处另建新城，称为东都。新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洛水横贯城中。周围有七十三里多。为了修建这座都城，每月征发丁夫两百万人，星夜赶修，十个月就建成了。隋炀帝把旧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到那里居住，他自己也常住洛阳，洛阳便成了政治、经济的中心。
营建东都的同时，又在洛阳城西修建显仁宫和西苑。显仁宫南接皂涧，北跨洛滨，周围十余里。崇峦曲涧，异草奇花，极园林之胜。西苑周围两百里。苑内有称海的人工湖，海上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岛），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分布其间，掩映生姿。海的北面有龙鳞渠，迂回曲折，流注海内。沿小渠立十六院，每院设一个四品夫人的妃子以主管院事。苑中楼堂花木，穷极华丽。隋炀帝最喜乘月夜，携宫女数千，跨马来游，往往弦歌达旦。
开通运河隋炀帝兴建的又一巨大工程是南北大运河。这条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分为四段第一段是通济渠。大业元年（05），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从洛阳的西苑（谷、洛二水相会处）引谷（即涧水）、洛水入黄河，从板渚（今河南成皋东北）引黄河水入汴；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东，引汴水以达淮河，至于山阳（今江苏淮安）。这段河道主要是就旧有的浪荡渠（又名鸿沟，在成皋附近）及其下游的汴河加以疏浚而成。
第二段是山阳渎。从山阳起，利用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故道，加以疏浚扩大，引淮水至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入长江，全渠广四十步，两旁均筑御道，种柳树。沿途多置离宫别馆，在扬州建有江都宫。
第三段是永济渠。大业四年（08），又发河北军民一百余万人开挖永济渠，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接卫河北通涿郡（治蓟，今北京西南郊）。由于《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可见徭役的特别繁重。
第四段是江南河。大业六年（0），又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入于钱塘江。全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在短短的六年中，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源郡，南至余杭，长达四千八百多里的大运河开通了。在开凿过程中，几百万劳动人民栉风沐雨，忍饥耐劳，日夜不停地工作着。他们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发挥了高度的智慧，终于完成了这项举世罕见的伟大工程。
大运河的开通与隋炀帝巡游享乐的动机，不能说没有关系，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南北经济特别是江淮、河北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南北物资的交流成为迫切的需要，大运河就是适应这种历史情况而出现的。它一方面通过漕运，交流南北物资，一方面在军事上有利于加强对东南和东北地区的控制。对后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频繁的巡游与这些兴建相伴而来的，是隋炀帝的到处巡游。他即位后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就坐船游江都；三年，北巡榆林（今年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南岸十二连城）；四年，到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出塞，巡视长城；五年，西巡河右（即河西）；六年，再游江都；七年至十年，三次东征高丽；十一年，又北巡长城，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十二年，第三次游江都，直至十四年被杀。通计他居京时间不到一年。每次出游，“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还按照州县官吏供献的多少，加以奖罚，“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2。因此官吏都拚命地剥削人民，借供献以饱私囊，无不“家累千金”，而广大人民却要遭到“逆折十年之租”的惨祸3。《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四年。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2《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3《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第三节政治措施隋炀帝对开皇时所定的各种制度作了一些修改，有的出于复古，有的意存改进，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
官制方面，大业三年，改内侍省为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并为五省。尚书省各曹原有侍郎三十六人，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副尚书。其余诸曹改称为司，侍郎改称为郎。又从太府寺中分出少府监，下设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后并为织染）、铠甲、弓弩（后废此二署）、掌冶等署，专管各项手工业。唐朝的六部侍郎和少府监，即沿此而来。
隋文帝时废郡留州，实行州县两级制。炀帝复古，改州为郡，郡置太守，成为郡县两级制。又设司隶台，派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每年二月出巡，十月入奏，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自隋文帝罢九品中正制，始立科举。炀帝时设进士等科，并命按十科举人，科举制度有所发展。
法律方面，大业二年，炀帝因“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次年由牛弘等撰成新律，即《大业律》，凡十八篇，五百条。在某些地方虽较前有所减轻，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便“生杀任情，不复依例”2，法律不过具文而已。
经济方面，炀帝即位之初，因府库盈溢，下令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年二十二成丁，对赋役略有减轻。大业五年，又下诏“天下均田”3，继续推行均田制。又以户口多漏，用民部侍郎裴蕴建议，仍用以前“大索貌阅”的办法，普遍检查户口。于是诸郡计账，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二百。用这种争取劳动人手的政策，来加强官府的经济力量。文化方面，隋文帝曾在仁寿元年（0）废除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只留国子学，不久又改国子学为太学。炀帝即位，恢复国子监，依旧置国子祭酒，并加置司业一人。四门学和州、县学也恢复了。
文帝时曾采牛弘建议，搜访遗书及平陈朝所得，经籍渐备。藏在宫中及秘阁的书籍，有三万多卷，合重复本共八万卷。隋炀帝命写副本，藏在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经）、乙（史）两部，西厢藏丙（子）、丁（集）两部。殿后起二台，分藏魏晋以来法书名画。还在内道场聚集道经和佛经，分别编写目录。对历代藏书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所以《旧唐书》说“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4这些书后来虽有损失，但大多为唐朝所得了。
炀帝所推行的这些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在大业五年以前，国家尚在承平之时，后来随着阶级矛盾的日趋严重，也就无暇顾此了。
《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2《唐六典》卷六《刑部尚书》。
3《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4《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
第四节穷兵黩武隋炀帝自恃国富兵强，“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即位之后，就对周边各族不断进行各种军事、外交活动，进一步扩张隋朝的国势。
大业元年（05），契丹侵扰营州（今辽宁朝阳），炀帝命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进击契丹。韦云起率突厥骑兵二万，诈称往柳城（治所营州）与高丽交易，乘机偷袭，俘获契丹男女四万和许多畜产。韦云起以功升为治书侍御史。由此加强了东北边防。
大业三年（07），炀帝北巡，到达榆林（今属陕西），突厥启民可汗来朝。为了向突厥示威，炀帝出动了大批军队，“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2。并命工部尚书宇文恺制造大帐和观风行殿，行殿能容侍卫数百人，可分可合，下施轮轴，移动便捷。大帐可坐数千人，炀帝在大帐中，备仪卫，建旌旗，大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表演“百戏”为乐。这样盛大的军容和奇巧的制作，使突厥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3。连启民可汗也亲执佩刀，为炀帝芟除牙帐中的秽草。炀帝志得意满地写诗道“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4但是好景不长，八年之后，炀帝再次北巡长城，就被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差点丢掉了性命。
西突厥，隋文帝时已经来归。炀帝西巡河右时，曾遣使召处罗可汗来会，处罗不至。于是用裴矩之议，离间西突厥内部，使处罗部下射匮可汗袭击处罗，处罗大败，东走高昌。大业七年（），处罗朝炀帝于涿郡临朔宫，炀帝大喜，“接以殊礼”。西突厥的归附，有利于发展对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西部边疆的吐谷浑，正当通往西域诸国的要道。大业四年（08），炀帝采纳裴矩的建议，利用突厥铁勒部打败吐谷浑。又派观王杨雄、许公宇文述等乘机进击，大败吐谷浑，伏允可汗率众退保覆袁川（今青海湖东北）。五年（09），炀帝西巡河右，命内史刀魂最新章节元寿等率兵围攻，伏允逃走，部众多归降，故地尽为隋有。于是高昌王麹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相率来朝。一时焚香奏乐，歌舞喧噪。炀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嗔咽，局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2。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命卫尉卿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今青海兴海一带），大开屯田，扞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在南方，大业元年，驩州道行军总管刘方，率军进攻林邑（今越南境），连战皆胜，进至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刘方班师，梵志遣使通好，从此林邑和中国贡使往来不绝。但在这次战争中，兵员损失也很大。
大业三年，炀帝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往使赤土（在马来西亚南部）。从南海郡乘船出发，走了二十多天，将要到达时，赤土国派了三十条船来迎接，并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招待使者。常骏等回国时，赤土派使者携带厚札，随同来华报聘。后来婆利（北婆罗洲）、真腊（柬埔寨）等国，也都遣使入贡，因而促进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234《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三年。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2《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五年。
在东方，最重要的是通使流求，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业三年，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到达流求。第二年，又派朱宽前往招抚，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后来，炀帝又派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率船队、兵万余人，从义安（今广东潮州）前往流求。当地人见到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2。可见台湾与祖国大陆早已有贸易往来。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海峡两岸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隋炀帝的这些军事、外交活动，开拓了疆域，保障了边境的安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高丽进行的三次战争，遭到失败，从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高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晋灭亡以后，乘机入据辽东。隋文帝时，高丽王高元联合靺鞨侵扰辽西，遭到隋军的反击，遣使谢罪而罢。
隋炀帝为欲恢复辽东故地，声言“眷彼华壤，翦为夷类”，并指责高丽“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靺鞨之服，侵轶辽西”3。因此借口高丽王不肯入朝，下令东征。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督造战船三百艘，以供水军之用。在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兵车万辆，以供军需运输之用。大业八年（2年），大军云集涿郡，共一百一十三万人，分二十四军出发，炀帝自率六军殿后。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绵亘，一千余里，直奔辽东。水军由来护儿率领，从东莱出发，指向平壤。高丽军据城守御，顽强抵抗。水军登陆后虽有小胜，但在平壤城下大败而退。宇文述等率领陆军三十多万人进攻平壤，面对坚城，亦因粮尽引还。高丽军四面抄击，隋军大败于萨水（清川江）。士兵战死逃散，回到辽东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
隋炀帝并不甘心失败，大业九年，又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进攻。正当陆军进抵辽东作战，水军刚要出海的时候，礼部尚书杨玄感突然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围攻东都。炀帝闻讯，立即撤军回救洛阳，平息内难。高丽军尾随追击，军资器械，损失甚重。
大业十年，隋炀帝仍以“拔海移山”之志，第三次进攻高丽。来护儿军至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打败高丽军，正要进攻平壤，高丽亦因困敝不堪，遣使乞降，囚送叛将斛斯政。炀帝看到国内形势不佳，便借此班师，转而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军。
《隋书》卷八一《流求国传》。
2《隋书》卷六四《陈稜传》。
3《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炀帝大业八年。
第五节隋的灭亡隋炀帝即位以来，为了满足无穷的欲壑，大兴土木，广事征调，到处巡游，挥霍浪费，以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2。又加连年发动对高丽的战争，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山东、河北一带为出兵高丽的基地，兵役、力役最为严重。大业七年，邹平县民王薄首先起义于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南），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反对用兵高丽。于是义军蜂起，刘霸道起于平原豆子■（今山东商河、惠民境），孙安祖、窦建德起于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亦各在境内起义。隋炀帝一开始就用严刑酷法镇压人民的反抗怒火。下令为盗者随获随杀，甚至抄没全家。樊子盖镇压汾、晋间起义军时，大肆烧杀；王世充镇压刘元进领导的起义军时，一次坑杀三万人。但是屠杀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起义队伍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不顾廷臣的劝谏，第三次南巡江都。他写诗留别宫人说“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面对土崩瓦解的形势，他却说得如此轻松！他在江都一年多的时间里，生活更加荒淫。自知末日快到，对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卿不失为沈后（陈后主妻），且共乐饮耳！”又对镜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萧后惊问其故，他笑道“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这些话表现出他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狼狈不堪的情景。
大业十三年（7），农民起义有了巨大的发展。齐郡杜伏威率众渡淮，攻占历阳郡城（今安徽和县）；渤海窦建德据有河北，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李密据洛口城（今河南巩县东南）称魏公，威胁洛阳。隋炀帝见中原大乱，不敢北归，谋建丹阳宫，保据江东。但随从的骁果卫士多是关中人，怀念家乡，时有逃散。大业十四年（8）三月，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和监门直閤裴虔通等，利用骁果的不满情绪，推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把炀帝用腰带勒死，时年五十。历时三十八年的隋朝统治到此便告结束了。
2《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第三章高颎宇文恺第一节高颎隋代第一名臣号称“真宰相”的高颎（54—07），是隋代的第一名臣。他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落（今河北景县）人。父宾，仕东魏，因避谗奔西魏，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氏。颎少时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辞令。年十七，北周齐王宇文宪引为记室。武帝时，袭爵武阳县伯。由内史上士，迁下大夫。以平齐有功，拜开府。宣帝即位，隰州稽胡为乱，颎从越王宇文盛讨平之，开始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
北周末，杨坚为左大丞相，总揽朝政，阴图禅代。素知高颎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想要用他为辅佐，派杨惠前往示意。高颎欣然承命说“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这样他就做了相府司录，成为杨坚的心腹。就在这时，相州总管尉迟迥发动了反对杨坚的战争。杨坚派名将韦孝宽等出击，军至武陟（今属河南），与敌军隔沁水为阵，相持不进。杨坚以诸将不一，恐生变故，要派心腹一人前往监军。先叫少内史崔仲方去，仲方以父在山东为辞。又叫刘昉、郑译去，刘昉说他没有带兵打过仗，郑译说他母老不便远行。杨坚正在感到棘手的时候，高颎却挺身而出，自请前往，杨坚非常高兴地应允了。高颎奉命以后，连母亲也来不及辞别，便立即出发。他到了前线，在沁水上架桥，渡过军队以后，便下令焚桥，以绝士卒反顾之心。于是韦孝宽率军奋击，大破敌军，敌将尉迟惇（迥子）单骑逃走。韦孝宽乘胜前进，追至邺下（今河南安阳），尉迟迥全力拒战，孝宽等军不利而却。高颎与大将宇文忻、李询等设计破之，遂平尉迟迥。因此高颎更加得到杨坚的信任，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相府司马。杨坚称帝，以颎为左仆射，兼纳言，进封渤海郡公，又拜左领军大将军。一时贵宠，“朝臣莫与为比”。在这以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高颎辅佐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政治方面，开皇元年（58），高颎奉命与郑译、杨素等修订刑律，“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制定新律，奏请颁行。新律废除了枭首、轘身及鞭刑，减轻了徒刑，还取消了一些“楚毒备至”的讯囚酷法，如用大棒、束杖、车辐、鞵底、压踝之类。对旧律作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开皇二年，隋文帝以长安旧城，自汉以来，屡经战乱，凋残日久，在苏威、高颎等人的谋议下，决定在龙首原创建新都，以高颎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颎”。为后来唐代长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他行政、官制等各种制度，也大都在高颎的主持下，斟酌损益，建立新的制度，巩固了隋朝的统一局面。
在经济方面，自北齐以来，“暴君慢吏，赋重役勤”，贫苦农民很多被迫沦为豪强的荫户，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高颎建议采用“输籍定样”的措施，“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于是“烝庶怀惠，奸无所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杜佑在《隋书》卷四一《高颎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通典》中评论道“设轻税之法，浮客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开皇八年，高颎认为“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者，官人禄力，恒出随近之州”，不大合理，奏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2，也较妥善地解决了这部分官吏的俸禄问题。
在军事方面，高颎的表现也很突出。开皇二年，他就参与伐陈之役，因陈宣帝去世，颎以礼不伐丧，奏请班师。于是隋文帝向高颎询问取陈之策，高颎建议，每值江南秋收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既收之后，“密遣行人，因风纵火”，烧其“储积”，“由是陈人益敝”。开皇九年，隋军大举伐陈。晋王杨广等为行军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三军咨禀，皆取断于颎”。颎“区处支度，无所凝滞”3。及陈叔宝被俘，高颎先入建康，杨广派人驰告，令留陈叔宝宠妃张丽华。高颎说“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便把她杀了。杨广得知，立刻脸色大变地说“昔人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矣！”4从此对高颎怀恨在心。高颎又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这次战争结束了东晋以来南北纷争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高颎以功加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物九千段。隋文帝慰劳他说“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文帝曾命颎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颎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论功！”文帝大笑，赞扬他有谦让的美德。
高颎在反击突厥的战争中，也屡立功勋。隋初突厥势力极盛，屡次寇掠边境。开皇三年文帝下诏，大举出击，以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元帅，分道出塞。沙钵略可汗战败逃走。颎还，赐马百余匹，牛羊以千计。
沙钵略后来归附隋朝，维持了一段时期的边境和平。后来都兰可汗又为边患，开皇十九年，诏以汉王杨谅为元帅，左仆射高颎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出灵州道，上柱国燕荣出幽州道，大举攻击都兰。高颎使上柱国赵仲卿将兵三千为前锋，至族蠡山，与突厥相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至乞伏泊，又破之，虏获生口、杂畜甚多。突厥复大举而至，仲卿为方阵，四面拒战，坚持了五天。高颎率领大军赶到，合力进击，突厥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余里而还。杨素也打败了达头可汗，因而大获全胜。
高颎不但才能出众，而且善于识拔人才。隋朝有名的文武大臣，几乎都出于他的引荐。《隋书》称“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已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皆颎所推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高颎还敢于保护人才。隋文帝尝因事欲杀大将史万岁，颎为请求道“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万岁因此免于一死，后来在出击突厥时建立了殊功。高颎忠于隋文帝，论臣节在封建社会里也是少有的。遇事发言献策，深《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2《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34《资治通鉴》卷一七七，文帝开皇九年。
《隋书》卷七四《赵仲卿传》。
《隋书》卷五三《史万岁传》。
中肯綮，得到文帝的采纳。他也敢于进谏，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当隋文帝有意要废太子杨勇，另立晋王杨广为太子的时候，对高颎说“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高颎长跪而言道“长幼有序，其可废乎？”文帝听了默不作声。但已深深引起独孤皇后的猜忌。开皇十八年，高丽一度入寇辽西，隋文帝要出兵讨伐，高颎坚决请求不要用兵。但是文帝不听，以汉王杨谅和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率水陆大军三十万伐高丽，而且派高颎作汉王长史，实际上主持军事工作。高颎还是服从文帝的决定，应命出征。不料陆军出临渝关（今山海关），发生疾疫；水军自东莱（今山东掖县）泛海，遇大风，船多漂没。士卒死亡十之八九，结果无功而还。
从失宠到被杀长期以来，隋文帝对高颎十分信任和倚重。高颎深避权势，一再辞让官爵。文帝下诏说“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维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这番话充分表示了他们君臣相得之深。尽管当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右卫将军庞晃、将军卢贲等，在文帝面前说高颎的坏话，结果反被“疏黜”。文帝因此对高颎说“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开皇十年，文帝往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命高颎居守。及回京，赐缣五千匹，又赐行宫一所以为庄舍。高颎的妻子卧病，文帝遣使询问，络绎不绝。高颎的儿子高表仁娶太子勇的女儿为妻，与皇室结亲，赏赐不可胜计。
但是“天性沉猜，素无学术”的隋文帝，对高颎的信任并不能保持始终。这与皇室内部的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隋文帝有宠姬尉迟氏被独孤皇后杀了，文帝愤而出走山谷中，高颎追上，扣马苦谏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2独孤后本以高颎是她父亲的家客，甚见亲礼。这时听到高颎说她是一妇人的话，便心怀不满。那时隋文帝夫妇正想废掉太子勇，另立晋王广为太子。高颎表示反对，独孤后便想暗地把他除掉。等到高颎的妻子死了，独孤后对文帝说“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能不为之娶！”文帝把这话告知高颎。高颎流泪致谢道“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文帝因此作罢。不久，高颎的爱妾生个男孩，文帝得知很高兴，皇后却不喜欢。文帝问她是什么缘故，独孤后说“陛下当复信高颎耶？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陛下安得信之！”文帝听信妇言，也就开始疏远高颎了。
征伐高丽的战争，高颎本来不同意，结果师出无功，独孤后便对文帝说“颎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无功矣！”隋文帝又以元帅汉王杨谅年少，专委军事于高颎。“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之意，谅所言多不用。”杨谅因此对高颎很不满意，回京后，哭诉于皇后道“儿幸免高颎所杀。”文帝听了这话，很为不平。
开皇十九年，凉州总管王世积因事被杀。当审讯时，有宫中秘事，说是从高颎处得知，文帝极为惊异。法司又奏高颎曾与王世积交通，收受他赠送按高颎父宾曾赐姓独孤氏，隋文帝对颎“每呼为独孤而不名”。
2《隋书》卷三六《后妃传》。
的名马。高颎因此而被问罪。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都证明高颎无罪，隋文帝更加激怒，把他们统统拘留起来，从此朝臣中没有再敢为高颎说话的人。这年八月高颎罢官，以齐公就第。
不久，文帝在秦王杨俊府中召高颎侍宴。颎欷歔感叹，悲不自胜，左右的人都为流泪。文帝却对高颎说“朕不负公，公自负也。”并且指责高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紧接着高颎的国令上书揭发他的阴事，说高颎的儿子表仁对他说“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于是文帝大怒，把高颎囚禁起来加以审讯。法司又奏称沙门真觉曾对高颎说“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也说“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文帝听了更加恼火，当着群臣说“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世，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颎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法司请斩高颎。文帝说“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世积，如更诛颎，天下其谓我何！”于是除名为民。高颎初作仆射时，他的母亲告诫他说“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尔宜慎之！”高颎从此常恐发生祸变。及得为民，欢然无悔恨之色。
开皇二十年，也就是高颎被黜后的第二年，在杨素、杨广等阴谋策划下，太子杨勇被废，杨广当了太子。又过了四年，杨广谋害隋文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炀帝。高颎被起用为太常卿。那时突厥启民可汗将入朝，炀帝要以富乐相夸。下诏征集周、齐乐家子弟及天下散乐。高颎上奏道“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炀帝不悦。高颎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颎又以炀帝于启民可汗礼遇过厚，对太府卿何稠说“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把这些话告知炀帝，炀帝认为高颎诽谤朝政，便下令把他杀了。时在大业三年（07），颎年六十七岁。
高颎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对隋代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唐初史家在所修《隋书》中评论他说“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治致升平，颎之力也。论者以为真宰相。及其被诛，天下莫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杜佑纵观历代名相，作了这样的评论“历观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又说“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功规萧、葛，道亚伊、吕，近代以来未之有也。”2可见，高颎的业绩对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通典》卷十二《食货·总论》。
2《通典》卷七《食货七·丁中》。
第二节宇文恺蜚声中外的唐代都城长安，以及东都洛阳，实际上都是在隋代建造的，创建这两座历史名城的第一功臣是杰出的建筑学家宇文恺。
宇文恺，字安乐，鲜卑人，西魏恭帝二年（555）生于长安。他出生在北朝后期一个显赫的豪门。其父宇文贵。据《周书》本传说，“少从师受学，尝辍书叹曰‘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后来从军，屡建军功，地位也扶摇直上。北魏时，即爵封革融县侯，官拜武卫将军，閤内大都督。西魏时，进爵化政郡公，先后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兴州刺史，大都督，小司徒，益州刺史。北周时，进位柱国，拜御正中大夫，封许国公，历大司空、大司徒、太保等重要官职。北周天和二年（57）卒，赠太傅，谥曰穆。宇文恺的长兄宇文善，西魏和北周时历位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柱国，洛州刺史，上柱国。二兄宇文忻，十七岁时即以军功被北周政权赐爵兴国县公，拜仪同三司，后又因战功进位开府、骠骑将军，进爵化政郡公，北周末位至上柱国，进爵英国公。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宇文恺，二岁时就被赠爵双泉县伯，六岁时袭祖爵安平郡公，但身在将门的宇文恺却不好弓马，而喜好读书。《隋书》本传说“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这段记载可窥知他为学的大致情况。
北周末，宇文恺累迁右侍上士、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大象二年（580），杨坚任北周宰相后，宇文恺又被任命为上开府、匠师中大夫。据《唐六典》卷二三“将作都水监”记载“后周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掌城郭、宫室之制及诸器物度量。”又据考证，北周设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正五命”。因此可以推知，当时年轻的宇文恺已经在建筑科学和工程管理方面崭露锋芒。世界第一城——大兴城的营建58年，杨坚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大肆诛杀北周宗室宇文氏，以清除北周残余势力。宇文恺原也被定入诛杀之列，由于宇文恺家族与北周宗室有别，二兄宇文忻又拥戴隋文帝有功，加上他本人的才华深得隋文帝的赏识，因而方幸免一死。隋文帝“修宗庙”，宇文恺被起用，任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负责宗庙的兴修事务。宗庙建成后，被加封为甑山县公，邑千户，随后投入了隋代都城大兴城的营建工程。
隋朝建立之时，仍承袭北周以长安城为京都。长安城始建于汉代，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城市已显得过于狭小，宫宇亦多朽蠹，加上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嫌其“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也奏云“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2于是决定另建新都。
开皇二年（582）六月，隋文帝下诏“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王仲荦《北周六典》卷七，冬官府第十二，中华书局979年版。
2《隋书》卷七八《庾季才传》。
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于是“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2。“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3。由于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故新都命名为大兴城。
大兴城的营建，史称“制度多出于颎”4，“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5。宋代的宋敏求在《长安志》中也说在隋大兴城兴建时，“命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巨鹿郡公贺楼（娄）子干、大（太）府少卿尚龙义并充使营建”。可见高颎主要是提出都城的总的制度，并负责总的施建方针，而具体的规划、设计则是由宇文恺完成的，其他的副使主要是协助负责施工和材料管理诸事务。大兴城的兴建，不是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而成的城市，而是在短时间内按周密规划兴建而成的崭新城市。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先建宫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开皇二年（582）六月开始兴建，十二月基本竣工命名大兴城，次年三月即正式迁入使用，前后仅九个月，其建设速度之快实令人惊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人力、物力的组织和管理都应是相当精细和严谨的。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中，还得考虑地形、水源、交通、军事防御、环境美化、城市管理、市场供需等的配套，以及都城作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因此大兴城的兴建标志着当时的中国所达到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有人曾列举世界古代十座城市的面积进行比较（）隋大兴城（唐长安城），583年建，面积84.平方公里；（2）北魏洛阳城，493年建，面积约73平方公里；（3）明清北京城，42—553年建，面积0.2平方公里；（4）元大都，27年建，面积50平方公里；（5）隋唐东京（洛阳城），05年建，面积方公里；（）明南京，3年建，面积43平方公里；（7）汉长安（内城），建于公元前202年，面积35平方公里；（8）巴格达，800年建，面积平方公里；（9）罗马，300年建，面积3.8平方公里；（0）拜占庭，447年建，面积.99平方公里。
从上所列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都市的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而大兴城则更是位列榜首，堪称世界第一城。
大兴城的规划吸取了曹魏邺城（故址在今河北临漳邺镇东）、北魏洛阳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分区整齐明确，象征着皇权的威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京都规划和布局的独特风格，反映了统治者专制集权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2《隋书》卷一《高祖纪》上。高龙叉，宋敏求《长安志》作尚龙义。3《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宣帝太建十四年。
4《隋书》卷四一《高颎传》。
5《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长安志》卷六。
参见《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982年版，第3页。是一大创新。北宋吕大防在《隋都城图》题记中，曾称赞大兴城的布局思想“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清代徐松也说“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宫城位于南北中轴线的北部，“东西四里（不含掖庭宫），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崇三丈五尺”2，实测东西长含掖庭宫）3，南北宽492.米。城内有墙把宫城分隔成三部分。中部是大兴宫，由大兴殿等数十座殿台楼阁组成，是皇帝起居、听政的场所。东部为东宫，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西部为掖庭宫，是安置宫女学习技艺的地方。
皇城（又称子城）在宫城南面，由一条横街与宫城相隔，“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4，实测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为843.米。皇城是军政机构和宗庙的所在地。“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左宗庙，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于其间，凡省六，寺九，台一，监四，卫十有八。东宫官属，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5。
郭城，又称罗城、京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实测东西长972米，南北宽全城由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两个商市，形成棋盘型的布局。白居易有诗云“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2既形象又贴切地描绘了大兴城的布局特征。
城中的街道都很宽。通向城门的街道之宽度都在百米以上；最宽的是界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横街，宽达220米以上；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50米；不通城门的街道宽42—8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墙内侧的顺城街，宽25米。里坊都筑有坊墙，坊中也有街道。大的里坊四面开四个坊门，中辟十字街；小的里坊开东西二门，有一条横街。这些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一个交通网络，井然有序。各大街的两侧都开有排水沟，街道两旁植以榆、槐为主的行道树，株行距整齐划一，使道路成为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为城市增添了风采。
在大兴城的规划和兴建中，对于环境美化和给排水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整个城址位于渭水南岸，西傍沣河，东依灞水、浐水，南对终南山。根据其地理环境和河道情况，开凿了三条水渠引水入城。城南为永安渠和清明渠，城东为龙首渠，龙首渠又分出两条支渠。三条水渠都分别流经宫苑再注入渭水，不但可以解决给排水问题，而且可以进行生活物资的运输。水渠两岸种植有柳树，形成了“渠柳条条水面齐”3的宜人景色。城东南还开辟有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
2宋敏求《长安志》卷六。
3参见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987年版，第20敏求《长安志》卷七。
5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2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十二街”指东西向大街，不包括两条顺城街。3王建《早青五月西望诗》。
曲江“芙蓉园”，其“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秋节。江侧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是全城的风景区和旅游区。在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中，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突出者有三其一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城市规模过大，超越了时代的要求。其城南四列里坊，经过隋唐两代三百多年的时间，始终没有多少住户，非常冷落荒凉。正如宋敏求所说“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2其二是大兴城的道路虽然很宽，但全是土路，雨雪时泥泞不堪，难以通行，有时连上朝都得停止。为了排水，路面都是中间较高，两侧有宽、深各两米多的水沟，但由于城内地形起伏较大，排水仍有困难，以致暴雨后常有坊墙倒塌，居民溺死的事故发生。
其三是在漕运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有时漕运不通，即造成粮食供应匮乏。为此，终于酿成了都城的东迁。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条件下，大兴城有如此规模的建设和成就，是值得人们赞颂的。
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不但对中国后世的都市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兴城的布局特点而建造的。平城京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状。宫城也是位于城北正中，四周以官衙和贵族邸第围绕，明显地体现着大兴城的特征。
东京洛阳城的营建营建东京是宇文恺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另一个重大成就。开皇四年（>
六月，宇文恺又受命负责开凿广通渠工程。据记载“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其后，宇文恺出任莱州（今山东掖县）刺史，“甚有能名”2。
开皇六年闰八月，宇文恺之二兄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因谋反被诛，宇文恺也受株连而解职，“除名于家，久不得调”3。
开皇十三年（593）二月，隋文帝令杨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北营造仁寿宫。杨素以宇文恺有巧思，“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4，负责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整个宫殿区“制度壮丽”5，是一组极其雄伟的宫殿建筑群。开皇十五年三月，仁寿宫建成，宇文恺被任命为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接着又被任命为唐骈《剧谈录》。
2宋敏求《长安志》卷七。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长城公至德二年。
23《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45《资治通鉴》卷一七八，文帝开皇十三年。
将作少监。
仁寿二年（02）八月，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卒。闰十月，杨素和宇文恺受命营造皇陵太陵。独孤皇后葬后，宇文恺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仁寿四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继位。鉴于大兴城位置偏西，又水陆交通不便，也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河北、山东以及江淮地区的控制，决定在洛阳故都附近建造新城，作为东京。十一月癸丑，隋炀帝在巡幸洛阳时下诏说，洛阳的地理位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05）三月丁未，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大业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2，其营建过程前后仅历十个月，是又一座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设计、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在营建东京时，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3。故此宇文恺博得隋炀帝的欢心，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其间，宇文恺还受命在河南郡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营造显仁宫，“南接皁涧，北跨洛滨”，为此，曾“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4。
东京一名东都，又谓“新都”5。它位于汉魏洛阳城之西约十公里，北依邙山，南对龙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正如李吉甫所说“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之，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由于水陆交通方便，自隋代至北宋，一直作为陪都，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东京的营建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大业杂记》中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六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唐初张玄素曾对唐太宗言及他所见营建东都的情况，说“臣又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今江西境）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便即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2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其用工量的大致状况。建造大兴城的用工状况，虽缺乏史料记载，但参照有关东京的记载，当与东京的用工数量相当。
东京规模略小于大兴城。据勘探，它的东城墙长732米，南城墙长7290米，北城墙长38米，西城墙长77米，总计周长275米，合55里。平《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2《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3《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4《资治通鉴》卷一八○，炀帝大业元年。
5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
2《旧唐书》卷七五《张玄素传》。
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长方形。全城亦是由宫城、皇城、郭城所构成。洛水由西而东穿城而过，把城分为南北二区。由于地形的关系，东京不似大兴城那样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其宫城和皇城建于西北部，但整个规划力求方正、整齐，仍与大兴城相似。
宫城名紫禁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城中隔城二，在东南隅者太子居之，在西北隅者皇子、公主居之。城北隔城二，最北者圆璧城，次南曜仪城”。宫城内有乾阳殿、大业殿等数十座殿、阁、堂、院，极其富丽堂皇。李吉甫称“（东京）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2其中以乾阳殿最为奢华，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国使团的地方。“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房脊两端的兽）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文掍镂槛，栾栌百重，楶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曜。南轩垂以珠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即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3宫城正门则天门，“门上飞观相夹，门外即朝堂”4。因其太奢，致武德四年（2）唐高祖李渊令人焚毁另建。
宫城西面是上林西苑，又名会通苑，在今洛阳涧西一带。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夏五月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沟。”苑内引涧河汇水成海，周十余里，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风景非常壮观。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极为华丽。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恺还修筑了月陂。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记载“洛水，在（洛阳）县西南三里。西自苑内上阳之南弥漫东流，宇文恺筑斜隄束令东北流。当水冲，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
宫城的东北面为含嘉城，城里为含嘉仓，是一座贮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炀帝建东都洛阳，在宫城东建含嘉仓。”据99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含嘉城的总面积约43万平方米，四面有城墙，城墙为挖槽夯筑而成。在仓城的东北和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地下粮窖287座，估计全城的地下粮窖应在400座以上。由于东京漕运方便，又在含嘉城内储藏了大量粮食，避免了大兴城发生粮荒的问题，使其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
皇城名太微城，亦称南城、宝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其城曲折，以象南宫垣”。城中有五条南北向街道，四条东西向街道，分列省、府、寺、卫、社、庙等建筑。
郭城称罗郭城，隋时仅筑有短垣，“东西五千六百十步，南北五千四百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
3《大业杂记》卷六○。
4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