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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
2《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
画商讨，凡虏之情为尽知之”3。
隋、唐两代的测量技术有很大发展。刘焯反对传统的“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错误说法，提出了新的测量方法。他上书给隋炀帝说“今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因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4他的方法很正确，可惜隋炀帝没有采纳。到唐开元十二年（7），在僧一行领导下，南宫说等人在河南平原上的滑县、浚仪、扶沟、上蔡四个地方以水准绳墨引度距离，测量太阳影子。结果“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余”。“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极差一度”5。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在测量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现在才知道，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的实地测量。南宫说测得在河南一带，子午线一度的长度为里，比现在的测量结果0.公里相差3.公里，相对误差约.8％。
在李筌撰的兵书《太白阴经》卷四中，记载了当时用于测量地势的一套工具“水平”（即水准仪）、“照板”、“度竿”以及它们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同样的内容，在杜佑《通典》、曾公亮《武经总要》、李诫《营造法式》中都有转载。
3《新唐书》卷一八○《李德裕传》。
4《隋书》卷十九《天文志》。
5《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一》。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984年版，第29页。第三节旅行家和游记唐代最著名的旅行家是玄奘（59—4）2，他于隋末出家，熟读佛经典籍，深究理义，发现佛教内部派别争论很多，理论上不统一，影响了佛教的发展。为了寻找权威佛教经典，贞观三年（29）他从长安出发，冒险偷偷地跟着商人越过国境，由西域去天竺（今印度）。途经瓜州、玉门关、伊吾（今哈密）、焉耆、高昌（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越过葱岭北隅的凌山（今天山腾格里山穆素尔岭），经大清池（今伊塞克湖）南岸往西到货利习弥迦国（今卡拉卡尔巴克），又折往东南，出铁门（今巴达克山），过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和黑岭，来到北印度。在印度，他遍游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以及印度东南沿海地区，然后翻越雪山和葱岭，经疏勒、于阗、鄯善、敦煌，于贞观十九年（45）回到长安。前后花了十六年，跋涉五万余里，备受艰难。回国后，唐太宗要玄奘把旅行见闻写出来。贞观二十年（4），《大唐西域记》写成。此书由玄奘口述，辩机撰文，共2卷，约十余万字，记录玄奘亲自游过的一百十个和传闻得知的二十八个以上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是唐代杰出的地理著作，主要成就表现在四个方面.新的地理内容。我国自汉代起，就把昆仑山脉西部高山地区称作葱岭。《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有波谜罗川的地名，指出这是葱岭的一部分，“其地最高”。这是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中首次提到帕米尔（波谜罗）这个名称和地理概念。
2.对中亚、印度等国地理环境的详细描述，超过了以前的任何著作。
3.对某个地区的描述，既有自然地理的内容，又有经济地理内容。是今天研究中亚、印度一带的历史地理所必需的文献。
4.《大唐西域记》除去首尾两卷有中国地理内容外，其余各卷都是讲外国地理，是我国古代外国地理专著之一。
《大唐西域记》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陆续被译成法文、英文和日文。
王玄策也是著名旅行家。他于贞观十七年（43）、贞观二十一年（47）、显庆二年（57）三次出使印度，著有《西域行传》2一书，今失传。部分内容见于道世的《法苑珠林》，如卷二四引《西国行传》记载尼泊尔著名的阿耆婆弥池，比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的记载详细。可见，《西域行传》的价值当不减《大唐西域记》3。
我国第一个到过埃及并留下著作的旅行家是唐朝的杜瓖。他于天宝十载（75）随高仙芝在怛逻斯城（今中亚江布尔）与大食军作战时被俘。此后，随大食军队西行，遍历阿拉伯各地，过了近十年的俘虏生活。后来，他获得了旅游非洲某些国家的机会，并于宝应初年（72）乘商船回国。归国后，写成《经行记》一书，今失传，仅有一千五百余字保存在《通典》中。此书是中国最早记载伊斯兰教义，记录中国工匠在大食传播生产技术，记载亚、非若干国家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的书籍，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评价。2玄奘生卒年有几种说法，此据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郦隶彬《大唐西域记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977年版。
2《西城行传》有多种异名，如《王玄策行传》、《西国行传》等，均见《法苑珠林》。3《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984年版，第39页。
有关部分已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
唐代由水路去印度求法的旅行家是义净。咸亨二年（7），他从广州出发，经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南部）至印度。在印度求法十年，又由海道至室利佛逝，停留六年，于永昌元年（89）回到广州。同年冬又去室利佛逝，六年后回到洛阳。义净前后在外旅行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在回国途中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及《大唐求法高僧传》，这是唐代记述南海最详细的著作，是研究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十九世纪末即被译成法文和日文。
元和四年（809），李翱去广州任职，从洛阳出发，循洛水入黄河，转汴渠，接山阳渎，经扬州，沿江南运河过苏州、杭州，又溯钱塘江转信江，渡鄱阳湖入赣江，越大庾岭，循浈水和北江南下，直达广州。全程走了一百二十四天。他用日记体裁记录了这次旅途经过，取名《来南录》。全文八百四十六字，有较高的地理价值。
《李文公集》卷十八。
第四节水文著作唐代在广德二年（74）以后，在长江上游已出现了记录长江枯水水位的题刻。
贾耽非常关心黄河上游的情况，于贞元十四年（798）完成了我国历史上以黄河命名的第一部著作——《吐蕃黄河录》。此书有文有图，记载吐蕃境内“诸山诸水”的“首尾源流”，0卷，今不传。
唐朝人对海洋潮汐的认识水平比前代有了提高。宝应、大历年间（72—779），出现了一部研究海洋潮汐的专著——窦叔蒙的《海涛志》，又叫《海峤志》。窦叔蒙，浙东人2，是一位民间科学家，其生平事迹不详。《海涛志》是我国现存的比较系统的第一部潮汐学专著，全书分六章，讨论了海洋潮汐的成因，海洋潮汐运动的规律，计算了相当长时期内的潮汐循环次数，对高低潮时的推算创立了一种科学的独步一时的图表方法，对一个朔望月里潮汐与月亮的对应变化作了生动的描述，指出了潮汐周月不等现象等等。
与窦叔蒙几乎同时代的封演，在《闻见记》中准确地记载了潮水涨落的逐日推迟3。封演和窦叔蒙在不同的正规半日潮地区进行着同样的观测项目，所得结果完全一样。
卢肇在《海潮赋》中提出了潮汐与太阳有关的论点，也是一个进步。但他过分夸大太阳在潮汐形成中的作用又是不可取的。
《旧唐书》卷一三八《贾耽传》。
23《全唐文》卷四四○。
第五节地质矿物著作隋唐两代的矿物及矿产地，在《新唐书·地理志》及其他志书中有一部分记载，共有矿物约三十七种。《道藏》中记载炼丹原料的有梅彪的《石药尔雅》和佚名的《金石簿五九数诀》。在本草著作中有矿物药，这些都是隋唐主要矿物文献。
《石药尔雅》大约是元和元年（80）的著作，约五千字，讲炼丹原料并解释许多炼丹药物的隐名，如水银（澒）的隐名就有姹女、青龙、流珠、元水、铅精等二十多个。全书记载矿物五十多种，隐名却达三百三十五个以上。
《金石簿五九数诀》，约在麟德元年（4）成书2，记炼丹用矿物四十五种，每种矿物下面又记产地及辨认方法，全书约二千五百余字。
苏敬等人纂修的《新修本草》54卷，唐显庆四年（59）由政府颁行，收矿物药一百零九种。原书宋以后散佚，现残存2卷半。
地质现象的观察与分析，以颜真卿的《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最有名。他在今江西省南城县麻姑山发现螺蚌壳化石，认为这是沧海变桑田的遗迹。
袁翰青《化学通报》954年7月号。
2李仲均《地球科学主要著作系年》，984年油印稿。
第六节沿革地理著作杜佑《通典》的《州郡典》和《边防典》是我国最古老的沿革地理专篇。它打破历代正史地理志只记本朝的局限性，将一个行政单位的历史沿革由近及远地向上追溯，一般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体裁是杜佑的创造，继起者不少，以至形成了“十通”著作系列。
在《州郡典》的末尾，杜佑首次力辨黄河伏流重源说的错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边防典》卷，把历史上中国四邻的部落和国家进行综合叙述，突出边防上的作用，显示出地理形势，给后来研究国防史的人提供了方便。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982年版，第53页。
第七节堪舆著作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一个迷信派别——堪舆学开始盛行。隋代有僧令仙之术，唐初已有“五音姓利”说。唐太宗时，地理学家吕才按照太宗旨意，主持刊定阴阳书。在序言中，他批判了堪舆学中的迷信思想，指出禄命不可靠，丧葬和子孙的贫富、贵贱、寿数无关。吕才虽然对堪舆学作了批判，但社会上并不因为有人批判而减少信徒，新的堪舆著作不断问世。李淳风有《九星龙穴图》，丘延翰有《天机素书》4卷。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破长安，国师杨益，号筠松，仕至金紫光禄大夫，职掌灵台地理，乘世乱之机，窃取内府堪舆书籍逃奔江西，授弟子三人。其一曰曾智，智授廖禹及其甥赖文进（一作俊）。杨益一面授徒，一面著书。主要著作有《撼龙经》2卷，《疑龙经》、《葬法倒杖》、《青囊奥语》、《青囊序》各卷，《天玉经》4卷，《都天宝照经》2卷，《地理枢要》4卷，《记师口诀节文》卷。
宋濂《葬书释注叙》，载《琳瑯秘室丛书》一函。
第五十章生物学中国古代生物学基本上处于生物学知识的收集和积累阶段。某主要成就大多体现在对于动植物形态、生态和生命活动规律的实际观察与直观描述的范围之内，而较为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虽然如此，这种观察与描述的深度和广度仍在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使中国生物学呈现出令人叹服的多彩面貌。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复兴和医药学及农学的进步，人们对生物世界的认识更加扩大和深入，生物学知识日益丰富，对生物资源的考察和开发利用也有显著进展，从而为宋元时期传统生物学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基础。第一节本草学与生物学中国历代本草学著作大多包含有关于药用动植物的翔实记载，具有很高的生物学价值。隋唐以前，南朝梁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共收录药物七百三十种，是当时流传最广和影响最大的药物学专著，但由于陶弘景生活在南北对峙的时代，局处江南，“闻见阙于殊方”，再加上个人著述，“铨释拘于独学”，其见闻与看法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谬误之处也为数不少。隋唐两代，国家统一，中外、南北、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非常活跃，新发现的和海外传入的药物大为增加，用药经验也有了更多的积累，从而为编修一部较完善的本草著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唐高宗显庆二年（57），右监门府长史苏恭（原名苏敬）上表建议修订本草，唐政府随即指派英国公李勣、太尉长孙无忌以及许敬宗、孔志约、许孝崇、李淳风等二十二人与苏恭一起进行编修新本草的工作。同时，唐政府还明令征集全国各地所产药物，要求绘出实物图谱，以供编书之用。显庆四年（59），苏恭等人将《新修本草》编撰完成，并由政府颁行全国。这部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药典。
《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共54卷，分为本草、药图和图经三部分，收录药物八百四十四种，其中比《本草经集注》新增药物一百十四种，考辨和订正载录有误的药物四百多种。在这八百多种药物中，“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包含有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等生物药近六百种。在新增补的一百多种药物中，则有生物药九十多种，如薄荷、蒲公英、独行根（马兜铃根）、蓖麻子，外来药安息香、阿魏、龙脑香、胡椒、底野迦（鸦片制品）等。由此可见，《新修本草》中生物药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书中详细记述了这些药物的性味、产地、形态、采集时间、炮制方法、功效和主治等，有丰富的生物学内容。《新修本草》如同后人所说“图以载其形色，经以释其同异”2，编有药图25卷，图经7卷，其中绘有相当精确的各地动植物标本图样，以之作为按形态特征鉴别药物的依据。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所说的动植物园谱，在生物学上具有重要价值。动植物形态图的出现，可说是中国古代生物形态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新修本草》约在北宋末年佚失，敦煌曾出土残卷二片，现藏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另外日本仁和寺藏有日本天平年间的抄本。光绪十五年（889），傅云龙在日本将当时仅存的十多卷书抄录下来，后刻入《纂喜庐丛书》，此即现今可见的《唐本草》，遗憾的是图录已无存。
《新修本草》问世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本草著作，如孟诜《食疗本草》，王方庆《新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海药本草》等。其中唐玄宗时（八世纪）陈藏器所著《本草拾遗》，对《新修本草》遗漏的药物进行增补，补录药物达数百种，有许多是南方民众习用的草药，为中国古代药用植物学知识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孟诜是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弟子，所著《食疗本草》，据今人辑本，其中已有一百六十多种关于植物类食物的记述，基本上包括了当时人们日常食用的粮油果蔬等栽培植物。例如当时刚刚作为普通蔬菜的牛蒡子、苋菜等，新引进的蔬菜白苣、菠菜、小茴香等，这孔志约《唐本序》，见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957年影印本。2苏颂《本草图经序》，见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957年影印本。些蔬菜新品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在培育和引种驯化栽培植物方面的进展。《海药本草》是一部记述国外引进药物的著作，其中如瓶香、宜男草、藤黄、师子草、海蚕、郎君子等药物，均为以前典籍所未载，使人们增长了许多新的药用动植物知识。该书记述的青木香、阿魏、肉豆蔻、瓶香、龙脑、安息香、诃梨勒、胡椒等，都含有挥发油，显示了唐代在认识与开发芳香植物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
汪子春、罗桂环、程宝绰《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992年版。汪子春、罗桂环、程宝绰《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992年版。第二节地区性和园林动植物著作隋唐时期，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对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开发，出现了对某一地区动植物的专门记述，这对于了解该地区动植物资源是很有帮助的。其中较著名的有房千里《南方异物志》、《投荒杂录》，段公路《北户录》和刘恂《岭表录异》。房千里的著作已失传，仅在《太平广记》、《说郛》等书中存有片段，可略知其含有很多关于南方动植物的内容。后两部书则主要是记载岭南地区的动植物。段公路为著名学者段成式之子或侄，所著《北户录》3卷，书中记载的动植物近五十种，如动物有犀、鹧鸪、蚊母、孔雀、绯猨、红蛇、红蝙蝠、蛤蚧、水母、红虾等，植物有桄榔、芜菁、甘蕉、枸橼、都念子、睡莲、水韭、无核荔枝、偏核桃、鹤子草、越王竹、指甲花等。刘恂在唐昭宗时曾任广州司马，后留居该地，所著《岭表录异》3卷，内容涉及今两广及越南北部地区的风俗物产，书中记载的动植物有八十多种，如动物有蚊母鸟、鸺鹠、韩朋鸟、鹧鸪、黄蜡鱼、竹鱼、鹿子鱼、魵鱼、石首鱼、比目鱼、石矩、蛤蚧、水母、两头蛇等，植物有鹤子草、野葛、山姜、竹、沙摩竹、倒捻子、榕树、桄榔、波斯枣、偏核桃、橄榄、枸橼子、龙眼子、椰子树等。这两部书重点描述了这些动植物的形态、生活习性、产地及用途，都是重要的地区性动植物著作。
隋唐时期，园林建造非常兴旺，许多皇家和私家园林都很有名，其中搜集了大量观赏植物和珍稀动物，并且出现了王方庆《庭园草木疏》、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等专记园林植物的著作。如据《平泉山居草木记》记载，在李德裕平泉庄中有金松琪树、海棠、榧、桧、红桔、厚朴、香柽木、青神凤集、月桂、青飕、杨梅、山桔、温树、珠柏、栾荆、杜鹃、山桃、侧柏、南烛、椰柏、红豆、山樱、栗、梨、龙柏、重台莲、白莲、芳荪、罗浮桂、山茶、紫丁香、百叶木芙蓉、真红桔、四时杜鹃、相思、紫苑、贞桐、山茗、重台、蔷薇、黄槿、牡桂、杜石、山楠、药树、天蓼、青柏、黄心栳子、朱杉、龙骨、笔树、楠木、椎子、金荆、红笔、密蒙、勾栗、木堆、山姜、碧百合等。这些植物大多是采自江浙和湖广一带的园林珍品，“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致其间”2。园林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人们深入观察和认识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在积累动植物引种驯化经验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著名学者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也是一部涉及大量生物学内容的重要著作。其中“广动植”、“支动”、“支植”等篇记载了许多动植物的异名、产地、源流，并对其形态特征等，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该书所记植物近二百种，特别是还记有唐代传入我国的龙胆香、安息香、波斯枣、巴旦杏、无花果、齐墩树（油橄榄）、波斯皂荚、■祗（水仙）、婆郍娑树、毗尸沙花、金钱花等原产外国的植物，并明确说明毗尸沙花和金钱花分别是在梁大同一年（535）和大同二年（53）传入我国的。《酉阳杂俎》中关于园林植物源流的考证，关于古代植物学术语的解释等，对研究古代生物学也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汪子春、罗桂环、程宝绰《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992年版。2张柏《贾氏谈录》。
第三节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隋唐时期在植物形态和生态方面的知识积累是相当丰富的。如刘恂《岭表录异》载“山橘子，大者冬熟如土瓜，次者如弹丸。其实金色而叶绿”；“龙眼子，树如荔枝，叶小，壳青黄色，形圆如弹丸大，核如木槵子而不坚，肉白带浆，其甘如蜜”；朱槿（即扶桑），“其花深红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有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虽繁而有艳，但近而无香。暮落朝开，插枝即活”。作者对这些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才能作出准确和精彩的描述。
植物与其生长环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陆龟蒙《苔赋》提到“高有瓦松，卑有泽葵”，明确指出了旱生植物的瓦松和湿生植物的葵，生长环境是不相同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道“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水韭生于水湄”，说的是睡莲是水生植物，水韭是水边生长的植物。此书还记载“地钱，叶圆茎细，有蔓，生溪涧边”2，地钱多生长在阴湿而富含有机质的地方。苏敬在《唐本草》中也指出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环境，如杜蘅“生山之阴，水泽下湿地”等3。上面提到的植物有水生的、低湿生的及旱生的，说明不同的植物对水有不同的要求。
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现代植物学证实，小麦发育要经过一个低温阶段后才能达到生育期。如果不经过低温阶段，小麦将停留在生长阶段而不能开花结实。这里说的地热，指的是广州气温高，冬天也很温暖，因而缺少小麦生长所需的低温。刘恂所述说明当时已观察到小麦在广州不能抽穗结实是由于地热的缘故，这是关于小麦生长规律的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结果。著名诗人白居易提到“忠州（今四川忠县）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无槐，自忠之北更无荔。”白居易还在《大林寺桃花》一诗中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他在《浔阳三题·湓浦竹》一诗中说“浔阳（南方）十月天，天气仍温燠，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吾闻汾晋（北方）间，竹少重如玉”。由于海拔高度和地区南北的差异，气温有较大变化，因而植物的开花也有迟早，上面的记述表明，人们对这一现象已有清楚的认识。
对植物生态有影响的生物因子，主要是杂草、病、虫等。这一时期在这方面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如晚唐时的农书《四时纂要·二月》记载“种谷，是月上旬为上时。凡春种欲深，遇小雨，接湿种；遇大雨，待草生，先除草而后下子。”2这里强调了种谷，二月上旬为“上时”，遇大雨后要等杂草萌生时，先将杂草锄去再播种。这样做，一方面除去了田间杂草，另一方面这时播种的种子极易萌发，并且生长迅速，等杂草经过一些时间又滋生出来的时候，谷苗已经长得相当高了，在田间占有优势，从而使作物长势良好。嫩芽期的杂草竞争不过谷苗，生长受到抑制。这种做法是很有道理的，说明人们对杂草的生活习性已有一定的了解，并将其用于农业实践。对于农业害虫及其天敌，这一时2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
3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957年影印本，第2唐传载》，见《守山阁丛书》。
2韩鄂《四时纂要》，见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98年版，第49—50页。期也有不少记载。例如《酉阳杂俎》记有“开元二十三年（735），榆关有虸蚄虫延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又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指出了害虫为害及其天敌除害的良好作用。《岭南录异》所载饲养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则是古代生物防治方面最著名的事例之一。此书所载广南人养枭捕鼠，稻田里放养草鱼以除草肥田等，也都是基于对生物习性的认识而采取的防害增产的有效措施。
2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
第四节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隋唐时期关于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也有丰富多采的记载。在动物形态方面，如《酉阳杂俎》提到牛“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六齿以后，每一年接脊骨一节”2。指明了牛齿的生长情况。由于牛龄与牛的经济价值有关，而查看牛齿可简便地了解牛龄，所以至今仍以牛齿的生长情况和形态变化作为鉴定牛的年龄的主要依据。唐代兽医学著作《司牧安骥集》载，“大抵相马之法，当以形骨为先，旋毛排其一端耳”。书中将毛色分为十四类六十一种，并按旋毛的部位各定其专名，至今解剖学上也是以部位定名的。唐代《相牛心镜要览》列举了十多种不同的水牛角名称，如“龙门角”、“顺风角”等，并认为长有这类角的水牛均属良种水牛。《酉阳杂俎》记载“鲤脊中鳞一道，每鳞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陈藏器《本草拾遗》亦载“鲤鱼从脊当中数至尾，无（论）大小，皆有三十六鳞”2，已细致地观察到鲤鱼的侧线鳞，并指出有三十六片，这是正确的，也是很不简单的。此书又指出“海獭生海中，似獭大如犬。脚下有皮如人胼拇，毛著水不濡。”3《本草拾遗》还较早记载“鲳鱼生南海，状如鲫，身正圆，无硬骨，作炙食至美”；“海马出南海，形如马，长五六寸”4等，指明鲳鱼和海马的形态和产地。鲸类属于胎生哺乳类动物，唐代已有认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道鲸，“非鱼非蛟，大如船，长二三丈，色如鲇，有两乳在腹下，雌雄阴阳类人”。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说，“红蟹，壳殷红色，巨者可以装为酒杯也。虎蟹，壳上有虎斑，可装为酒器，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5。“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关于某些地区特产动物的这些记述，也很易于引起人们的兴趣。
动物有着多种多样的生态习性。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已观察到潮区动物与潮汐运动的关系。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数丸（一种小蟹），形如蟛蜞，竞取土各作丸，丸数满三百而潮至”7，这种现象是很有趣的。牡蛎固着生活，对于它利用潮水摄食的习性，古代学者早有观察和描述。如《岭表录异》记载“蚝，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内，蚝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蚝皆开房，伺虫蚁入即合之”，将牡蛎摄食方式与潮水的关系作了非常明确的描述。
关于动物的共栖现象，如“鸟鼠同穴”等，在《尚书》、《尔雅》等古代典籍中，早已有所记载。在唐代则对海洋动物共栖现象有较详细的描述。如《岭表录异》载，水母与虾共栖现象，水母“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2。对这种现象在段公路《北户录》及陈藏器《本草拾遗》等著作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此7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
2转引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957年影印本，第4自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957年影印本，第37自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四。
5刘恂《岭表录异》卷下。
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2刘恂《岭表录异》卷下。
外，唐代一些著作还提到窗贝与蟹的共生和蟹与螺类动物的共生。螺与蟹的共生体至今还可以从沿海地区采集到3。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适应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乌贼遇到危险释放黑墨是为了防卫的需要，《酉阳杂俎》写道，乌贼“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其身”4。该书又论述动物保护色说，“凡禽兽必藏若形影，同于物类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鹰色随树”。这里指出动物界普遍存在着保护色，使动物便于进攻捕食或避免天敌，以求得生存和发展。段成式的这一论述是相当精辟的。
在某种特殊情形下，有些动物会表现出令人难解的反常行为，其奥秘也许还有待于人们长期的探索。例如鲸鱼“自杀”就是这种至今仍使科学家们感到困惑的动物异常现象。中国古代很早就发现了鲸鱼“自杀”现象。从《汉书》、《南齐书》到《新唐书》的五行志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都有关于长数丈乃至数十丈的“大鱼”在海滩上搁浅死亡的明确记载。至于鲸鱼为什么会“自杀”，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给出了一个很朴实的解释。他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提到“大鲸驱群鲛、逐肥鱼于渤澥之尾，震动大海，簸掉巨岛，一啜而食若舟者数十，勇而未已，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这段话把鲸鱼“自杀”现象说成是由于追捕食物，“贪而不能止”所造成的结果，这虽然不无可能，但也有些过于简单。然而在今天的科学家也还难以作出确切解释的情况下，柳宗元在一千多年前就有此一说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隋唐时期的古生物知识也有所进展。这一时期关于古生物化石有不少记载，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颜真卿所说，南城县麻姑山石崇观，“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2。这里已含有这些化石是由于海陆变迁的作用而形成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有这种认识，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种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989年版，第2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四。参见汪子春《动物生态知识的发展》，载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
2颜真卿《抚州南城县麻姑仙坛记》，《颜鲁公文集》卷五。
第五节生物学的其他成就隋唐时期的生物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如作为植物无性繁殖的一种重要方法，这一时期对嫁接技术的认识和应用也有新的发展。这在韩鄂《四时纂要》一书中有所反映。该书《正月·接树》记载“接树，有取树本如斧柯大及臂大者，皆可接，谓之树砧。砧若稍大，即去地一尺截之；若去地近截之，则地力大壮矣，夹杀所接之木。稍小，即去地七八寸截之；若砧小而高截，则地气难应”，“插了，令与砧皮齐切，令宽急得所。宽即阳气不应，急即力大夹杀，全在细意酌度”，插枝后，“别取本色树皮一片，阔半寸，缠所接树砧缘疮口，恐雨入”，“其实内子相类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向栎砧上，皆活，盖是类也”。在上述引文中提出了接树和树砧的名称，并指出砧木大小与嫁接部位的关系，即稍大的树留砧可以稍高，如离地近则地方太盛，会夹杀所接的树枝，树小要截得矮些，否则地气供应不上。这里已注意到砧木的生长发育与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及水分（即地力、地气和阳光）的情况，以及嫁接方式对其成活的影响。此外还特别提出要用本色树皮扎伤口，以减少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所谓“其实内子相类者”，实际上是指明了嫁接时要以树木的“类”为标准，这不仅在嫁接技术方面有了提高，而且从理论上总结出接树的原理，即亲缘关系相近的树都可以嫁接。这个结论为种间嫁接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四时纂要》关于同类的树都可以嫁接的记载，发展了《齐民要术·插梨》所载梨及柿的两种嫁接法，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的一些重要农书如《种艺必用》、《农桑辑要》等都曾引用过《四时纂要》中有关嫁接的论述。
隋唐时期在大型真菌人工栽培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隋书》记有《种神芝书》卷，显然是有关真菌人工栽培的著作，但可惜早已失传。韩鄂《四时纂要》详细记载了两种栽培构树菌的方法，一种是“取烂构木及叶，于地埋之，常以泔浇令湿，两三日即生”，另一种是“畦中下烂粪，取构木可长六七尺，截断磓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有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三度后出者甚大，即收食之”2。这两种方法是真菌段木栽培法的雏形，是在充分了解真菌生长条件等生物学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关于人工栽培食用菌方法的记载。唐代以后，食用菌的人工栽培更为发展，至元代王祯《农书》又提出了我国首创的香蕈断木栽培法。
生物防治是一种成本低、效益高，并且无污染，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防治农林植物病虫害的极好方法。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唐代段公路《酉阳杂俎》都记载我国南方有一种蚁，比普通蚂蚁大，在柑桔上结窠，可防止柑桔为群蠹所伤。刘恂《岭表录异》明确记载“岭南蚁类极多，有席袋贮蚁子窠鬻于都市者，蚁窠如薄絮囊，皆连带枝叶，蚁在其中，和窠而卖。有黄色大于常蚁而脚长者。云，南中柑子树，无蚁者，实都蛀，故人竞买之，以养柑子也。”3据有关专家考证，这种蚁应为黄猄蚁。利用黄猄蚁防治柑桔树病虫害确实非常有效，至今仍为广东、福建一些地方的果农所采用。在生物韩鄂《四时纂要》，见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98年版，第22—2自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98年版，第88页。
3刘恂《岭表录异》。
学史和农学史上，黄猄蚁的利用是生物防治害虫的一个最古老和最著名的例子。国内外学者公认我国古代对这一事实的记载最早，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西方约早一千年。
第五十一章物理学第一节力学知识关于物体的位置、运动及参照物我国自先秦时代已经有关于物体的位置及运动的讨论。《吕氏春秋》中著名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这位楚人只考虑剑坠入水时剑与船的相对位置，“从其所契者入水”，当然他不可能找到坠入江中的剑。而《吕氏春秋》的编纂者们则正确地指出，“舟已行矣，而剑不行”。船在运动，因此落入水中的剑相对于船的位置时时在变化。在不考虑河水的冲力作用时，剑相对于河岸是静止的。显然，故事的编纂者是知道如何能找到剑的。从物理学意义上说，这里的问题是，要选择恰当的参照物，才能正确确定物体的位置和描述其运动的状态。
古籍中后来有许多讨论或论述运动的记载。晋人葛洪有“见游云西行，而谓月之东驰”的论述。束晳又说“仰游云以观月，月常动而云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2这就是说，以云作为参照物，月亮是运动的；以船作为参照物，则河水是运动的。《隋书》的这段记载肯定了束晳的看法。隋唐时期，人们对于运动的相对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重心与平衡我国古籍记载，先秦时期就有了一种叫做“欹器”或“宥坐之器”的器物，当注水于这种器物时，“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3。欹器的制造一直流传到隋唐以后。隋代，耿询就曾制造和进献欹器4。唐代，马待封制造了盛酒的欹器5。李皋也制造过，“皋尝自创意为欹器，以髤木上出五觚，下锐圆，为盂形，所容二斗。少则水弱，多则强，中则水器力均，虽动摇，乃不覆云”。这里以盛水多少表现出的水的力量的强弱，来描述其底锐圆的欹器盛水后的状态。“少则水弱”，即水少其重力不足以倾覆器物；“多则强”，即水多其重力强大以致倾覆器物；“中则水器力均”，即欹器年盛水适中时，水的重力与器物本身保持平衡。试图探究欹器盛水之后状态的原因，说明唐代人们对力和力的作用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被中香炉”是我国古代能工巧匠充分运用重心及平衡等物理学知识创制的。成书于晋代的《西京杂记》记载西汉时期“长安巧工丁缓者又《吕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览·贵因篇》。
《抱朴子》内篇卷七《塞难》。
2《隋书》卷十九《天文志》。
3《荀子》“宥坐”。
4《隋书》卷十九《天文志》、卷七八《耿询传》。
5《太平广记》卷二二六《伎巧二》。
《新唐书》卷八○《李皋传》。
为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它的结构特点是，“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这实际上是一常平架装置，“机环”由回转轴线相互垂直并交于一点的三个金属环构成，内环轴上悬挂炉体。由于各环转轴彼此制约以及炉体本身重心的影响，任何情况下炉体都不会倾倒。因此若在炉体内点燃薰香，香炉可置于被中，而不必担心香灰倾覆烧毁被褥。根据史籍记载可知，被中香炉至迟在西汉时已经发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陕西西安唐代遗址中曾出土制作精美的被中香炉和银熏球2。除被中香炉外，历代制作的类似装置亦用于取暖、娱乐等用途。而这种常平架装置，对后世航海和航空中不可或缺的仪器陀螺仪的发明，有重要启示。
对空气阻力、升举力和大气压力（压强）的认识唐代王冰在注《黄帝内经·素问》中指出“以物投井，及叶坠空中，翩翩不疾，皆升气所碍也。”此处所述表明，当时人们已了解，物体在空气中运动时，受到空气阻力及气流的升举力的作用。王冰的注接着指出“虚管溉满，捻上悬之，水固不泄，为无升气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顿溉不入，为气不出而不能入也。由是观之，升无所不降，降无所不升，无出则不入，无入则不出。”他做了两个实验一是把水灌进一根管子里，上口封闭并悬挂起，这时水不会从下口流出。二是要想把水很快地注入小口的瓶子里，是不可能的。可见王冰对管子和瓶子中水的出入以及水与气之间的升降关系进行了仔细的实验观察，并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这两个实验的结果都说明了大气压力的存在。
唐代杜佑对利用虹吸现象“隔山取水”有详细的叙述“渴乌隔山取水，以大竹筒雄雌相接，勿令漏泄，以麻漆封裹，推过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于筒尾取松桦干草，当筒放火，火气潜通水所，即应而上。”2大气压强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利用虹吸现象来灌溉农田。尽管当时对虹吸的物理原理并无深刻认识，但是，密封竹筒、在筒尾烧干草、把水从低处引上来并且使水翻越过山，显然是总结了长期的实践经验的结果。
测定液体的浓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用水浮法选种的记载。唐代，段成式写到关于莲子在水中的沉浮状态“莲实，莲入水必沉，唯煎盐咸卤能浮之。”3因莲子的比重比水的比重大，故入水必沉。但盐卤的比重比水的比重大，且盐卤愈浓其比重愈大。虽然当时人们不可能有关于比重与浓度等明确的科学概念，但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懂得，根据莲子在盐卤中的沉浮情况就《西京杂记》卷一。
2参阅史树青《古代科技事物四考》，载《文物》92年第3期，第47—52页；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载《文物》94年第期，第30—3帝内经·素问》卷十九《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
2《通典》卷一五七《兵十·隔山取水》。
3《酉阳杂俎》卷十九。
可以知道盐卤的浓度。由于盐业生产在我国历来备受重视，所以检测盐卤的浓度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后世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力学知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隋唐时期，工程技术中常常要应用力学知识。在许多大型的木构建筑如宫殿、佛塔的建造中，在大型铸件的吊装及天文仪器的制造安装中，在桥梁（如隋代建造的著名的安济桥）和舟船的建造中，无一不应用力学知识。可惜当时没有系统叙述或总结这方面知识的著作。
第二节热学知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述及秦汉时期宫中曾有宝物“青玉灯”。唐代有一种很可能与“青玉灯”类似的，叫做“仙音烛”的器物。宋代陶穀在《清异录》中说到“（唐朝）同昌公主薨，帝伤悼不已，以仙音烛赐安国寺，冀追冥福。其状如高层露台，杂宝为之，花鸟皆玲珑。台上安烛，既燃点，则玲珑皆动，丁当清妙。烛尽绝响，莫测其理。”2此处所述，显然是因为蜡烛点燃后产生热气流，推动玲珑的花鸟模型转动，并发出叮当之声；蜡烛燃尽后，不再有热气流生成，模型停止了转动，声音也没有了。唐代人们还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科学道理，故而把这些器物视为至宝。而这些器物之所以奥妙，也正是因为它们符合科学原理，它们能在距今一千多年前设计制造出来，确实令我们赞叹。
《酉阳杂俎》卷十。
2《清异录》卷下。
第三节声学知识振动、传声和共振人们久已注意到振动和声的各种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墨家就在战争中利用声学效应进行侦察。《墨子》“备穴”篇中记载了通过监听埋在地下的陶瓮中的响声，可以判断敌人挖洞攻城的位置和方向。
这种利用固体传声和气腔共振的方法，在历代一直被用于战争侦探。唐代，人们使用称为“地听”的装置。李筌在兵书《太白阴经》中记载“地听，于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头覆戴新瓮于井中坐听，则城外五百步之内有掘城道者，并闻于瓮中，辩方所远近。”杜佑亦有记载“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罂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托罂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2唐代，人们还懂得消除声共振即共鸣的方法。有一个关于唐开元年间太乐令曹绍夔的故事“洛阳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夔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设盛馔，余当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或有效。乃力置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鑢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我们知道，当振动体的固有频率与周期性变化的外力的频率很接近或相等时，振动体的振幅会急剧增大，这就产生共振或共鸣现象。僧房中磬的固有频率与斋钟的振动频率很相近，因此当敲击斋钟时，磬便发生共鸣。在磬被锉过之后，质量发生了改变，因而固有频率也发生了改变，磬就不再与钟发生共鸣了。
音律学由于文化的繁荣和中外交流的密切，乐器的制作和使用方面亦愈加精良和广泛。因此，隋唐五代时期，人们继续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探讨音律学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旋宫转调的问题。隋代刘焯、五代王朴等都作出过努力。王朴的新律是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一个音阶内其他各律的数值，使得清黄钟和黄钟的音高比值为二。这个方法实际上并未脱出三分损益法的框架，只是其结果在数值上与明代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很接近。
《太白阴经》卷四《战具类·守城具篇》第三十六。
2《通典》卷一五二《兵五·守拒法附》。
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又见于王说《唐语林》卷五补遗。
第四节光学知识反射和折射隋唐时期，对于利用多枚平面镜多次反射成像的现象进行了许多讨论。
唐初，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注解《庄子》“天下”篇时指出“鉴以鉴影，而鉴亦有影，两鉴相鉴，则重影无穷。”可以看出，当时对两枚平面镜之间的反复成像已有充分认识。至五代南唐时，谭峭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以一镜照形，以余镜照影。镜镜相照，影影相传。不变冠剑之状，不夺黼黻之色。是形也，与影无殊；是影也，与形无异。乃知形以非实，影以非虚，无实无虚，可与道俱。”这里谭峭不仅指出了“影”（即像）可在镜中再次成像，因而“影影相传”，会有无穷多的像生成；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平面镜所成之像与物完全相同，“形”“与影无殊”、“影”“与形无异”，因而无穷多个像也是完全相同的。
绝诗无双最新章节谭峭所撰《化书》中还有一段话“小人常有四镜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视者大；珠，视者小；砥，视者正；盂，视者倒。观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无大小，无短长，无妍丑，无美恶。”2这段话无疑也与光学成像有关。目前对它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所说的“四镜”是四种面镜，叙述的是人或物经这四种面镜反射后所生成像的情况。圭为凹面柱状镜，得到放大的虚像；珠为凸球面镜，得到缩小的虚像；砥为平面镜，生成正立的像；盂为凹球面镜，生成倒立的像。另一种观点认为“四镜”是四种透镜，圭、珠、砥、盂分别为双凹、双凸、平凹、平凸透镜，叙述的是人或物经这四种透镜折射后所生成像的情况。2色散与虹从古代起人们就注意到自然界的色散现象，如虹，并试图解释其成因。
到了隋唐时期，这方面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唐初，孔颖达的《〈礼记〉注疏》中写道“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可见当时对虹生成的情况已经观察得极为细致，结论十分科学，粗略地揭示出虹的成因。这种认识很可能被人们普遍接受，所以常见诸于唐代的诗赋题咏中，如“日影化为虹”（陈润《赋得浦外虹》）；“日照虹霓似”（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等。唐代张志和在《玄真子》中，除明确指出“雨色映日而为虹”之外，还写到“背日喷乎水成虹霓之状”3。这是人们有意识地进行的日光色散实验，它直接模拟了虹霓现象，表明了当时人们已了解虹霓现象人为产生的方法。《化书》卷一《道化·形影》。
2《化书》卷一《道化·四镜》。
参阅王锦光、洪震寰《中国光学史》第00—0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4，arti，.7。3《玄真子》涛之灵。
第五节静电知识晋代张华曾仔细观察到“今人梳头、脱著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亦有咤声。”类似的情况也为唐代人们观察到。唐代段成式则记载，人们若在黑暗之中，对黑猫“逆循其毛，即若火星”2。此处所述的黑暗之中及黑色的猫，无非是为了看得更加明显而已。
《博物志》卷二。
2《酉阳杂俎》续集卷八。
第五十二章化学第一节炼丹术的兴盛隋唐两代以至北宋是中国炼丹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唐代，由于皇室姓李，便附托老子李聃为始祖，尊之为玄元皇帝，并把道教奉为国教。唐代帝王多宠信方士，迷信神仙方术，炼丹术得到了统治者的。同时，许多文人学者热衷于问道寻仙，炼丹制药，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炼丹家和内容丰富的炼丹著作。于是，中国炼丹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唐代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火法炼丹与水法炼丹都有很多新的成就；用药品种大为增加，所用植物药料开始增多；实验操作更为复杂，炼丹工具和设备从两汉所用比较简陋的土釜竹筒等发展到特制的铁质上下釜、水火鼎、铜桶等；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邠王府出土了一批炼丹药物和用具，从中可见这些药物和用具是相当精制和考究的；在理论上也趋于系统和完整，但失去了两汉时期那种较朴实的面貌，而更多地染上玄奥隐晦的神秘主义色彩。据梅彪撰《石药尔雅》记载，当时“有法可营造”的长生丹药就有九十八种，收录论述炼丹服食的书目则有九十七部。又据《铅汞甲庚至宝集成》收录的《神仙养道术》记载，当时流行的药金达十五种。以上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炼丹术的兴盛情况。
炼丹家炼制的所谓“仙丹”，大多是含汞、铅、硫、砷的剧毒物质，吃了非但不能长生，反而会致人于死地。汉代诗人就有“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的感叹，以后不断有人对此发出警告，但服食受害者仍屡见不鲜。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载，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药中毒致死。皇帝如此，何况臣民百姓。当时一些大臣如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等也都是因服食丹药中毒致死。白居易《思归》诗云“退之（韩愈）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元稹）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杜牧）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崔玄亮）夸药力，终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炼丹术的兴盛带来了不尽的悲哀。但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在当时和对后世都有重要影响的炼丹家和炼丹著作。如孙思邈和他的弟子孟诜、陈少微、张果、玄真子、清虚子、楚泽先生、独孤滔等，都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他们或亲自进行炼丹实践，或着意收录前人经验汇编成书，从而在探索自然现象、认识自然规律、制备新的物质和保存原始文献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化学和药物学的进展。
孙思邈（58—82），其著述以医学为主，今存《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其炼丹著作多已失散，现仅存《太清丹经要诀》等。此书记有不少化学上的重要成果，如《伏雌雄二黄用锡法》一条，非常明确地介绍了用雄黄、金属锡制作彩色金（ss2）的方法雄黄十两，末之，锡三两，“铛中合熔，出之。入皮袋中揉使碎，入坩埚中，火之。其坩埚中安药了，以盖合之。密固，入风炉吹之。令锅同火色，寒之。开，黄色似金”。赵匡华《化学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990年版，第32—33页。
《古诗十九首》，见南朝梁萧统《文选》。
《太清丹经要诀》“伏雄黄用锡法”，见《云笈七签》卷七一。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制得二硫化锡的明确和详实的记载。今人的模拟实验表明，这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方案。用此法制彩色金也较后世阿拉伯和西欧炼金家采用硫磺、硇砂的方法简便。因此它无疑是世界古代化学史中的一项卓越成就。2陈少微，也是著名炼丹家，生平不详，有学者推测是玄宗时人3。他所撰写的《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和《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砂妙诀》，是两部重要的炼丹著作。《九还金砂妙诀》详细记述了丹砂的产地，第一乃至第七返的各种灵砂的制法。书中所载竹筒式抽砂炼汞（即从丹砂制水银）的方法尤其别致。这种方法是“先取筋竹为筒，节密处全留三节。上节开孔，可弹丸许粗，中节开小孔，如筋头许大，容汞溜下处，先铺厚蜡纸两重，致（置）中节之上。次取丹砂研细，入于筒中，以麻紧缚其筒，蒸之一日。然后以黄泥裹之，可厚三分，埋入土中，令筒与地平。筒四面紧筑，莫令漏泄其气。便积薪烧其上，一复，令火透其筒上节，汞即流出于下节之中。”这段文字清楚地叙述了这种操作简便、效率较高而成本很低的竹筒式炼汞装置和抽汞过程。陈少微在此书中提到的“销汞”法（即用水银和硫磺制取丹砂的方法）及其他一些丹法也相当详细。如在销汞法中，关于汞硫用量、火候掌握、操作程序、出现的现象，以至最后汞“化为紫砂，分毫无欠”的结果等，都有准确、细致的记载。从一定意义上说，把这些内容誉之为很有价值的化学试验记录并不为过。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在制取红色硫化汞时所达到的高度工艺水平。
同时代的著名炼丹家还有张果，就是民间所传“八仙”中的张果老，玄宗时人，大约生活在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中期，生平不详。他著有《神仙得道灵药经》、《丹砂诀》和《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洞大神丹砂真要诀》记述丹砂的产地、形状、性质都非常详细，其中提到用“汞一斤，硫黄三两”制成紫砂，其内容与陈少微《九还金丹妙诀》相类似。这里汞、硫两物的重量比为00∶9。而根据丹砂（硫化汞，hgs）的组成计算，汞、硫重量比是张二人把硫磺的量加多，是因为硫磺容易燃烧而遭到损失的缘故，这是很有道理的，说明当时制造丹砂确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太清石壁记》，作者楚泽先生，事迹不详。据《新唐书·艺文志》载，此书为隋开皇时著名炼丹家苏元明撰，唐肃宗乾元年间剑州司马编纂。书中记载的“艮雪丹方”，即为锡汞齐制法。此外还记载有制“水银霜法”，其飞炼要诀中所用药物为水银、盐、朴硝、太阴玄精和敦煌矾石。经模拟实验判明，如此飞炼所得的“水银霜”是升汞（hgl2）或甘汞（氯化亚汞，）与升汞的混合物。3这是我国现存古籍中制得升汞的最早记录。有些学者认为用这一方法制炼出来的水银霜是亚汞而不是高汞，因此应把水银霜改为水银粉（轻粉）才符合事实。另外，唐代水银霜是常用的内服药，并用作化妆品，2赵匡华、张惠珍《中国金丹术中的“彩色金”及其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98年第期。3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94年版。
曹元宇《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979年版。
2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
3赵匡华、吴琅宇《关于中国炼丹木和医药化学中制轻粉、粉霜诸方的实验研究》，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985年版。
2张觉人《中国炼丹术与丹药》，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985年版。所以不可能是有剧毒和腐蚀性的升汞，孙思邈《千金翼方》所载《飞水银霜法》的制品，也只能是氯化亚汞（甘汞）2。王焘《外台秘要》所收西晋《崔氏方》“造水银霜法”时代更早，也确有可能制得氯化高汞，但因制炼条件较为复杂，能否实现，尚有待研究。
《黄帝九鼎神丹诀》是唐代一部重要的炼丹著作，书中含有丰富的化学知识。例如详细记述丹砂、雄黄、空青、矾石、朴硝等药物的产地及鉴别质量好坏的方法；记载了利用物质不同的溶解度来制取药物的方法，如利用朴硝和芒硝溶解度的差别来提取结晶硫酸钾等等，这种方法是前所未见的，是一项新的发明。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收录的“假别药作石胆法”，非常详实地记载了石胆的人工合成法“青矾石二斤，黄矾一斤，白山脂一斤。大铁器销铄使沸，即下真曾青末二斤，急投搅，泻出做铤，成好石胆。看矾石等刚溶不尽，即投曾青末和苦水使相得，泻著矾石中消溶。泻出作铤亦得也。”这个方法利用了绿矾（黄矾）与曾青之间的复分解反应，其实质与现代无机化学合成方法，几乎完全一致，也是中国古代化学史上的一项很出色的成果。
唐肃宗乾元年间（一说武后至玄宗时），金陵子撰《龙虎还丹诀》上下两卷。金陵子的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从他的道号来看，可能是今江苏人。《龙虎还丹诀》中对用砒霜点化白铜制取砷白铜的技术作了详尽具体的叙述。这是我国古代炼丹家的一项重要贡献。《龙虎还丹诀》还记述了十五种由各种铜化合物中提取“红银”（即红铜）的方法，甚至作了定量的研究。“炼红银法”的操作要领是将水银及少量水放在磨光的铁锅中，并投入石胆或曾青、白青等矿物原料，然后用文火加热到微沸，这时铁锅的铁将铜盐中的铜置换出来，通过搅动，铜与水银生成铜汞齐逐步固化而结成红银“砂子”，从而使铁锅不断裸露出新的表面。将红银砂子放在炼丹炉中加热，水银蒸发后就得到了红银（红铜）。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水法炼铜的方法。
除上述外，唐代还有不少炼丹著作，大多收入《道藏》洞神部众术类中，如《金石簿五九数诀》、《铅汞甲庚至宝集成》、《真元妙道要略》、《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修炼大丹要旨》、《太虚丹经》、《灵宝众真丹诀》、《涌泉匮法》等。其中也载有不少关于中国古代炼丹化学成就的珍贵资料，有的书如《金石簿五九数诀》还可能是翻译外国的或者由外国人撰写的作品。可惜的是对许多炼丹著作迄今尚缺少甚至无人进行深入的研究。
此外，唐代的医学和本草学著作中也记录了有化学意义的一些重要成就，其中有些与炼丹术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孙思邈的“飞水银霜法”，又如《唐本草》记载的“银膏”制法用白锡、银箔和水银合成之，“凝硬如银”，这是世界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补牙合金。此书还叙述了氯化铜的制法“以光明盐、硇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其制银粉法，也很神妙，大致过程是用汞把银箔化成银汞齐，再加入硝酸钾、食盐并研成粉末，加热后汞即升华，再用水淘洗便得到了银粉。另一方面，通过炼丹所得到的化学药物，在医学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如其中有些丹药具有提毒、拔脓、杀菌、消炎等显著功效，有些则是治疗疥癣、湿疹等皮肤病的良药，现在仍然应用于临床，这也是炼丹术的重要贡献。
第二节火药的发明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最伟大的发明和最杰出的贡献。火药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于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火药的基本成分是硝、硫和炭。而硝石、硫磺和含碳物质则是古代炼丹家所常用的药物。其中硝石是火药的关键原料，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已利用硝石。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的医方里已有硝石，西汉司马迁《史记》亦载名医淳于意曾用消石（即硝石）治病，在《神农本草经》中，硝石被列为上品药。硝石也是一种主要的炼丹药剂。早期丹经《三十六水法》就着重介绍了硝石在水溶液中对丹砂、雄黄、云母、石英等矿物的化学作用。中国使用硫磺大约始于西汉。《神农本草经》将硫磺列为中品药，说它“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早期炼丹术著作《黄帝九鼎神丹经》和《三十六水法》，已用到硫磺，称之为“石亭脂”。三国两晋时期，中原地区开始从焙烧黄铁矿制取绿矾的窑顶上收集冷凝成液的硫磺。至于炭类，更是古代常常接触的物质。中国炼丹家对于硝、硫、炭类物质性质的认识和应用，为火药发明创造了条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常常使用硝石、硫磺、雄黄、雌黄和含碳物质等药料。而如果将这些药料混在一起加热，就有可能发生猛烈的燃烧甚至爆炸现象。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中的“饵雄黄方”就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配方。另外，炼丹家们还有一种“伏火法”。在古代炼丹术语中，“伏”的含意和目的还不是很清楚的，但大致上说，“伏”是驯伏，即降低某种物质的毒性或使不稳定的物质变得稳定，便于控制，以及制得相关的产品等。例如对硝石、硫磺、雄黄的伏火法，就可能是试图将它们通过加热或其他手段处理，以改变其易燃易爆的剧烈性质。唐代丹经中有不少这类伏火法。其中《诸家神品丹法》所引《孙真人丹经》内“伏火硫磺法”，一般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火药配方。孙真人即孙思邈，其法是“硫磺硝石各二两，令研。右用销银锅或砂罐子入上件药在内。掘一地坑，放锅子在炕内，与地平，四周却以土填实。将皂角子不蛀者三个，烧令存性，以钤逐个入之。候出尽焰，即就口上着生熟炭三斤，簇段之。候炭消三分之一，即去余火不用。冷取之，即伏火矣。”其中“皂角子烧令存性”，实际上是生成炭。这个配方包含了硝、硫和炭这三种黑色火药的基本成分。也有学者认为这段话并非《孙真人丹经》的内容。2唐元和三年（808）清虚子撰《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中记载有“伏火矾法”。其内容为“硫六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热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候冷取出。”这是与《诸家神品丹法》所录同类的实验。有人认为这才是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火药配方。在中唐时期托名晋郑思远所撰的丹经《真元妙道要略》中提到“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并告诫说硝石，“生者不可合三黄等烧，立见祸事”。“蜜”加热易成炭，“三赵匡华《化学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990年版，第42—43页。
《道藏》洞神部众术类《诸家神品丹法》。
2郭正谊《火药发明史料的一点探讨》，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985年版。
黄”，指硫磺、雄黄和雌黄，在火药发展史上，这两条材料尤为重要。因为前面提到的关于火药配方的两条记载，只是说明该配方中含有硝、硫、炭三种成分，并没有说明会不会引起燃烧或爆炸，而在古代炼丹实践中，丹炉起火或爆炸的事件是时有发生的，只不过未把所含药物记录下来而已。在以上两条记载中，实际上已经把硝石、硫磺和炭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物就是原始的黑色火药。这两条记载也说明，至迟在中唐时期，中国炼丹家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火药有剧烈燃烧和爆炸的性质，这已是炼丹家实践经验的总结。当然，这一阶段关于火药只停留在对其性质的认识和对其危险性的防避上，至多不过在医药上有所应用。直到晚唐五代时期，火药才被作为自觉的和有意识的研究对象，从炼丹家的丹房里传入军事家手中，成为战争中威力强大的重要工具。从此之后，关于火药乃至火药武器的研制才真正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
第五十三章医学隋唐时期中医药学的发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系统全面整理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出现了若干大型专著；二是与国际之医药交流，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的突出发展；三是朝廷的关心，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第一节基础医学理论的发展隋唐时期，无论朝廷或医学家们都对基础医学理论研究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例如隋代统治者组织医药学专家集体编撰大型医方著作《四海类聚方》达一千六百卷之巨，还组织太医博士巢元方等集体编撰专门论述病因、病理、症候的巨著《诸病源候论》。是书列载病症一千七百余条，分述各科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变化、体征与症候等。由于这部书之宗旨是论述诸病源候的，所以一般均不涉及治疗之原则和方法。但其中也有一小部分病症例外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和手术治疗问题。这部专著不满足于传统的“千般疾病，不越三条”的病因学说，而是更加重视实际观察经验的理论总结。因此，对传染病共性的认识和不同传染病的特点的描述，对疾病之分类或某些疾病的特点的记载，以及对医疗技术创造发明的重视等，都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论述。例如强调疥疮治疗要“虫除病愈”，条虫病因是生吃牛肉所得，漆疮因个体素质关系，外伤肠断必须进行肠吻合术治疗等等，学术水平都明显超过了前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对中国医学乃至日本、朝鲜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作为重要的中医典籍而得到广泛的引证和发挥。
关于《黄帝内经·素问》的研究，在隋唐时期也有新的重要进展。如王冰继南朝梁代全元起注释《内经》之后，次注《黄帝内经·素问》，使其难懂的文辞和欠明了的医理，得到注释和阐发，从而扩大了《内经》的影响及其在医学上的推动作用。此后一千多年来的数百家《素问》研究者和注家，都是以王冰次注本为蓝本的。
第二节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隋唐以来，新药品种不断增加，外来药物使用经验日益丰富，而旧本草“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鈆锡莫辨，橙柚不分”等，存在的错误相当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药也十分混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医药学家苏恭（原名苏敬）在个人修订本草的基础上，于高宗显庆二年（57）上书请求朝廷详定本草。苏恭的请求得到唐高宗的赞同，于是征召医药科技等名家二十二人进行本草学的修订。为了编好这部书，朝廷命令天下郡县将所产地道药材按实物绘描成图，与标本一并送上。同时制定了统一收录删节的原则，即“《内经》虽阙，有验必录；《（名医）别录》虽存，无稽必正。”此外，还要求“下询众议”，“定群言得失”，征询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举国上下共同努力，于显庆四年（59）完成了修订任务，定书名为《新修本草》。全书共五十四卷，包括正经二十卷，目录一卷；又别立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目录一卷。共收药八百五十种，分药物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九类。书成后颁布全国。这是我国由政府主持，动员全国力量编撰，并由政府颁行全国的第一部药典。其时代远早于国外的药典颁行年代。
《新修本草》也称《唐本草》，可以说是集唐以前本草之大成，完成后除颁行全国作为医学用药的准绳外，并列为国家太医署的教科书。本书不但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迅即受到国外重视，日本、朝鲜的医药学教育也都以此为课本。这部著作不仅广征博引，而且吸收了国内外的先进成就，如记载用白锡、银箔、水银制成齿科汞合金填充剂等，这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孔志约《新修本草·序》，见《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95年版。第三节孙思邈和《千金方》孙思邈《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是我国早期的医学百科全书。孙思邈幼年多病，为筹汤药之资而家产罄尽，但攻读经史百家著述和研习医药之志不改。自谓“青衿之岁，高尚药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在医药学的钻研上，更是坚毅刻苦严肃认真，“至于切脉、诊候、采药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志学之岁，驰百金百徇经方”。因此，孙氏终于取得了卓越成就，为发展中国医药学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博极医原，精勤不倦；广采众方，百年不懈。先后撰成《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各三十卷。孙氏尝谓人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千金”命名自己的著作。《千金要方》分二百二十三门，列医方五千三百余首，按妇产、小儿、五官、口腔、传染病、杂病、外科、急救、食治、养生、诊断、方剂、针灸等分科叙述，有理论，有经验，内容十分丰富。《千金翼方》完成在《千金要方》后三十年，是孙氏为补充“要方”之不足而编撰的，是《千金要方》的姐妹篇，所以二者的体例基本相同。后世医家认为孙氏的两部《千金方》是我国早期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这是很有道理的。譬如重视妇幼保健，以丰富的经验总结和在理论上强调并促进妇产、小儿独立设科，重视按各科每一种疾病逐一叙述对本病的理论认识和各家治疗经验等，在许许多多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上明显超过了前人。如脚气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夜盲症、糖尿病、急性黄色肝萎缩、营养缺乏症以及免疫技术、咽部异物剔除技术、正骨技术、针灸技术等等，均为现代研究者所称道。《千金方》成书后，不但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国外如古今日本、朝鲜和现代的美、德、法等国，也很重视孙思邈学术思想和医疗道德的研究和继承发扬。
孙思邈《千金要方·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955年版。
第四节王焘与《外台秘要》王焘（约70—755），宰相王珪的重孙。王焘青少年时期多病，常与当时名医交往，逐渐对医学产生兴趣。后任职弘文馆，管理国家图书达二十余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努力攻读医药书籍，心得体会也日益增多。尤其是他深刻认识到以前中医学的重要缺点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此外，他在认真攻读医药书籍的过程中，每每摘录要义却苦于其书不注明出处而很难确知时代与作者。因而，他立志要改变上述缺陷，于是更加勤奋刻苦，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资料。其间，他虽然被迫离开弘文馆，贬守房陵，但其整理医药学文献，促进医学发展的意志坚定不移。他一边处理政务，一边仍编撰医书，终于在天宝十一载（752）实现了心愿，将秘密枢要之方，编撰成书，命名为《外台秘要》。该书共四十卷，分一千一百零四门，每门皆以《诸病源候论》、《内经》或张仲景学说之理论贯其首，并分卷别类收载各种病症治疗医方六千余首，有着明显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其次，凡他所攻读的五、六十家之古方，或数千卷新撰，只要《外台秘要》引用者，皆一一注明出处。这是我国医学文献强调详注引文出处之始。因此，他被誉为我国古代整理医学文献的大师。由于王氏治学严谨，并且《外台秘要》所引用的医学著作多已散佚不存，所以《外台秘要》成为现代医学家研究唐代以前医学和据以辑佚、校勘古医籍的重要参考书。
第五节蔺道人与正骨医术蔺道人，已不知其名。九世纪中，唐统治者推行废止寺院以促进僧侣还俗从事耕织的政策，蔺道人也由长安流落江西，隐名埋术，过着半自耕的生活。后来由于帮他耕种的彭姓老人之子，因打柴多处骨折筋断，又求医不愈之际，他用埋没多年的正骨医术为病人治愈了折伤，并由此名闻乡里。此后，他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这位彭老人，并以《理伤续断方》相赠，不辞而别。彭老人称蔺道人为仙，故将所得之书名之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理伤续断方》是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书，内容比较丰富，并有着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反映出我国在九世纪前骨伤科理论和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例如，“总论”中所叙述的诊断治疗方法和步骤，强调运用麻醉、拔伸之牵引，收入骨、捺正之复位，夹缚之小夹板固定，外敷内服药物及早期之全身和局部活动等，已为现代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和实验研究给予了科学的论证。
第六节太医署和医学教育我国医学教育历来是以师带徒的传统进行的。六朝创始而隋唐继之兴办了医科学校教育，而且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唐太医署实际上是一座国家医科大学。其规模之大，学制之健全，课程设置之新，教学目标之高，考核制度之严，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太医署属太常寺领导，除设太医署令、丞以及府、史、医监、医正等行政、教学管理人员外，下设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以及药园等五个系。在医科之下，又分有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角法（理疗科）等五个临床治疗学科。教师则根据不同水平分有博士、助教、医师、医工等职务，博士、助教负责授课，医师、医工则多承担临床治疗教学的辅佐工作。当时在校师生员工等达到近四百人之多。在学制以及考核晋升方面，其规定也是很严格的。例如医科系之体疗是七年制，疮肿、少小是五年制，耳目口齿是三年制；对学生成绩的考核，月考由博士负责，季考由太医署令主持，年终或毕业考试则由太常寺丞主考。品学皆优者可提前分配任职，若不及格者则要降级且不得超过两年，否则则予除名。
在课程设置和分科重点教学方面，其制度也是比较严谨的。例如各科学生均须学习的医学基础课《明堂》、《素问》、《针经》、《本草》、《脉经》等，要求“皆使精熟”。在共同学完基础课之后，则分专科重点教学，即所谓“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在分业教习上，各科均有不同的学习重点和明确的培养方法和目标。如药园在京师有良田三百亩，栽培种植药材以适应联系实际进行各科学生教学和培养药园师之需要。“药园师以时种莳，收采诸药”，“凡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花实，草石骨肉之类及有毒无毒、阴乾采造时月皆分别焉”，使学生能“辨药形，识药性”等。唐代除朝廷之国家医科大学外，地方也多办有医学校，其规模当然比朝廷要小，师生最多者二十人，并强调“各于当界巡疗”，“掌州境巡疗”，“医药博士以百药救民疾病”。从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衡量，此等地方医学教育更有进步意义。
第七节国内外医药学术交流如上所述，中医学在隋唐时期已居于世界先进之列。但是，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医药学仍较落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交通的发展，中原与边远地区在医药学方面的交流也进一步繁荣。例如，与西藏地区，随着汉藏关系的改善和文成公主、金成公主之结亲，中医学大量传入西藏，并有多种中医典籍先后被译为藏文。松赞干布等还命令藏医、中医、印度医、阿拉伯医等编撰藏医学著作，其中影响最大者是宇陀·元丹贡布等编撰的《四部医典》，约成书于公元八世纪。是书内容丰富，是藏医、汉医和印度医学等在西藏综合发展的一次总结。是书被全译或节译为蒙汉文外，还有俄、英等文字，影响广泛，为世界藏学家较关注的一部藏医古典著作。在四川、云南、贵州的一些地区，也由于与内地的交流，使原来“只知卜巫，不晓医药”和“杖头挂食，遥以哺之”的落后习俗得到了改变。在北部和西北部，这种医药交流随着丝绸之路也繁盛起来。中医学和中医相继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得到发展，这些地区的医疗经验和药物也更多地传到内地，并为内地医家撰著所采用，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宝库。
隋唐时期国际医药交流更为广泛。隋唐以前，中国与国外的医药交流，特别是中医对国外的影响主要在日本、朝鲜，从隋唐时代起则与印度、阿拉伯等有了更广泛的往来。在繁荣的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医学仍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此期日本大量引进中国医学。他们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医药学，大量输入中国医药书籍，甚至将中国兴办的医学教育体制、课程设置等几乎原样搬到日本，并以《大宝律令》的形式形成制度。在此时期朝鲜医学也经历了与日本大致相似的情况，即朝鲜化的中国医学在朝鲜卫生保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佛教从印度大量传入我国以及广泛传布，印度医学也不断传入，并在隋唐医学的发展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汉译的印度医学著作，仅《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艺文志》等所收录者就有十余种之多。与此同时，在隋唐医学家的著作中，也有不少引用了印度医学的理论和方药等，可见其影响之广泛。中医学同时也传播到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印度等所谓的“神州上药”即指中药而言。
中国医学与阿拉伯医学在隋唐时期也有着较广泛的交流。一方面是阿拉伯国家所产的许多药物和香料药物大量运进中国，并为中国医药学家所接受和发展运用。另一方面是中国先进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医疗经验被传播到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有脉学、中药学等，也为阿拉伯医学家的著作所引用。据统计，此期与中国有医药交往的国家和地区约有二十多个，这对促进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第八节隋唐时医学家的批判精神隋唐时中医学所以取得较大的发展，与医学家们不泥古和讲求实际效果、敢于批评前人的错误是分不开的。例如服石求仙之风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盛极一时，隋唐时期在士大夫和统治者当中仍甚风行。如唐太宗、唐高宗、唐宪宗均迷信盲从、妄求长生之术，但坚决反对者亦复不少，如有人敢于当着唐太宗之面揭穿西域僧“能咒人使立死，复咒即生”的骗局，有人敢于现身说法，力劝高宗取消“合炼黄白”的念头等2。有的医学家观察到因服石中毒引起大量死亡和“石发”病等，所以更是积极地予以批判。巢元方批判了“寒食”（即服石）的流弊，孙思邈对于服石则坚决否定，指出“宁食野葛，不服五石”。而且要求“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3。在学术上，孙思邈虽然十分崇敬张仲景，但他并不因循张仲景“六经辨证”的学说，易之为“方证辨证”；陈藏器虽然尊崇《神农本草经》，但他对“食姜能使人愚”的说法提出了批评。甚至唐廷在官修本草中对《内经》等也公然提出“无稽必正”的原则。这些，对医学的发展有着解放思想的作用。在古代，统治阶级迫害医学家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如扁鹊为李醯所杀，华佗被曹操所害，虽然这反映了统治者的愚昧和残暴，但并未有公开之反抗。隋唐时期，被无辜杀害的医学家大多仍不敢申诉，但已能引起大臣们的同情和为之舍命反抗。如咸通九年（88），同昌公主因病久治无效而死亡，唐懿宗竟以为医药有问题，而将翰林医官韩宗绍、康仲殷处死，并将韩、康两家宗族枝蔓三百余人下狱。宰相刘瞻令谏官温璋上疏，以为刑法太过，不料竟遭贬斥。刘瞻又亲自上疏指出“公主久患危疾，医工无不尽其方术”，“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惊囚平人而结冤，此皆安不思危，忿不顾难者也”4。懿宗竟大怒，罢刘瞻相位。“璋叹曰‘生不逢时’是夜自缢而卒。”虽然还缺少资料证明因唐顺宗之死迫害过医学家，但从唐顺宗之母病死时遗命“侍医无加罪”，或可证明顺宗死亡时曾迫害过，而社会舆论则在后来为改变这种暴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参见《旧唐书》傅奕、叶法善、裴潾等传。
2《旧唐书》卷八四《郝处俊传》。
3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四，人民卫生出版社955年影印本。
4《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并见《旧唐书》卷一七七《刘瞻传》。《旧唐书》卷一六五《温璋传》。
第五十四章妇女第一节洗夫人洗夫人是广东南部越族人。梁武帝天监十一年（52）生于高凉郡洗氏家中。相传她本名阿英。隋时封为谯国夫人。《隋书》记载她家“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慧，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2。
梁大同元年（535），洗夫人二十四岁，与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结为夫妻。冯氏原为北燕苗裔，不为高凉人所信服。夫人来到后，诫约本族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她与冯宝处理诉讼案时，对本族犯法的人，也是依法办事，不徇私情。这样，冯氏在当地的威信建立起来，“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
梁太清二年（548），投降了梁朝的东魏大将侯景复又背叛梁朝，进攻梁都建康，围困台城。广州都督萧勃征兵援助解围，高州刺史李迁仕称疾不肯前往，却派人召冯宝。冯宝欲往，被夫人阻止。洗夫人说“刺史无故不召太守，必欲诈君共为反耳。”“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唤君，今者若往，必留质，追君兵众，此意可见。”不久，李迁仕果然举兵反梁。洗夫人设计，请冯宝遣使传信李迁仕，说自己“身未敢出，欲遣妇往参”。李迁仕信以为真，便不加防备。洗夫人便亲率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赕”，前往大皋口。至灨石，突然出击，获大胜。李迁仕败走保于宁都。洗夫人与长城侯陈霸先的部队会合。出征回来后，她对冯宝说；陈霸先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人，我看他定能平定叛乱，你应该多多帮助他才是！这些见解，显示了洗夫人的善识时务和军事才智。
梁敬帝太平二年（557），陈霸先废梁，自立为帝，建国号陈。这时，岭南地区政局大乱。洗夫人安抚百越各部，并派自己的儿子，年方九岁的冯仆率百越首领去丹阳。陈武帝拜冯仆为阳春郡（今广东阳江一带）太守。
陈宣帝太建元年（59），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把冯仆召至高安，企图拉他一同反陈。冯仆派人告知母亲。洗夫人得知后说“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遂发兵拒境，率百越诸部与陈朝派来征讨的将领章昭达内外夹击，使欧阳纥军溃被擒。冯仆因洗夫人助平欧阳纥之功，被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石龙（治在今广东化州东北）太守。洗夫人被陈朝册封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赉绣幰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后在陈至德年间（），冯仆卒。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师攻陷建康，陈朝亡。此时岭南一带未有归属，当地共奉洗夫人为“圣母”，以保境安民。隋文帝派江州总管韦洸安抚岭南，被陈将徐璒阻于南康。在广东，有陈东衡州（州治在今广东始兴县）刺史王勇“征兵据守”。因此，韦洸兵至岭下，“逡巡不敢进”。统帅隋师岭表，即岭南，指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五岭之南。
2《隋书》卷八○《谯国夫人传》。
《陈书》卷十四《南康愍王曇朗传》。
的晋王杨广命令被俘的陈后主写信给洗夫人，“谕以国亡”，让洗夫人归顺隋朝。随信还有洗夫人当年所献犀杖及兵符为证。夫人见后，确知陈亡，于是她“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由于儿子冯仆已去世，决定派孙冯魂率部迎韦洸入广州。至此，岭南悉定。冯魂因被隋朝封为仪同三司，洗夫人被册为宋康郡夫人，隋文帝后来曾对大臣高颎、杨素说“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2。可见洗夫人的决断对全局影响之大。
隋开皇十一年（59），番禺将领王仲宣举兵反隋，围韦洸于广州，驻军衡岭。洗夫人派另一个孙子冯暄前去救围。冯暄因与王仲宣的部将、泷水（今广东罗定）豪门陈佛智关系亲密，迟迟按兵不动，贻误了军机。夫人发现后，大义凛然地将冯暄问罪下牢，改派另一孙子冯盎出讨叛军，与隋官军鹿愿会师，共败王仲宣。平息后，洗夫人披甲乘马，亲自护卫隋招抚专使裴矩巡抚各州，岭南遂定。这时，她已届八十高龄了。隋文帝为洗夫人的举动赞叹，特降敕书慰劳。独孤皇后也赐她一批贵重服饰。其孙冯盎因协助隋军平叛有功，拜为高州刺史，次孙冯暄也被赦，拜为罗州刺史。冯宝被追赠为广州总管、谯国公，洗夫人则被册封为谯国夫人。同时，“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
隋文帝仁寿元年（0），番州（即广州）总管赵讷贪虐害民，岭南诸部多有亡叛。洗夫人上书朝廷，予以揭发，使赵讷得到制裁。文帝降勅委托洗夫人招慰亡叛。她以九十高龄亲载诏书历十余州，宣述圣旨，抚慰当地民众。朝廷因洗夫人揭发赵讷及安抚民众有功，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冯）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
洗夫人把梁、陈、隋三朝所赠礼品，分三库保管，每逢过年过节，她总要取出展示在庭中。并对子孙们说“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
仁寿二年（02），洗夫人卒，享年九十一岁。谥曰诚敬夫人。
在《隋书》、《北史》中，均有谯国夫人专传。今人王兴瑞有《洗夫人与冯氏家族》一书，对有关事迹多所考订。
2《资治通鉴》卷一七七，文帝开皇十年。
第二节平阳公主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嫁给柴绍为妻。隋大业十三年（7）
李渊起兵反隋，密约柴绍到太原相会。柴绍感到偕妻子同行，有些困难。妻子说，您尽管走路，我自有办法。她送走柴绍后，就奔赴鄠县（在今陕西户县北），把在那里的庄田处理掉，散家财用以招募勇士，得到数百人响应。那时，鄠县一带有几支胡人队伍，各数千人。她派家奴马三宝一一说服，使他们都归顺入伍，后发展至七万人，声势大振，时称娘子军。柴绍与她各率部队，与唐军李世民的队伍在渭北会师。李渊称帝后，平阳公主多次因功受赏。
武德六年（23），平阳公主去世。唐高祖想以鼓吹送葬，主管人不同意，说这有违古俗，从来没有妇女用鼓吹送葬的。唐高祖却认为公主亲身经过多次战事，这难道是以前的妇女所有的吗？鼓吹是军礼，有何不可！平阳公主的葬礼最终还是使用了军礼。《旧唐书·柴绍传》有平阳公主的附传，《新唐书·诸公主传》也有她的传记。
第三节妇女书和宋氏姊妹妇女书，是指妇女写的作品和有关论述妇女的著作。隋唐时期，妇女书远较前代为盛，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妇人书仪》8卷，《妇人集》20卷，《妇人集抄》2卷，《杂文》卷为妇人作，《女鉴》卷，《妇人训诫集》卷，《贞顺志》卷，均不著年代。《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有妇女作品及有关妇女的著作多种，主要有《述圣记》，卷，大圣天后撰。《高宗实录》，00卷，大圣天后撰。《圣母神皇实录》，8卷，宗秦客撰。《则天皇后实录》，20卷，魏元忠等撰，刘知几、吴兢删正。《列女传》，00卷，大圣天后撰。《保傅乳母传》，卷，天后撰。《玄览》，00卷，天后撰。《妇人方》，则要录》，0卷，长孙皇后撰。《列女传》，7卷，魏徵撰。《孝女传》，2今内范》，0范要略》，氏女记》，嫔传》，宫朱氏女论语》，记杂载》，0卷，武后撰。《维城典训》，2枢要录》，0卷，大圣天后撰。《百寮新诫》，4卷，天后撰。《青宫记要》，30卷，天后撰。《少阳正范》，20卷，天后撰。《臣轨》2卷，天后撰等。
这些书大部分是武则天以“大圣天后”名义编写的书。其修书工作都是武则天个人权力的表现，既不反映当时妇女在文化上的要求，也无助于妇女在文化上的提高，所以尽管撰写数量很大，由于没有社会上需要的基础，几乎无一流传下来。唐代妇女著作传世者，仅有两种一是女道士鱼玄机的诗集，流传也不广，今有中华书局聚珍版行世。另一是宋若莘著、宋若昭注的《女论语》，这是一部流行较广的书，长期成为女学童的教材，同班昭的《女诫》共为妇女书中的名作。
若莘、若昭是贝州清阳（今河北清河东）人。父亲宋庭芬，世为儒学。
庭芬有才华，生五女，分别取名为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荀，都很聪明。宋庭芬教授她们学习经史和诗赋。不及成年，五个女儿均能书写文章。若莘、若昭的文章尤其清丽淡雅，不追时尚。她们对父母表示，这辈子不嫁人，愿以学问使父母得以扬名。大姐若莘教导四个妹妹非常严格。她仿效《论语》，著《女论语》十篇，内容皆以妇女所尚。妹妹若昭加以注解，甚有条理。
贞元四年（788），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荐宋氏五姐妹。德宗将她们召入宫内，加试诗赋，并考问经史大义，深为赞叹。德宗能诗，每与侍臣作诗唱和，都要宋氏姊妹出席，德宗“高其风操，不以妾侍”，称呼她们为学士、先生。她们的父亲因此而授官，有俸料。
元和末年（约），若莘卒，赠河内郡君。若莘自贞元七年（79）以后，一直掌管着宫中记注、簿籍。她去世后，穆宗又令若昭接管，并拜若昭为尚宫。宋家五姐妹中，若昭最通晓人事，宪宗、穆宗、敬宗三帝都称她为先生，六宫嫔媛和诸王公主驸马也都以礼相待，十分尊重她。后被进封为梁国夫人。宝历初年（825），若昭卒。
若昭故世后，敬宗又令若宪代管宫籍。若宪排行第四，她不但善文章，唐方镇名，辖境屡有变迁，建中初年（780）辖地相当于今河北内丘、隆尧以南，巨鹿、丘县、肥乡以西，涉县、邯郸市以北，山西浊漳、丹河流域和沁水、阳城两县地。
且有论议奏对之能，因在敬宗后，又深受文宗的重视。太和中（约830），若宪遭诬陷，被赐死。
宋氏姐妹在新、旧《唐书》中皆有传，被列入后妃传中。不同的是，在《旧唐书·后妃传》中，称“女学士尚宫宋氏”，在《新唐书·后妃传》中，则附在《宣懿韦太后》后，称“尚宫宋若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