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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一触即发，而就在决战前夜，南京，已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当时正忙于上海防卫的蒋介石，却突然召集力行社滕杰等人进行密谈。
这次召见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2月南京的阴冷夜晚，28名军官奉命赶往远离市区的中山陵园。那里有一片平房，是蒋介石的又一处住所。或许，蒋介石是想借助中山陵的崇高与威严，以便完全接管力行社的权力？
在所有著名建筑中，中山陵罕见地以台阶为建筑主体，在拜谒的人群一步步迈进在山川、翠柏与台阶时，一种自己的渺小、对孙中山事业的仰视感就会产生。在历次失意、退居溪口镇之前，蒋介石都要来中山陵追思、交谈、漫步。他熟悉那种肃穆感。
场外没有设置岗哨卫兵，仅由戴笠一人负联络、警卫之责。没有议程，也不拘形式。蒋介石坐在靠西北面墙壁的一端，上悬总理遗像遗嘱，前置写字台。邓文仪坐在他右侧，面前置长方形茶几做记录。
这种外松内驰的氛围，影响了黄埔学生。他们无声地挺直了身板，像是在开一个军事会议。但它实则是重组中国社会的会议。要求来这么多人，也因为蒋介石老练的权术手腕，他要杜绝办事的人成为寡头。
蒋介石早已伤心于黄埔学生中的党争、权力之争。据说，在杭州召见滕杰等三人时，他就集激将、留余地、先拒后予为一身，说了几句话：“你们组织不起来的。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闹意见……不过，也可以给你们试一试。”但，从他在如此危急的军务中仍然抽身与会，就可以断定，不是“试一试”这么简单。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军官们根据自己的期别、资历，先后发言，陈述他们对国家的忧虑与希望。第一个发言的是声望最高的贺衷寒。他挺身直立，满怀情感，慷慨陈辞，说到激动处眼含泪水，一下子抓住了蒋介石的心。此后，蒋介石一直屏声静听，没有发言。除非是口音极重的一两句话，在没能听清楚的情况下才要求复述。
贺衷寒整整讲了近一个小时，才敬礼、坐下。此后是胡宗南、桂永清等人。黄埔热腾的生活，训练出了军官的忠诚意志，也训练出了一个个军官的好口才。他们的讲话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而这时只有七个人发言。
蒋介石是个生活规律非常严谨的人，见到夜已经深了，他打算回到市区去。但是一席对话，让他感慨万千。他被感动了。他宣布：“……明晚此时此地，继续开会。明天时间还不够，那就后天，直到你们谈完为止。”
就是次日，在这一片苍茫的平房，一个被史学界认为是“有意义的插曲”出现了。
第二天晚上，一个黄埔二期学生发言后，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已经谈过想法、表达过忠诚的桂永清，突然又站了起来。他情绪激动、言语铿锵。他说，他要“为校长推荐一个对护党救国有‘具体计划’的杰出人才”；这个人是个文人，名叫刘健群，目前正担任他叔丈何应钦的机要秘书。
所有的人，包括蒋介石，都被他的突兀和大胆惊呆了。
刘健群，1902年生，贵州遵义人，老家住在新城石门坎。从他家屋侧的巷子进去就是陈公祠。父亲早年在本街开帽子铺。
在遵义，这是一个既不贫寒也不会太宽裕的人家。他早年的日子是平和的，但辛亥革命后，在兵匪统治下素来贫穷的贵州，“人民生活的困苦，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这一幅血泪图，我从小便感受最深，长大成人活到几十岁之后，思之犹有余悸！”
这形成了他关注社会、关怀民生的性情。17岁那年，作为县城弄巷的出色子弟，他考入了贵州省立法政学校。这一年，“五四”风潮席卷全国，也波及到贵州；刘健群因缘际会，以学生身份加入了初初成立的“少年贵州会”。
“少年贵州会”汇集了贵州最优秀、最具现代气息的青年，其领导人包括后来名重一时的何应钦，以及“现代宪兵之父”谷正伦等民国要人。不久后，出于何应钦的赏识，刘健群出任《少年贵州报》主笔。
高度的自信、澎湃的激情结合撰稿磨砺，使刘健群表现出了罕见的演讲天才。后来，他的一个朋友谈到，“刘谈吐风趣，以擅长雄辩、演说驰名……事后听人说，中国的演讲，第一数孙中山先生，其次是汪精卫、黄郛，第四就要算刘健群了”……
这副口才连同何应钦的发迹，使刘健群平步青云。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何应钦主持南昌行营，刘健群以机要秘书的身份，兼任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军衔少将。
他主要的工作，是负责“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少有大志、饱读经史”，是他的过去；文人气质很重、口才恣意汪洋，是他的形象。随着几次围剿的先后失利，他开始细心了解江西民众的心理，思考朱毛在江西的得势。
1930年春天，南京政权风雨飘摇，与此相反，在闽赣交界的大山，一群群目不识丁的青年纷纷加入朱毛的队伍。刘健群为此几近痛楚：是民众愚昧呢，还是“官逼民反”？
对苏区、江西社会略作了解后，刘健群很快发现，朱毛以区区几千华里贫瘠之地，养兵数万，征敛自然也重；就正赋而言，甚至重于政府。但一是注重剥夺富户，二是宣传得力，再是负担平均，四是并无杂税苛捐。显而易见，朱毛财政的特点是取法公平、令行禁止。对山民而言，负担虽然也重，但“仅纳正赋”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朱毛。
与此相反，在国民党辖区，地方征敛花样百出，各级衙门雁过拔毛，被称为“见物即税、无人不捐”。在九十余种附加税之外，以宜丰县为例，一年之内仅道路捐就缴纳三次，分别为“省道捐”、“石子捐”和“桥头堡捐”；以临川县为例，甚至小学校长也能自立名目，开征“布捐”……
有一次，在和他的朋友宣介溪交谈时，宣介溪一脸苦笑地告诉他，在和许多普通百姓交往时，“根本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
刘健群为此激愤不已。这一年他的日记记载：“我们的党现在似乎对于群众的愿望变得毫无兴趣，党不仅变得远离群众，而且在许多地方，国民党简直被群众所痛恨”；“剿匪屡屡失败，地方整理遥遥无期……我们必须承认，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毫无建树，源于党的失败”！……
及至宁粤分裂、七省大水，刘健群的语气更加苦涩、低沉：“这决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我们只要好好想一想党曾经分裂过多少次，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不能扑灭赤祸……党的混乱、党的软弱无能、党的颓废，已经到了非根本整治不可的地步！”
那么，国民党何以沦落到这个地步呢？还有没有办法挽救党，乃至使国民党再次焕发生机呢？
刘健群的思考，由此渐入深沉。
刘健群认为，朱毛财政的取法公平、“令行禁止”，源于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那些青年抛家舍业、朝不保夕，自然不会有什么私人财产观念，也就不会贪污腐化。这么一来，不仅杜绝了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征敛也不会引发民间的怨恨。
在刘健群看来，吏治的万恶之源，正在于私人财产观念。那么，对执政的、有家有业的国民党员来说，又该怎么根绝他们的贪欲呢？
刘健群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宣传和教化所能解决的，而是“方法不好，制度不完善，内容不充实”。他为此谈到，要铲除腐败，一方面，党员之间不应贫富悬殊，以至引发同僚的失衡，进而导致腐化；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工作、灾病，“都应该永远有保障”。在刘健群看来，这么一来，腐败也就根绝了。
正因此，举凡遗产、田租、股权收入、高薪，都是腐败之源，“新成员应把超过团体规定的财产全部交给团体”；与此同时，刘健群的目光也投向了成员的日常生活。他说，无论灾病、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还是自身的养老，“所有必要开支……都将由团体支付”；他表示，“以这种方式，团体成员‘绝不会发财、也不会挨饿’”。他并且认为，这么做，“能保证精英们合格的革命献身精神，并防止旧国民党最严重的症状，即腐败”……
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想起“公社”、类乌托邦的实践。五四前后，公社理想曾席卷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以工读互助团为象征，在北京、上海等地，一度出现了几十个公社。但没有一个公社能维持一年以上。
又何止于此？刘健群认为，私有财产观念与家庭、与几千年的中国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为此，国民党应以青年为主体，杜绝一切老朽的、陈腐的、没落的分子；作为崭新的中国要素，海外华侨不受旧观念旧礼教的束缚，“应占党员……一半以上”；在他们的感召下，在国民党内部，“与同志的关系高于一切，几倍于弟兄亲属之爱”……
凡此种种，更让人想到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脉络。以谭嗣同为例，他不是认为五伦中唯“朋友”为真么？以孙中山为例，他不是认为只有海外华侨，才是新中国的希望么？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例，他们不是曾赞助过工读互助团，试图以公社的、“无私产”的乃至无家庭的实验，缔造一个崭新的中国、崭新的世界么？……所有这一切，在1931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年仅29岁的青年文人的思想资源。他并试图杂糅这一切，将之引入政党学领域。
1931年秋天，也是以这些思考为出发，刘健群在南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仅有六名成员的团体。这个团体有一个朴素而清新的名字，“布衣团”。几十年后，面对易劳逸教授，已年近古稀的刘健群谈到，“布衣团最主要的特色……是限制成员的个人财产”。
又何止是布衣团、公社式反腐？也是1931年，一本名为《法西斯蒂真相》的小册子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了，它很快进入了刘健群的视野。是这本小册子，连同刘健群澎湃而狂乱、清新却荒诞的思考，不仅左右了布衣团的未来命运，它也伏笔着千里之外的力行社，此后几年不可承受的悲欢与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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