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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日军在吴淞遭受重创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根据日本天皇批准的敕令，日军参谋总长载仁急令陆军第九师团，由师团长植田谦吉率部火速增援上海。2月13日午后，第九师团主力到达上海港。
16日，该师团全体官兵于吴淞登陆完毕。由此，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接替了野村的统帅职务。此时，日本侵略军海陆空兵力已达3万余人，野炮六、七十门，飞机60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
植田首先于13日深夜发表声明，宣称：“如有妨害本师团执行任务者，必将采取果断措施，决不踌躇。”
第9师团，浩浩荡荡渡海而来，大队船队中许多船只因为是临时征调的商船，航速不一，所以船队速度并不快。
这一天，上海细雨蒙蒙，但这浇不灭前来欢迎的日本侨民的疯狂，上海从来没来过如此规模庞大的日本军队，除了少数妇女儿童回国避难之外，日本侨民中的男人们基本上都留在了上海，全力为日本军队服务。
大军一到，日本人的谈判人员纷纷如田代皖一郎那般都翻了脸，甚至对于当初他们请求调停的英国领事莱特，态度也是大变，一副傲慢不屑的神态。
以前跟你谈那是在拖时间现在，我们的援兵到了，还有什么客气可言。
于是，在18日上午9点，田代皖一郎向中国方面提出了极度苛刻的条件，之后仅仅12个小时，日本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就向19路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军队必须按照日本的要求，在20号清晨7点以前开始撤退，否则，日本军队将“自由行动”。
通牒是这样写的：“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应在2月20日午后5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了：在黄浦江西岸地区，从连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淞镇以北撤退;在黄浦江东岸地区，从连接烂泥渡及张家楼镇线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离各租界边界线20公里地区(包括狮子林炮台)以外。同时，撤除在以上地区内的炮台等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得再设置。……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又是一个“自由行动”。
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前，日本人同样提出四项条件作为最后通牒，宣称如果中国人不接受他们就要采取“自由行动”，中国人忍辱答应了，可答应的结果日本人还是发起了“自由行动”。
现在，同样的一幕再次发生了。
看到这份“最后通牒”，19路军总指挥部内，顿时上下群情激愤。
正在召开军事会议的蒋光鼐，愤怒地一拍桌子，大声说：“自由行动，又是自由行动，这小鬼子看来还没被打痛啊，还是王俊校长说得对！我国家与民族此后之生存进展，惟有以铁与血足以维护之！”
“对，总指挥说得好，既然日军还要自由行动，那我们的回答只有一个，就是用大炮和子弹说话打他个狗娘养的。”黄强也一拍桌子恨恨地说道。
除了蒋光鼐和参谋长黄强，作战参谋范汉杰，以及军长蔡廷锴外，十九路军六十师师长沈光汉、副师长李盛宗、119旅旅长刘占雄、120旅旅长邓志才、六十一师师长张炎、参谋长赵锦雯、第121旅旅长张厉、78师师长区寿年、副师长谭启秀、参谋长李扩、第155旅旅长黄固、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等人，也都纷纷附和
而在16日，张治中已经带着包括宋希濂261旅在内的第五军赶到了上海，87、88两个师主力已经赶到真如附近，王庚率领的税警总队的两个团也已经赶来，正在由87师参谋长徐培根负责指挥协调编成独立旅
宋希濂涨红着脸大声道：“对，就打他小日本，日本人的气我早受够了，五卅惨案、济南惨案，小日本随意杀我同袍的帐还没算，九、一八又侵占东北，这次竟然又要在上海欺负我们，不狠狠地揍他一顿，他明天就会侵占华北，后天就会占领南京。”
张治中虽然也很气愤，可是他毕竟身份不同蒋光鼎是地方部队将领，他怎么讲，蒋介石并不会在意，宋希濂在军中是激进的主战派，他也敢领着87师黄埔毕业的军官们，去何应钦家里闹，可宋希濂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对于他的这些过激言行，蒋介石也会原谅，至多把宋希濂叫道官邸骂一顿也就了事。
可他张治中不行，虽然他也坚决主张必须在上海狠狠教训日军，可是他是知道蒋介石内心深处的想法的，许多话他不好开口，他带来的87、88师的高级将领们，不要说这里面还有委员长的外甥88师师长俞济时，就是其它人也都是委员长信得过的人，这个屋子里的人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传到委员长的耳中。
慎独二字，张治中是始终铭记于心的。
张治中没说话，其它第五军的将领如参谋长祝绍周、87师副师长王敬久、259旅旅长孙元良、独立旅旅长伍诚仁、88师师长俞济时、88师副师长李延年、参谋长宣铁吾、262旅旅长杨步飞、264旅旅长钱能体、独立旅(原税警总团)旅长孙立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等人，虽然许多人有的激愤、有的跃跃欲试、有的摩拳擦掌，可也都没有作声。
这其中，孙立人的表情则有些奇怪，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这也难怪，本来这次改编，独立旅的旅长想当然的应该是原税警总团张王赓，可是前些时日，徐志摩葬礼的时候，王赓夜里喝多了，出行的时候遇到了车祸，所以在税警总团改编成第五军87师独立旅时，宋子文只好竟然临阵换将，命令税警第四团团长孙立人接任独立旅旅长。
孙立人明白，王庚这位美国西点军校第十二名的高材生，甚至在美国军中已经崭露头角的艾森豪威尔的成绩也排在他的后面，但是王赓虽然资历较高，可他从来没有步兵指挥经验，尤其是基层部队的指挥经历，临阵容易误事，还不如他孙立人呢，只是临阵换将，孙立人心里还是有些惴惴不安的。
王庚这人较重感情，被著名文学家、诗人、剧作家、翻译家徐志摩夺去妻子陆小曼后，时任孙传芳五省联军总部参谋长的王庚，并没有把刺刀或子弹送给徐志摩，而是在平静地和陆小曼办完离婚手续后，当面送给了徐志摩一句让人心颤的话：
“我们大家都是知识份子，我纵和小曼离了婚内心并没有什麼成见；可是你此后对她务必始终如一，如果你三心两意给我知道，我定会以激烈手段相对。”
据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时还发了一份请柬给王庚，王庚虽然没参加徐陆婚礼，但却准备了一份厚礼祝贺他们白头偕老。
这段极富色彩的感情纠葛，当时不仅闹得沸沸扬扬，而且还被人当成一段佳话。
但是如此重感情的人是不适合带兵作战的，而孙立人虽然是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且资历较轻，也没有实战经验，可孙立人回国后，即任中央党务学校军训队长，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上校副总队长时，指挥的也都是军中精锐，特别是，税警总团的军事训练都是他一手主抓，比较了解部队。
虽然宋子文对于临阵换将感觉有些不妥，可他还需要一个人替他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坎宁安将军保持联系沟通，拄着拐杖的王赓刚好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当初王赓的车祸，正是范杰下的手，范杰之所以要让王赓出车祸，就是想替换掉他，让孙立人接替王庚，倒并不是因为看中这位号称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日后的赫赫战功，而主要是因为王庚自己的原因。
在范杰前世的记忆中，他记得，在原来的历史中，上海抗战期间，也就是二月底，王庚化妆只身进租界，去找驻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坎宁安将军，而王赓进了租界才发现，美国总领事馆已迁址，在发现被日本便衣人员跟踪后，急忙走进一家英国人开的酒店，在那里被日本便衣特务绑架，在英美领事强烈抗议下，三天后才被日军放回，只不过，王庚当时很不小心地把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上海的布防图带在了身上，被日军搜出，从而泄露了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布署，结果日军利用该情报在浏河成功登陆。
虽然王庚称他是奉了宋子文的指示去租界找坎宁安，可蒋光鼎和蔡廷锴还是认为，是王赓向日本人出卖了军事情报，将他押往南京交军事法庭审判。
其实，王庚应该确实是奉宋子文的命令去租界的，这从王庚被军事法庭无罪释放，以及释放后又被宋子文召回税警总团就可以得到印证，只是后来黄杰担任税警总团长后，因为这段经历，才逼其去职。
范杰可不想再有军事地图被日军截获的事件发生，而且范杰也不想就此毁掉王庚这位很有才华的人的军事前程，因此，他才做出这等下作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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