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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九二章一二八·淞沪战（二十九）
张小六子在某一点上，还是听取了范杰的意见，他派遣了大量的小分队潜回东北，破坏东北地区的铁矿，煤矿等各类矿山。将矿山大量的主要巷道和采掘机器炸毁，使得日本人想要再行打通巷道和工作面，需要的时间已经不是一两个月就能解决的了的，尤其是破坏最彻底的辽宁鞍山铁矿，破坏计划早就在去年九月初就开始准备了，当初只是不敢确定日本人到底会不会真的发动侵略，占领东北。
九一八后，由于范杰一路西行，直抵营口，破坏了沿途的铁路桥梁，在加上兵力不足，致使日军一时无法西行，而为沿线的鞍山铁矿争取了时间。
虽然不知道张小六子破坏鞍山铁矿的计划是派谁执行的，但是范杰也不得不说破坏的真彻底啊，所有的巷道全部被炸坏，大量的熟练工人被接往关内，大量的采矿机器被炸毁，日本人想要将鞍山铁矿恢复到原先的水平，至少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这还是没有人干扰的情况下，可是张学良真的会什么都不做嘛。
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要是得不到了，别人也别想得到。不得不说张学良这种光棍气质，还真有点张作霖的遗传风采。
当初蒋介石被迫下野，交出政权，回到溪口老家修养，这么大的权力被交了出去，粤系很快就一次四分五裂。胡汉民想占据西南遥控南京，和一心想当南京政府老大的孙科闹起了矛盾。
而汪精卫在上海选出了十名汪记中央委员，这明显是汪精卫在私自发展势力，准备在选举政治领袖时发力，这自然又遭到胡汉民的指责。
仅仅一个月，广东派就连貌合神离都做不到了，互相骂街的事情也多了起来。
国民党内三大常委，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当中最强的，当然还是蒋介石，他牢牢掌握着全国最大的军事集团，又有党内部分元老支持，多数省份首脑的支持，次之的，就是胡汉民了，他在党内的声望自然不用说了，当初他被蒋介石在汤山软禁，导致宁粤对峙长达半年之久，最后老蒋甚至被迫下野，而且他在两广也有军队的支持，属于是实力派。而实力最差的，就是汪精卫了，以前支持他的军队，张发奎也好，冯玉祥、唐生智也好，都先后被蒋介石打成了光杆司令，他自己也就只能靠着一群中央委员为他摇旗呐喊。
三大常委，谁都没能力单独控制大局，要破局，必然要两人联合才能赢得党内大多数的支持。
而最急于找出路，出价最低也最容易妥协的，就是汪精卫，因为他本钱最小的，这一切，蒋介石看得也是明明白白。还在蒋介石下野前，甚至宁粤谈判之时，双方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合作的试探。
当初胡汉民未被蒋介石释放时，粤系内部尚能团结，可是胡汉民被释放后，胡汪早年的一些积怨成了横在两人中间的障碍，而需求更迫切的蒋介石和汪精卫走在了一起
不过，汪精卫和蒋介石敌对了这么些年，这边骂对方是独夫民贼，那边把对方开除出党然两边就要合作，总不能啥都没说法，闷声不响就复合了。那之前的互相指责不就成了笑话了吗？重新合作，总得要找出共同点来，让大家相信，两个仇人把酒言欢，不是为了权力分配达成妥协，而是为国为民。
正好，外交部长陈友仁认为应该对日绝交，蒋介石先出头把陈友仁大骂一顿，指责陈友仁，“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析”。
汪精卫马上迅速跟上称：“我必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就是所谓的主战派，试问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
不过，汪精卫讲话的关键，还在后面这句话：我看了蒋先生辞职后的一篇告国人的文字，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认为蒋先生与我同心，余愿与蒋先生精诚合作，共赴国难，挽大厦于将倾。
就这样，把对日绝交政策骂成是“国必析”的危机，那么下野的蒋介石重新出山，就不是争夺权力，而变成力挽狂澜了。而汪精卫也可以自然而然的以阻止对日绝交政策，同心抒国难为理由，完成由蒋介石的仇敌到合作伙伴的华丽转身。
1月17日，两个从北伐开始就相互对抗，互相视为仇敌的超级大佬在杭州相会。谈笑间，在风景旖旎的杭州西子湖畔，国民党的一场权力重组就此敲定。接下去的一切自然都是走过场而已。
可惜刚回了南京准备准备大干一场的蒋汪二人没想到的是，在上海，日本人已经对于战事到了最后的引发阶段，先是日本僧人死亡，接着日本人又烧了三友实业社，1月21日，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又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
而在这个国内政权最动荡的时刻，孙科自己怂了了。
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的同一天，外交部长陈友仁弃职而去，并发表声明痛骂蒋介石。
勉强能帮孙科撑起门面的外交部长辞职，财政又无法维持，外交政策又被蒋汪联手否决，行政院长孙科的日子也到了头，上海事件更是弄得他焦头烂额，此时他也只能黯然下台。
当然该做的门面蒋介石自然是懂得的，孙科辞职当天下午，南京中常会讨论孙科辞职案时决议：“去电孙科同志取消辞意，即日回京。”
并且推举出张静江、张继、居正三人前往上海催促孙科返回南京，随后又加派何应钦、吴铁城赴沪挽留，但孙科辞意坚决，拒绝见客。
此时谁都清楚，双方的行为不过都是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罢了。孙科事实上已经走投无路，再也干不下去了。
据蒋作宾观察，孙科辞职的直接原因为：“汪精卫实有意取得政权，孙窥其意，故愤而辞职。”
对此蒋评论道：“国难当头，各怀异志，前途至可悲也。”
蒋作宾的观察并非毫无根据。当蒋、汪入京之初，蒋介石曾表示“政治由孙科主之，党务由汪兆铭主之，而己愿不受任何职务，以尽力相助，三人共同负其责，勉挽危局。然汪氏之意以为仅管党务，心中尚不足也。”
26日，蒋介石告诉汪精卫：“孙科无复函，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同时，蒋介石还致电宋子文表示：“财政无人主持，请兄即夜入京相商。”
此时在上海，日本人却没停下脚步。就在蒋介石准备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回南京时，燃烧的导火索终于烧到了上衡只火药桶的边缘。
虽然还不知道日本政府已经拟定了对华的新方针，但是看到这份照会，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官员们都意识到，日本人这回，包括政府，那是真想闹事了。
而上海市政府还发现，从25日开始，居住在虹口、闸北一带的的日本侨民大批迁移往法租界，一些日本侨民还在陆战队司令部领取枪支弹药，日本陆战队在租界街头设置铁丝网，堆放沙袋。
所有的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做好了中日开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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