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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共，范杰不禁向酆悌问起了江西剿共的形势。
酆悌想了一会后，和范杰说道：“现在南方的战事已经基本停了下来，早在九月上旬的时候，广州方面利用我军深陷江西之机，向湖南衡阳进兵，对我军侧翼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校长思量再三，决定暂时收缩防线，不想和我们捉迷藏捉了两个月的红军这时却冒了出来，趁我军退却之际发动了攻击，第47师和第54师损失过重，第60师、第61师、还有第52师各损失一个团的兵力，其他各路军都已经撤至吉安、永丰、宜黄、南城、南丰、广昌、宁都、赣州等地，稳固防守。”
“师兄，最后双方具体伤亡情况如何？”范杰关心的问道。
“我军伤亡3万人左右，不过大多数也是些杂牌军，老式的汉阳造倒是损失了不少。红军方面损失也不小啊，人数也在数万人左右，据探子回报，红3军军长黄公略、红4军师长曾士莪、红3军团师长邹平阵亡。”
国军在苏区来回奔波已达两月，除了有3个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外，其余各部也受尽了苏区人民群众、地方武装坚壁清野和不断袭扰的困苦，士气急剧下降。这也是蒋总司令退守的原因之一。
“恩，我知道了。”范杰点点头，不知道在思量什么，半天后，范杰才问道：“师兄，那与粤方战事情势如何了？”
酆悌喝了口水，说道：“在9月初的时候，粤方就开始出兵北上，不过对江西采取守势，而对湖南采取攻势。我军现在由顾祝同率警卫军军固守在衡阳，何键的湘军集中于长沙附近，保卫长沙。9月18日桂军进抵至衡阳城下。由于顾祝同部严兵固守衡阳，桂军集结城外也没有发动强烈攻势。因而在衡阳以南地区形成对峙状态。原本一触即发的紧张事态，尤其东北事变法发生后，双方一直没有交火，都有保持克制的意思。”
范杰点了点头，在地图上找出衡阳的位置，用铅笔画了一个圈，然后对酆悌说道：“现在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那粤方肯定更不愿意打了，张学良这几天的公告一出，现在的政治形势，是粤方占上风啊！”
酆悌将整理出来的关于宁粤双方谈判的一些情报递给范杰，范杰拿到手上后仔细看了起来。
现在中国政坛都以宁粤和谈，共御外辱为主题。
在9月19日，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抵北平时，在北平的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立即联名以“特急”的名义致电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请求他们在此国难之时接受调停。
在20日，谭院长代表南京国民党中央致电粤方表示：“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在面对迫在眉睫的外侮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对外的呼声下，粤方汪精卫等人不得不暂停军事行动，公开通电表示赞同和平统一，但同时提出和平统一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一)蒋J石下野；(二)取消广东国民政府；(三)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
其中，蒋J石是否下野仍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而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在得知粤方的态度后，立即复电粤方表示：“公等致蒋谭电钦佩万分，北方袍泽一致照此进行，必期达到目的而后止。”
21日，孙科在广州非常会议纪念周上作题为《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的演讲，更是警告南京道：“蒋如下野即可和平解决，不一定要出兵。但蒋下野如是骗人的假话，两广军队仍可随时开动应付。这便是国民政府对于和平的表示。”
同日下午，蒋J石自南昌返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会议决定：军事方面营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蒋J石表示：“如粤方必欲以渠下野为条件者，渠亦甚愿承受，如愿共同合作而充实政府者，渠亦均可照办。”
同时，针对粤方提出的三个条件，蒋J石同陈铭枢等人当面制订解决粤局的三项原则如下：一，如果粤方能负全责，那么南京这边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只要在粤同志能够整体的迁来南京，改组政府，那么蒋J石可以即刻下野。
二，如果粤方不能负全责，那么这一切应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三，如要各方合作，蒋J石也表示欢迎，但要求必须来上海面谈。
从现在这些情报分析，范杰可以看出校长蒋J石已做好下野的最坏准备了，就看9月28日，蔡元培、张继、陈铭枢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等人在香港的先期谈判能够谈出什么来了。
依照范杰的记忆来看，蒋总司令的下野实际上已成定局，但是仅仅在数月之后，一二八淞沪会战之后，汪精卫孙科等人，自感无力支撑大局，只好再次邀请蒋总司令出山主持一切。而他自己只要紧紧的站在蒋总司令这一边，相信能获得更大的好处的。
“师兄，是否已抽调部队到沿海布防？”范杰想了一会问道。
“恩，不管是我们还是粤方，都担心日本人声东击西，现在都已经从前线抽调了数支部队增援沿海各省，防止日本人搞突然袭击。河南江苏的数只主力部队已经北上布防，只是张副总司令，不允许我军进入平津地区，不然此时已可在东北发动反击了。”
“我们的这位张少帅啊，刚愎自用，天下无出其右。”范杰讽刺的说道。
“好了不说这些了，今晚上的聚餐会，你去吗？”酆悌问道。
范杰默默的点了点头，半天后，说道：“国家已在艰难之时，校长也面临下野，我等黄埔子弟更应在此时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到了晚上六点多的时候，酆悌，范杰二人步行前往位于黄浦路的蜀陕饭店，到了那里范杰才发现与会的人数越来越来，较之第二次的二十人出头，参加第三次聚餐会，人数已到四十余人，包括胡宗南，贺衷寒，邓文仪，酆悌，滕杰，陈启坤，郑介民，康泽，戴笠，范汉杰，黄杰，关麟征，宋希濂，潘佑强，曾扩情，肖赞育，汤恩伯，王敬久，杜聿明，李延年，李默庵，桂永清，任觉五，叶维，邱开基，杜心如，葛武綮，周复，娄绍恺，李秉中，蔡劲军，张本清，梁干乔，范杰等人。
之所以这一次来的人数多达上次一倍有余，甚至连上一次退出的张本清都来了，是因为东北事变震醒了原本重视军令限制、或认为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人们，群情愤激达于极点。
其实又何止于此？这一天，在聚餐会上，滕杰神情肃然。
他回顾了日本的数十年野心，从明治天皇的《御笔信》、“大陆政策”到原敬内阁的《对满蒙的政策案》，以及不久前爆发的万宝山事件。他又历数着南京政权四年以来，文嘻武废、贪污横行、分崩离析的事实，渐渐为之动容，眼中泪花点点。
这一天，在聚餐会上，曾扩情动情地谈到，“只可惜我满洲千万百姓！从南向北看，可怜无数山哪”。
这一天，胡宗南慷慨地表示，“除依照滕杰兄的意思，和举国文武青年一同发愤图强外，我们别无出路”……
在无数人激昂陈辞之后，贺衷寒徐徐起身，开始宣读他的组织计划。
这一天，依照贺衷寒的意见，该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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