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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范杰他们到达沈阳城的时候，有关与他们到达的情报通过快速的聚到传递到了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那里。
现在日本人对沈阳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特别的关心，范杰和谭伯羽的到来自然也是瞒不住的。
消息转了好几圈之后，到了沈阳关东军宪兵司令部，驻沈阳特务机关副机关长花谷正的手里。因为土肥原贤二现在并不在沈阳，所以一切事务由副机关长花谷正处理。
有关范杰和谭伯羽的详细资料很快就传到了花谷正的手里，对于谭伯羽的来头之大，在这个关键时刻，花谷正还是要顾忌几分的，倒是范杰，资料本就不多，花谷正读了一遍，就把范杰当成了谭伯羽的保镖，资料也放在了一旁。
花谷正仔细研究了一下手中谭伯羽的资料，最后他认定谭伯羽是那种技术性的人才，对于关东军即将在东北采取的行动，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是，没过了多久，他就接到了关东军参谋处作战科科长石原莞尔的电话。
“花谷君，我这里有个事情，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家的大公子到了沈阳，我怀疑他是不是带着某些秘密使命来到沈阳，毕竟现在关东军要在东北采取行动的消息，已经引起了天皇和内阁的注意，国民政府和张学良相信都已经得到了消息，而现在张学良已经开始将沈阳兵工厂往北平搬迁。”
“石原君，”花谷正打断石原莞尔，说道：“你太过担忧了，张学良的这些行动，正好说明了他对于正面面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信心，而且就算他打算全面抵抗又如何，东北军的实力和关东军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果不是担心英美鬼畜的插手，我们大日本帝国早就占领了全东北。”
放下电话，花谷正不屑的嗤了一声，他根本看不起石原莞尔。
而石原莞尔也不过是秉持着一贯的小心的问了那么一句，他也并没有将谭伯羽放在眼里，更何况是作为保镖存在的范杰呢，很快他就受到了教训。
对于花谷正的态度，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早就已经习惯了。在1928年，经关东军参谋、曾策划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介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军衔中佐。对于年近四旬的石原来说，这是一个多少令人恻隐的调任：由于生性张狂、傲慢，他得罪了许多人，作为陆大最优秀的毕业生、前三名的“军刀组”成员，他在东京屡受排挤、屡次被放逐。比起他的密友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他的仕途要远为坎坷。
可惜土肥原贤二现在不在沈阳，毕竟在天津和范杰有过一次接触的他，会更加的小心。
石原莞尔和土肥原贤二都是日本军方秘密组织“一夕会”的成员。它的成员大概没有超过50人，但已经够了：永田铁山、建川美次为它提供了与高级军官的密切联系，板垣征四郎为它赢得了数以千计的基层官兵，土肥原贤二有着对满洲的深刻理解，以及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特务，河本大作则通过自己当时任职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使它与满洲的二十余万日侨休戚相关……
至于为它提供侵略理论、勾勒未来蓝图的，正是这个野心勃勃、狂妄不堪、目光远大、自奉为“日莲宗”信徒的军人与思想家，时年四十岁的陆军中佐石原莞尔。
石原不仅是“一夕会”的战略家，也是使它深深扎根于满洲土地的组织家。几年的艰厄，不仅使他目光远大，而且作风细致。
组成“一夕会”后，他依旧不满意于这个组织。在他看来，这个团体人数太少，和满洲社会、特别是中国人的隔绝也太严重，它几乎只能算是旅华军官的一个俱乐部。而他要求的组织，则是一个能完全控制满洲的政党，一个未来日占满洲政府的雏形。
在他的提议和努力下，1929年秋天，以浪人组织“满洲青年联盟”为骨干，一个叫“大雄峰会”的群众组织诞生了。
与石原莞尔的构想一样，“大雄峰会”完全处在“一夕会”、“满洲青年联盟”的控制之下，它各地分会、各种外围组织的头目，均由“一夕会”指定人员担任。它的成员，不仅包括关东军官兵、满洲日侨，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满洲居民、“汉奸”。地方土豪、流氓无赖、官僚胥吏乃至失意军阀，一时都趋之若鹜。
经过惨淡经营，1931年夏天，“大雄峰会”已拥有成员数千名，未来日占满洲的政党雏形成型了，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
“万宝山事件”爆发前后，为进行舆论造势，一批由石原、河本亲自撰写的小册子，在本土军营、基地被悄悄散发着；与此同时，以偷袭为手段、迅速占领奉天，制造中日开战事实并经营日占满洲的绝密计划，也被制定出来了。
此时范杰正跟着谭伯羽住进了东北军安排的招待所，这里离沈阳兵工厂很近。收拾好东西，留下谭伯羽应付沈阳的那批官员，范杰悄悄的溜了出去，与提前一步到的小柳和老汪接了了头。
在离沈阳兵工厂不远地方的一个隐秘住所，范杰从老汪这里听到了沈阳最近的一些动态的情报汇总。
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宣布，中村震太郎在6月27日在洮索苏鄂公爷府被杀。日外务省令沈阳总领事向辽宁主席臧式毅严重抗议。
于是，中村事件的影响开始发酵。
国民政府外交部迅速致电东北当局，问询中村事件的真相。但东北军极力否认，因此外交部王正廷声明否认中村被害事件
但是外交部的声明根本没有作用，进入九月份以来，关东军已经两次在沈阳北大营附近进行演习，每一次都越过了警戒线，但是却有很谨慎的退了回去。
关东军的这种做法很是迷惑了张学良的眼界，范杰提醒的作用正在失去效果。
就在范杰启程来北平的前两天，张学良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而就在范杰到达沈阳的当天，沈阳日军守备队再次越境演习，而此时沈阳城内的高官显贵已没有多少人当成一回事了。
范杰白天跟着谭伯羽在沈阳兵工厂里面检查巡视，并暗暗记住走过的地形，弹药囤积的地方，以及适合安放炸弹的地方，晚上回去以后，默默的画成地图记了下来。
范杰和鲍尔一直在联系着，随着九月份日本三番五次的在沈阳进行军事演习，侵占东北的野心早就在一些人的眼里暴露无疑，而上海滩更是各种情报的集散地。
鲍尔便是利用这一点将日本打算与九月下旬，在沈阳发起战争，夺取东北的消息，以极为谨慎的手法传了出去。于是消息也慢慢的在上海租界高层人士传开，鲍尔则反过来以已通过国民政府高层确认的名义，多次与德国领事，美国领事，商讨事情将会发生的可能性。
情报本身其实都是真真假假的，变幻莫测的，怎样确保情报的真实性，这是几千年来情报系统的共同命题。然而就是这种情报给日本政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9月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正式召集日本驻华大使，严词询问日本政府是否就中村事件对中国有出兵计划。
消息迅速在上海滩传开，一时之间上海滩上空的电报通讯激增，各国大使不敢怠慢，迅速将消息传回各自国内，同时大量派遣人员到达沈阳，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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