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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谭伯羽到北平兵工厂就任以后，范杰很快就了解到了关于兵工厂搬迁的进展情况。
从谭伯羽那里拿来的报告，范杰经过仔细分析后发现，依照现在的进度，在沈阳还是会留下足够多的机器设备，虽然是相对老旧一些的设备，但数量却是足够多的，一来是可能时间不足，二来打开在张学良心里还是存了侥幸之心吧。
范杰分析各处听来的消息，发现东北军在辽吉两省提高了警惕，但是很多命令并没有落到实处，下面有不少的将领在阳奉阴违。
范杰并不知道这在无形也帮了他一个忙，在沈阳，石原莞二也注意到了张学良的特别动作，但是分析后发现，这对他们的行动并无过多的影响，所以他也没有将行动的时间提前，自从南京传开了关东军将于九月下旬采取行动的消息，石原莞二一直在紧张的关注着，九月二十八日，不过是个幌子罢了，真正的行动时间在九月十八日，在关东军内部也有许多将领并不清楚这件事情，只有掌握少数核心机密的人才了解这一情况，现在看来一切都还在控制当中。
而范杰也对张学良的这些动作也有些不明白，他不知道张学良打算怎么应对东北的局势，表面上看起来并不积极，难不成在私底下有别的运作？
好在这些天也不是没有好消息，腾杰就从南京来信了。
自从范杰介绍他去找曾扩情，两人的会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曾扩情虽然很是犹豫，但并没有推诿过去，最终答应了腾杰，或许这也有范杰的原因在里面，同时范杰也在不停的通过信件劝说酆悌范汉杰两位兄长。
但无论如何，这些天在南京蜀陕饭店的某个房间里，如同被埋下的种子一般，到了合适的环境中，蓝衣社终于挣扎着发芽了。
在会面之后，两人商议决定由曾扩情出面邀约在南京任职的黄埔同学，以聚餐会的形式来增加发起人。
范杰因为人在北平，并没有参加，可大家还是将他当做了发起人之一，毕竟现在能够明确表明要参加的人没有几个，这时候，他们更多的却是患得患失的心情。
时间就在这几天里，在南京蜀陕饭店的某个房间里，由曾扩情出面邀请的第一次聚餐会正在进行着。而原计划邀约的一共有十余人，但最终到会的只有九人。
在滕杰、曾扩情之外，到会的有邓文仪、酆悌、周复、娄绍恺、李秉中、蔡劲军和张本清。范杰在北平，范汉杰在南昌，两人都有任务在身，无法脱身，但大家还是将他们兄弟二人加在了发起人名单里。
仔细的分析，你会发现，他们这些人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前四期，也大多是些校尉军官，除了时任蒋总司令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南京，他们还只是一群次要人物。
这九个人，不仅大多地位较低，并且性格各异、面貌纷纭。以邓文仪为例，他忠诚坦荡、但直言快语，人称“蔫辣椒”；以周复为例，他克己奉公、温文尔雅，被视为“一副甘草”……换而言之，这是一个相当难融合的人群。
但此时，此时南京政权变幻山雨欲来，“万宝山事件”余音未了，“中村事件”又开始爆发，日本态势咄咄逼人之际，国内的洪灾也在泛滥，江西的战事也不见转机，而南京政坛，“蒋总司令下野”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而与蒋总司令命运最为息息相关的黄埔系，同样也面临着空前危机。
所有这一切，使得此次聚餐会氛围特别热烈，发起团体的顺利程度，超乎了滕杰的想象。
这一天，在酒到酣处时，首先是由曾扩情说明了这次聚餐会的意义，然后由滕杰来报告他对时局的观感，并一一传阅他的计划，征求大家对计划的意见，最后结果竟然是一致赞成。这一次聚餐会，使仿佛久远的、恍若昨日黄花的黄埔气息，在南京重新复活了。当天，在聚餐会将近结束的时候，由滕杰提出在几天后，以今天参会的每个人再邀约一人的秘密做法，再次举行聚餐会。
而在两次聚餐会期间，或积极邀约人事，或被邀约，乃至孤立地在南京活动的，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名字。
比如潘佑强，现在他担任黄埔同学会秘书，是曾扩情的主要助手。还有郑介民，他是黄埔二期。当然也少不了黄埔六期的戴笠。
也是在两次聚餐会期间，在滕杰的临时寓所，邓文仪带来了一个湖南口音很重、但神采飞扬的人。这个人，几位发起人都认识他，并且对他分外亲热。滕杰与曾扩情更是为之大喜。这个人就是黄埔学生领袖、孙文主义学会的创始人贺衷寒。
但游说贺衷寒的过程并不顺利，贺衷寒表现得颇为本分、谨慎，他并不赞成实行这样的组织计划，理由是蒋校长一向不赞成黄埔学生搞小组织，并且也全他们放弃这样的计划，后来贺衷寒并没有参加第二次聚餐会。
不仅如此，他的这一老道精神的政客表态还是波及了第一次聚餐会的参与者，时任旅长的张本清。几天后，在作出不参与、不告发的许诺后，张本清也消失在这种种秘密活动之中了。
这对尤其意气风发的他们来说是一个打击，但好在几天后，邓文仪又带来了一个浙江籍黄埔学生，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胡宗南。而胡宗南也异常热心和痛快，他笑声朗朗，仅仅是三言两语就表明了自己的赞同态度。
正是曾扩情的邀约、胡宗南的影响，以及邓文仪身为“天子近臣”的地位，凡此种种，感染、号召了众多的黄埔学生。黄埔系的大门，向滕杰打开了，越来越多的黄埔学生挣脱了那个官僚南京、颟顸南京，投身这个筹备中的密谋组织。从广州到南京的延绵血脉，渐渐勾勒而为一个秘密组织的雏形了。
随着胡宗南、郑介民等人的参与，第二次聚餐会的人数，超过了原定十八人，达到二十余人。
而在这次聚餐会上，曾扩情略显愤懑，也极为酸楚地说到：“我们只要想一想早些年的日子，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国民革命的前途黯淡，我们大家都随时要上战场，随时可能会送命。那时要我们命的，到了今天竟然成了我们的长官、做我们的老爷的那些人。身为军人，我以和他们共事为耻！……”
这番话语，回顾了那个热血的黄埔时期，它极大地打动了这些青年的心。而接下去的鼓动，不仅有激情、有青年意气，而且还多了许多的派系痕迹以及权力色彩：
“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对校长的人，不仅在广州，也在南京。校长现在难啊……一旦校长下野，试问除我黄埔学生，又有谁可以济时解难、挽时局于困蹇？试问，一旦校长下野，难道我们能听命汪精卫、孙科、冯玉祥？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倘若我们不行动起来，国家要亡，我们这些人，也要被后人永世耻笑！……”
听者无不悚然动容。是啊，在满洲危机、派系倾轧、腐败蔓延之外，还有“校长”的危机，黄埔一系的危机。
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内**阀权贵、外争大国地位呢！
也是在这次聚会上，滕杰再次提出，“以一人再邀一人之方式”，准备在九月下旬举行第三次聚餐会。
而今天是1931年九月八日，距九一八事变发生还有10天。
在北平的谭伯羽，借口需到沈阳兵工厂查看设备搬迁情况，让张学良下了一份请沈阳兵工厂予以配合的命令。毕竟谭伯羽是行政院长家的大公子，而且这一回所为又是公事，张学良自然乐的给这份面子。
于是同样在九月八日这天，范杰随着谭伯羽一起坐火车北上去沈阳。
路过山海关和锦州时候，范杰各留了2个人下来，他们留下来，一是为了将来接应范杰从沈阳回来，而也是负责搜集山海关与锦州各处的情报。
做事为虑胜，先虑败，范杰自认为是一个怕死的人，他为自己设计了几条退路，一是从海上坐轮船回上海，勒夫将会在近期将海河重工的远洋货轮洛杉矶号，开到沈阳来，到时范杰也可以坐轮船回上海和南京，毕竟美国的货轮相对还是安全一些，日本海军应该是没大胆到动美国货轮的程度吧？
二是从陆路回北平，到时战火蔓延，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在天津，山海关，锦州，盘锦，范杰都留了人，开始准备撤退路线，军火粮食以及各种物资需求。
第三天路就是最难的一条路了，一旦范杰在沈阳动作太大，被日本人特别的注意到，南下上海，或者西去北平的路都被堵死的艰难情况下，那么从西北绕道走内蒙，就成了最后的选择。这条路范杰，坐的后手不多，时间和人手都不够，但愿不会走到这条路上。范杰在心里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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