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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亮,我俩就起了炕,到江边去溜达。那时候吉林虽然处在战乱的年代,但是江边的早市很热闹。道两边卖炸果子、麻花、豆腐脑和豆浆的小贩,把摊摆得满满的,雾气腾腾中散着一阵阵香味。三哥说:“咱在这吃点果子喝点豆腐脑吧,大车店那味我一闻就恶心。”我俩找了一个果子摊,要了四个果子和两碗豆腐脑,边吃边和摊主唠了起来。
这摆摊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细高而消瘦,腰间扎着一块油渍麻花的围裙。
“大嫂,你这摊还行啊?”
她一边用长筷子拨弄油锅里的果子一边说:“行啥?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对付活吧。”
“这吃饭的人这么少,还不得赔啊!”
她叹了口气:“谁不说来地,这光人少还是小事,碰到伤兵那可倒大霉了。咱这地方日本人倒台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来了四拨军队:头一拨是蓝眼珠黄头的老毛子。吃完了不给钱。你一要叽里哇啦的也不知道说些啥,肩膀一耸达,两手一摊抬**就走。第二拨来的是穿灰军装的八路。这伙人态度倒好,吃完了给钱。可那钱咱这地方花不了,他们说这是‘边区票子’,在他们的地盘都能花。可他们这一走这钱上哪花去?我家现在还不少呢!第三拨是中央军,净些南蛮子。这些人还不错,吃完了都给钱。第四拨就是现在的保安部队。”说到这她四处瞅了瞅,见没有当兵的才说,“这伙人最不是东西,就和胡子差不多。尤其是哪些伤兵,吃完了嘴一抹说句挺好吃,抬**就走。你管他一要,好的骂句难听的,不好的抬手就打。头几天我家老头子摆摊时来了四个伤兵,往桌子边一坐要这要那,咱也不敢不搭理他们啊。吃完饭后,和他们一算帐。一个拄着大拐的伤兵抬胳膊就是一大拐,把俺家老头子脑袋打了个大口子,那血淌了满脸满身,现在还在家躺着呢!”
“这情况就没有人管吗?”
“谁管哪?这警察局刚成立不长时间,这些警察对我们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的可凶了,收税的时候晚交一会都不行。看到伤兵那是老鼠见了猫,溜溜的。哪还敢管这事呀!”
“大嫂,长此下去也够呛啊!”
“有啥法子啊,这一阵子还好一点了。不管咋地,俺们还能吃上饭。你看江边躺着那几个——”
我顺着她手指的地方一瞅,只见江边的大柳树下躺着几个破烂衣襟的人,有男的有女的。
“他们怎么地啦?”
“那都是死倒(死尸)啊!昨天早上还好好的,今天早上就都不动弹了!咱这江边哪天都得死他十个二十个的。警察来了往江里一扔就算完事,政府的人说这叫‘水葬’,洋人实行这个。唉,这个世道穷人活着可真难啊!”
吃过了早饭,告别了摆摊的大嫂,我们回到了大车店。算完帐后三哥用车把我送到了火车站,帮我买好票后他才赶车回黄鱼圈了。
那时候的火车也没有个准点,票房子里到处都是伤兵和逃难的人,有往南去的,也有往北跑的。听口音和穿戴,往南跑的多数是些有钱的人,往北去的几乎都是穷人。
我呆着没事,票房子里的椅子早都没了地方,地上横躺竖卧的也都是人。我拄着棒子,提着皮包在票房子里四处溜达,听那些候车的人讲八路军和中央军打仗的事。
这时候,我现有一个身穿西装、头戴毡帽的人总跟在我的身后,过了一会又过来一个同样打扮的人。先跟着我的那个人从后边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瞅,也不认识他,就问他:“你拍达我干啥?”
他眼睛一瞪:“你是哪的,干啥的?”
“我是这的,上长春看病啊!”
当时我多了个心眼,因为法特是八路军占领区,在吉林这个地方我得多长个心眼,尽量不提法特的。
“你这是胡扯,你是法特的!”
这句话当时可真吓了我一跳,心想这俩人莫非是中央军的探子,怎么就知道我是法特的?
“你们怎么知道我是法特的?”
其中的一个用手指了指我提着的皮包,我低头一瞅才想起来,我这皮包还是满洲国时在杨木林子当小学校长时县教育课的,上面印着“舒兰县法特中心小学教员专用包”。
这俩人一看我没吱声就说:“你别装了,跟我们走一趟。”
“凭啥呀?”
“就凭你是八路军的探子。”
我的心一激灵,心想这俩人的眼睛可真毒,他们怎么就能看出来我是八路军的人?
“你们可不能随便冤枉人,我是地地道道的法特小学老师。”
“是法特老师?你撒什么慌!”
说着就来拽我。这时候票房子的人都围了过来卖呆,有两个警察分开人群看了一下扭头就走了。
这俩人横抓竖拽把我往屋外拉。
“你们不用这样,说上哪我就跟你们去。”
“你早这样不就好了,何必我们费这个事!”
这俩人领着我一不进票房子的警察值班室,二不往市区里走,而把我领到票房子外边墙旮旯的僻静处。其中一个大高个的人问我:
“你是想叫事大呢,还是叫事小?”
“事大怎么讲,事小怎么讲?”
“事大,我们把你送到警察局,就凭你是八路那边来的定你个探子罪,不枪毙也得剥层皮。”
“那事小呢?”
“事小那好办,你拿出点钱,咱们好说好散。”
我一听这哪是办公务,这不纯牌是敲诈吗?
“你们俩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问这干啥,我们是专抓探子的!”
“你们的证件呢?”
“唉呀哈,你敢管我们要证件,我给你看看!”
说完另一小个蹭地从腰间抽出一把匕,用手指弹着刀锋说:“这就是老子的证件,你到底拿不拿钱?”
“我看病都没钱哪有钱给你们?”
他伸手就来抢我的包,我喊了起来:“有人抢东西啦,来人哪!”
票房子里的一个警察可能是听到了喊声,开开门往这边瞅了一眼,扭头又回到屋里。
我一看这地方的警察不管事,就得自己动手吧,咋也不能叫他们把包抢去,那里边有九十多块大洋呢,那可够一般的人家活两年的。那时我身体虽然不好,但是毕竟有几年的武术功底,何况人在急眼的时候,这腰腿也就不那么疼了。
就在小个和我争夺皮包的时候,我猛地抬起拄棍子的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度“邦”地一声打在他的脑袋上,把他打得“妈呀”一声一个腚墩坐在地上,用手捂着脑袋,那血顺着手往下淌。
高个一见“呼”地奔我扑来,我侧身一闪,一棍子打在他的后脖梗上,把他打了个狗吃屎。
票房子里这时候出来了两个警察,一边吹着警笛一边向我跑来。我本想撒鸭子就跑,可这腿脚不听使唤,结果没跑出几步就被他们抓住了。
进了车站警察值班室,一个留着胡子有二十多岁的警察不由分说,上来就给我两个耳光。嘴里骂道:“你***是干啥的这么凶?”
“不是我凶,是他们凶!”然后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那个年岁大的警察态度倒挺好,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这事倒不怨你,可你不应该下这么狠的手把人往死里头打呀!咱这地方是中央军的天下,是中华民国政府。咱们讲的是法律,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打坏人也是要花钱治病的。”
那个年轻的一把抢过我的皮包嘴里说:“你个病歪歪有没有钱?”
打开包一看他俩都傻眼了。年轻的说:“真没看出来你还带这么多钱。”
年长的说:“这些钱给他俩看病足够了!”然后叫那个年轻的把他俩带进来。
年轻的刚一出屋,年长的就说:“小伙子,火气太旺了不好。你这是叫我碰上了,换了别人值班还不得把你送到局子里啊!你信我话,花钱免灾,把这些钱交给我,我负责给他们看病,你走你的,你看怎么样?”
“老总,这钱不是我的,是我六哥的。”
“你六哥是干啥的?”
“是在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司令部当随从副官。”
“这四纵在长春啊!”
“我就是上长春去,你看我这车票。”
“真的吗?”
“我能唬弄你吗?你看我这带着地址——”
我把地址给他看了,又说:“你要不信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
他没吱声。
“这样吧老总,我给你十块银元,你帮个忙,把这事给我平了。我见着我六哥后他被不住来谢谢你呢!”
他听我这么一说又寻思了一下说:“行,我一是看你身体不好,二是看在你六哥是咱们的人份上,我帮你这个忙。”
我听他这么一说,从皮包里拿出十块大洋递个了他。看他喜形于色的样子,我知道这十块大洋够他几个月的工资了。
过了一会,年轻的警察领着那俩人进了屋。小个子的脑袋已经用破布包了起来,脸上和身上仍然血渍糊拉。大个子用手捂着脖子,进屋就说“所长,你可不能轻饶这小子,看他这个手劲肯定是八路的探子!”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年岁大的原来是所长。
这个所长这时把桌子一拍说道:“吵吵啥,吵吵啥,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告诉你们吧,他是咱四总队司令的妹夫。你们可真是瞎了眼!”
我一听这所长的心眼可真快,这么一会就把我变成了司令的妹夫。
那个年轻的警察一听,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所长:“真的吗?”
“我打电话问了,司令说了他要是有一点差错就要你们的脑袋!”
这三个人一听你瞅我,我瞅你呆呆地说不出来话。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人家赔礼道歉!”
我急忙说:“不用啦,弟兄们都是为了公务。”
这三个人点头哈腰的说:“那是,那是。”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啦!”
年轻的警察推开门,我抱着包走出了警察值班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