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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加强和巩固武后势力的当事者，在抵制和削弱他方势力并由此赢得一席之地，在朝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之后，他们并未真正理解武后对他们信任和使用的真正目的和意图。頂點小說，他们出身势微，在朝野并没有特殊的背景和难以割舍的关系，只能死心踏地集结在武后麾下。
由于武后的特殊地位，他们都以能取得武后的青睐和重用而欣慰，以取得的成就、得到的殊荣为自豪；在他们的心目中，武后慧眼识珠，使他们智慧和才能得到升华，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他们原本不相信武后摄政会取代皇帝，以为还政于皇帝是天经地义、时间早晚的事情。
现在，当武后把他们推上了改朝称制的风口浪尖上，一股不可抗拒的旋风把他们裹挟进来的时候，他们集体茫然了，那从未有过的信任危机使他们陷入痛苦而无从摆脱，他们不知道武后不还政于皇帝到底要做什么，但已经知道他们在此种情况下本身不能做什么。在由不得他们做出更多选择，要么是顺风生存，要么就是逆风死亡的时候，他们只能做出别无选择的选择，那就是同武后做最后的决裂。
武后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称制路上她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大臣。其实，武后一直也在等待，等待他们突破世俗偏见，与她同舟共济；也寄希望于他们有一天能够幡然醒悟，看清天下大势。她没有充足的理由能够说服他们，也不可能用言语和理由来说服他们。从临朝理政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无所谓正义和理性可言。而只能用自己的作为为导向，来启发、教育和影响他们；用所取得的共同成就来激励他们。在自身力量有了较大积累。地位得到相应巩固的时候，武后对前景充满自信，并在行动上多少有些自负。
她有时间等待他们，还有更多的事实能够教育他们。武后与刘祎之他们一路携手走来，自然明白他们的心思，与裴炎他们不同的是，刘祎之对皇帝李旦的那份偏爱，既是出于昔日就任于王府司马的情结，更是出于先帝高宗对他的信任和重托。早年。刘祎之居家孝友，甚为士族所称，每得俸禄，散于亲属，高宗以此重之。
仪凤年间，吐蕃进犯边境，高宗询问侍臣安置还是讨伐他们的措施，人人谋略不同，刘祎之分析并看清了当时的局势。独自劝皇帝按常态处置，“夷狄就像禽兽，虽然受到侵凌，不值得计较。希望收起陛下的威严，解除百姓的当务之急。”
高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也从中发现了他的才华。仪凤二年。转任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任豫王府司马，不久。加授中大夫。高宗对刘祎之寄予厚望，曾当面对刘祎之道：“相王朕之爱子，以卿忠孝之门，籍卿师范，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
先帝此等信任和赞誉，令刘祎之没齿难忘。以后，刘祎之作为北门学士之首，作为高宗、武后一手扶持和栽培的股肱之臣，武后对他更是信任有加。在废中宗立睿宗过程中，刘祎之参与其谋，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赐爵临淮县男。武后重用刘祎之，每每参与军国大事。当时诏令繁多，刘祎之才思敏捷，裁断口授，顷刻间可以完成。
其实，刘祎之在接受先帝重托的时候，除了尽朝中大臣之职责，更多的是在履行一种道德和伦理的职责。像裴炎乃至天下所有士子的心态一样，他名正言顺地追求功名，以实现人生的抱负，正是先帝更是武后为他施展才华成就功名提供了平台，使他在多年的奋斗中如愿以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武后对他的信任有加，他自觉功名之下的道德伦理正在他身上日益瓦解，理想和现实越来越不对路，其不满和反抗情绪由此而与日俱增。武后没有就此罢休，她要从道义上对他做最后的挽救，包括挽救北门学士这些昔日的忠实追随者。
这些人是自己一手培养并寄予厚望的人，他们今天的成就也是她多年心血的结晶。然而，刘祎之没有给武后任何挽救他的机会和余地，在生死关头表现出少有的倔强。
刘祎之对武后迟迟不还政于皇帝发泄不满，事发于自己下属的告密。也许是那憋在心里很久的话实在憋不住了，总想一吐为快。终于有一天，刘祎之在自己的属下贾大隐面前发出喟叹：“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
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作为李旦的内臣，多年的朝夕相处，刘祎之对这个昔日的皇子倾注太多的感情，也对这个受过自己影响的皇帝给予更多的希望。
如果说协助武后废除中宗李显是出于公心，那么对睿宗李旦的那份厚爱则多少有些私心。是上苍给李旦一份恩赐，他实在不忍心也不甘心皇权就此旁落，这不仅仅是出于内臣那份难以割舍的情结，而是对整个大唐王室的那份忠诚，还有自身的那份荣耀，而这又是一个才华卓著的士子留名千古、梦寐以求的荣耀。
贾大隐没有为他保密，而是直接密奏太后。当武后追究事实真相的时候，他毫不隐晦，坦然面对。这使武后想起多年前，司门员外郎房先敏受牵累获罪贬为卫州司马，他上诉于宰相府，中书令骞味道当即就把责任推至太后，而在旁的刘祎之出面维护武后：“缘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
当时的武后对刘祎之的坦然是多么的欣慰，以至于武后不得不对他推善于君、引过在己的行为刮目相看，贬骞味道为青州刺史，加授刘祎之太中大夫，赐物百段，细马一匹。武后因此谓侍臣曰：“夫为臣之体。在扬君之德，君德发扬。岂非臣下之美事？且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未闻以手足之疾移于腹背，而得一体安者。……祎之竭忠奉上，情甚可佳。”武后鄙夷骞味道那样明哲保身、推过于君的大臣，需要刘祎之这样深明大义的臣子，这也是刘祎之日后能够得以重用的重要因素。
而这一次刘祎之的坦然对武后来说，却是一番难以言状的苦涩。武后叹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显然，武后说这番话并不是发泄对刘祎之的不满，她知道刘祎之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也知道崇拜和追随强者、智者，慑服于强者、智者，这在宫廷内外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作为强者智者的佼佼者，在武后身边，就先后云集了大批像刘祎之这样的支持者和追随者。
刘祎之在紧要关头与她分道扬镳。完全是出于正统的大唐情结。抛开武后称制是非，就刘祎之本人而言，并无过错之处。武后企图还他公正，破例以一地方刺史作为审判官来审判此案。以对刘祎之作最后的挽救。刘祎之并不领情，相反，他以不符合朝制为由予以抗议。武后知道。刘祎之这是在蔑视她的权威，分明是要守住纲常伦理之道德底线以死相抗。
武后别无选择。只能是毫不留情地同这位昔日的追随者做最后的了断。在武后这里，已经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之心。昔日北门学士所付出的一切也一笔勾销。事实上，从争夺皇后殊位那一天开始，她就已经失去了任何慈悲和同情之心，有的只是不折不扣的铁石心肠。
如果说在裴炎事件之前，刘祎之的对抗行为武后尚可以谅解；那么，在经历了裴炎事件之后，武后的绝不妥协的意向已经非常明确，这种对抗则显然不合时宜，因而不可饶恕。况且，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废，毫不勉强，是武后用人的一贯做法。在经历李敬业造反并取得平息叛乱胜利之后，武后更加坚定了自己能够当家作主的信心，任何阻拦自己行为的举动都将受到严惩。
武后的底线是刘祎之必须放弃大唐正统，一如既往地支持武后朝前走；一旦不能如愿以偿，那么，他们对武后的使命也就此而结束。在道德评判标准上武后必须掌握自主权，而不能受制于人，做出任何的妥协。开弓没有回头箭，改朝称制的序幕一旦拉开，就意味着倒逼态势就此形成，对武后来说，只能是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她必须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那就是必须打破纲常伦理，同世俗常规做出了断。
刘祎之既然不能放弃，其最后归宿就是走向末路。大势已去，挽救不了刘祎之也就挽救不了那帮志同道合结为一体的北门学士，武后只能向他们做最后的诀别。就像是一本看完了的故事书，带着丝丝悲情，武后将书轻轻地合上。
垂拱四年，气势恢宏的万象神宫已经建成。这年春天，一块镌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白石自洛水出。武后不想究其真伪，只要能顺从天意、满足天下崇神之心她都可以欣然接受。
她决定于十二月亲临洛水，举行受图大典，敕令各州都督刺史及李唐宗室外戚即时集于神都。武后就是要通过庆典向天下表明自己天子临朝的意向，展示自己驾驭天下的自信。尽管已经胜券在握，她还要以此试探天下。她的一切都得自作主张，在别人看来，一些事情简直是异想天开，但她觉得自己所做的就是异想天开的事情，只是做的更为实际，更为有效。
李唐宗室坐不住了，他们到底不想就此拱手让出大唐江山社稷。宗室的血脉使他们息息相通、心心相印，一荣诸荣、一损诸损的现实使他们不计后果铤而走险。他们被武后步步紧逼的行为激愤了，他们要反抗，要争夺，自信正义在握，天理人伦无不有利于他们。事实是，早在武后称制之时，越王李贞与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及元嘉子黄国公李譔、灵夔子范阳王李蔼、元轨子江都王李绪并李贞长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等就密有匡复皇室之志。
垂拱四年七月，黄国公李譔以隐喻之言致书越王李贞云：“内人病渐重，恐需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报。”暗示李贞匡复皇室犹如治病。不能再拖。当明堂建成，武后欲追皇宗赴集之时，韩王元嘉对武后的举动心存恐惧，于是提醒并煽动诸王曰：“大享之际，神皇必谴人告诸王密，因大行杀戮，皇家子弟无遗种矣。”
琅邪王李冲随即伪造皇帝书信，联络韩、鲁、霍、越、纪等五王响应起兵。他们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念，那就是李唐皇室的香火不能中断。他们要把已经颠倒的皇室秩序再颠倒过来。事实的结果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皇室的号召力，又过低估计了武后的力量。
天下没有人响应，就连李唐诸王也都不无疑虑，尽管他们对皇权旁落强烈不满，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而又刚毅的对手，起兵能否成功，他们则一点把握都没有，因而他们犹豫着徘徊着。不敢贸然响应。纪王李慎似乎看清了形势则干脆拒绝起兵，只有高祖第七女常乐公主态度坚决，但常乐公主不是武后，她纵然慷慨陈词。使尽浑身解数，又能起到多大作用？正在他们举棋不定的时候，造反的密谋却被自家人全盘报告给了武后。
得到密告的武后从容面对。丝毫不见她有任何恐慌之状，她已经预料到这一天早晚要到来。于是。武后先发制人，迅速派兵出击。仓促起兵的只有李贞父子。李贞之子琅邪王李冲自博州临时募到的五千兵马。欲渡河攻济州，先取武水县。
然而，由于仓促上阵，放火攻城失利，县城未能攻下，自己则败走博州城，被守门者所杀。武后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统讨伐李冲，兵未至，李冲已死。无奈之中响应儿子起兵的越王李贞，于豫州举事前后也只有七千余人。
武后命左豹韬卫大将军鞠崇为中军大总管，夏官尚书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诸军节度，率兵十万讨之。在没有诸王援助的情况下，李贞虽作最后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兵败后落得全家自杀。事后，那些参与造反或企图参加造反者都受到武后的严惩。
杀戮，流放，直接的和间接的，牵连的和被牵连的，越王李贞谋反案，倾李唐几代王公贵爵之众，企图为收复正在失去的皇权而做出悲壮的抗争，然谋者甚众，和者甚寡，付出的是惨重的代价；而失败的结局，又为武后最终撷取皇位打破了僵局，扫清了障碍，赢得了主动，从而坚定了武后改朝称制的信心。
在武后这里，能够给予他们的是王公贵爵的礼遇，而不允许他们干涉朝政，更不能姑息他们造反。武后深知李氏几代王爵在朝廷中的分量，他们特殊的身份和所处的地位，是武后不可轻视和回避的现实，也知道自己的一切行为都不能轻易绕过他们，因此，武后曾试图用封爵加官的方式，取得李氏宗室对她的支持。
就在太子李显继位，武后临朝称制之时，即加授泽州刺史、韩王元嘉为太尉，豫州刺史、滕王元婴为开封府义同三司，絳州刺史、鲁王灵夔为太子太师，安州都督、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特别是对待越王李贞，更是宽容有加。
李贞颇涉文史，兼有吏干，然其任上所在，偏受谗言，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贬退，又纵容童仆侵暴部人，由是人伏其才而鄙其行，武后不计前嫌，还是为他加封太子太傅。武后虽然对诸王加封的是虚位，但她与李氏诸王结盟示好的愿望和不想与他们为敌的善意已经清楚不过地表明。
而在李氏诸王那里，皇权的基石不可动摇，宗室的利益远远大于被封的因此，在武后临朝称制之时，维护皇权的责任，不可调和的利益关系，已经把他们推向了武后的对立面，在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是诉诸武力。武后主宰天下的旗帜一旦打出，退路已经被堵死，同样没有回旋的余地，在得不到李氏宗室支持并遭到他们反抗的时候，她只能同这些王公贵爵做最后的决裂，在诸王的武力面前坚决予以反击。
武后充满自信，这不仅是她看清了当时的形势，更在于她在临朝称制的前前后后，或者说早在高宗时期，就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朝中大权，积累了驾驭天下处理军国大事的丰富经验，完成了由她主导的一系列人事变革，并从选人任人上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维护武氏政权的运行机制，一批以服从武后为天职的大臣脱颖而出，以武氏家族为主力的各类亲信也开始发挥作用。
武后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按照她的意向和意志来一统天下，为此，她必须打破和颠覆大唐的秩序；她虽然没有剥夺甚至在维持王公贵爵的权益，却伤害了李氏王朝的整体利益；她用血腥的办法对付已经失败的王公贵爵，就是要扫清障碍，不留后患，不使他们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这种手段，就武后所要实现的宏图大业而论，仍不失为一种最为彻底、最为简单也最为有效的手段，况且这种手段，先帝太宗玄武门之变就曾使用过，尽管所涉及的范围有很大的区别，打击的对象也大相庭径，但都表现出如出一辙的恐怖和残忍。
与玄武门之变不同的是，在这里，武后对自己的行为不加丝毫的掩饰，也不会为自己的行为做任何的解释和辩护，最能说明一切的就是，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给予最致命的打击，并在打倒他们的同时凸显自己的实力和信心，持此征服百官，威慑天下。一场维护皇室与摄取皇位的斗争以武后的胜利就此落下帷幕。
与李敬业造反不同，这次王公造反，没有诉诸文字的声讨，也没有任何周密的策划，一切都在暗中进行，一切都做得毫无章法。武后看出他们的软弱和心虚，从内心鄙视这帮王亲贵戚的可笑行为。这是武后登基前同自己的宿敌最后一次较量，其成功的意义在于为武后又一次赢得了声誉和胜利的筹码，也意味着武后挑战传统纲常伦理的巨大勇气和已经取得的非凡成果。
现在，真正踌躇满志的只有武后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她已经从根本上摆脱了李氏皇室的掣肘，自信王公贵戚干预朝政的时代就此一去不复返，在今后的路上能够放手一搏的非己莫属！她有实力也有能力蔑视王公贵爵，也可以对那些曾经轻视过她的人不屑一顾并嗤之以鼻。一个胸怀大志的女人，她要面对的是一个由她主宰的天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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