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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今人将隋炀帝看成历代帝王中的渣滓，认为他比大部分帝王都差得多是不客观地。
正是因为杨广比大部分帝王都能干，都更有志向，所以才会去挑战难度，力图做些大事。
虽然他最终失败了，国亡身死，结局比不做事混日子的那些帝王更惨，但我们仍然应该对他的能力和曾经有过的广远抱负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而不是简单地把所有亡国之君都视为李煜、刘禅这样的废物。
杨广并不是志大才疏，他的才能其实不错，只是他的目标过于高远急切，令整个帝国无法负荷罢了。
而杨广亡国前混乱的局势和战乱虽然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不能因此就过分丑化他的道德。
纵观杨广的大半生，所做之事其实大多都围绕着“名垂后世”这个中心来转，今人仅仅因为他在死前几年意志消沉、自暴自弃时有过贪杯享乐、不理国事的行为，就否定他大半生的积极进取，不辞劳苦，还把他丑化为毕生都只知混吃等死的败家子，这无疑是十分不公正地。
杨广后期堕落怠政，尸位素餐，在其位却不谋其政，无疑应该承担领导责任，但我们在谴责他时，不宜上纲上线，而是应该考虑到现实局势的困难和门阀贵族在他试图振作时的阻挠掣肘，做到客观适度。
如果像现在主流舆论那样，一味强调他的荒淫无道，刻意忽视他在绝境下自暴自弃的心理过程，简单地将其不理国事的原因归结为生性懒惰、贪淫**、留连**，就不免成为一种对历史的歪曲
有奶便是娘由于杨广厚待儒生，因此无论民间对他如何评价，当时的大部分儒生仍然认为杨广是圣明天子。
而之所以圣明天子治理下的国家越来越乱，那自然是因为奸臣太多，儒者不能执掌大权，可绝不是因为天子昏聩。
后来天下纷乱，为了避免儒生们为乱党所用，杨广特地又增加了一百二十个秘书省的名额，将一群比较有名的文人高俸供养起来，整日与他们共同研讨如何实现千秋盛世。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这些读书的儒生都是些有奶便叫娘的家伙，根本不懂什么治国平乱的大道理。
他只是想给他们些好处，让他们不要四处煽动人造反罢了。很多儒生一辈子的人生目标便是做官，为了博出头，这些人没有什么事情不肯做，至于做好官坏官，出卖不出卖良心，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这些人十年寒窗并不白费，从那些圣贤书中虽然学不到什么治国安邦的切实知识，却教会了他们如何能更冠冕堂皇地胡说八道。
学士们拿了朝廷的俸禄，吃人嘴短，自然知恩图报，终日闭着眼睛说瞎话。他们每每上本，不是讴歌盛世，就是奏明哪里又现祥瑞。纷纷扰扰，把许多劝谏隋炀帝爱惜民力，励精图治的忠直之言都给淹没了。
而这些谄媚之词更迎合了隋炀帝最后几年逃避问题，掩耳盗铃的心态，哄得炀帝更加不思振作。
隋亡唐兴，李世民最终摘了桃子，登上帝位，此人同样很注重邀买人心，更把收买笼络儒生当做重中之重，于是他做的坏事儒生从来不提，对他唯有一味大夸特夸。
而对曾经有恩于儒家的前朝皇帝杨广，则奉新主子之意，翻过脸来百般诋毁，于是隋炀帝被全面否定和丑化，这个扭曲的形象源于唐而盛行于后世。自古文人无骨，可以像豢养倡优般养上一群，也可以用焚书坑儒来对付那些不肯被收买的，最终大部分人都会妥协。
少数的硬骨头则扣上一个辱骂老母、私通父妾的罪名，让他们遗臭万年地死去。
而只要狠狠收拾了那几个屈指可数的硬骨头，剩下的人最多也就是敢借古讽今地说几句怪话，只要官吏一瞪眼，他们就会吓得立刻把书拿回去删删改改，打算装作从来没有写过。
而在少数硬骨头被解决掉后，大批豢养的软骨头文人便会称赞上位者的功绩，就算倒行逆施明明害死了数以百万计的百姓，他们也会竭力辩护，说这是国富民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十六、帝国的覆灭与很多人既有的认知不同，杨坚死前看似留下了一片大好局面，实则是一锅快滚的水，壶盖马上就要被积聚的热气崩飞。遇上杨广接手的这种烂摊子后，如果像大部分皇帝般混吃等死，把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放在深宫之内，在女人肚皮上度日，多半还能挺过任期，大隋也估计还能再混个几代。
可如果想做点实事儿，就很容易提前激化矛盾，让门阀这个大隐患爆发而出，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可叹杨广不是那种混日子的庸碌君主，可惜他这个雄心勃勃的帝王虽然堪称有为，但才具终究有限，尚不足以在隐患重重下驾驭纷乱局面，毫不出错地做成大事。
其实大隋亡国真正的核心原因只就三个，一是人口过盛，二是门阀制度，二是三征高句丽。前两者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征辽是杨广自己的主意。至于后世喋喋不休的什么兴造宫室，奢侈浪费，修建大运河等事其实扰民并不大，不是导致亡国的关键因素。
杨广在最后一两年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也是因为大厦将倾，无力回天，那时他即使积极去面对，也已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了。人口多了，人均耕地不足，本就会出乱子。
而门阀制度对百姓盘剥过重，还加剧了土地兼并和财富两级分化，又不给平民中的精英出头之路，社会矛盾自然激化。
而门阀自身的各怀私心又造成统治集团力量分散，不能拧成一股绳去镇压民变，维护帝国的统治，最终统治高层的李阀甚至借义军为踏脚石，取隋而代之。
三次征辽就是在这样隐患重重的背景下发生，每次强行征发百万军队，数百万民夫，负担巨大，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战略，不如后来李唐以精兵袭扰拖垮高句丽高明。
而三次大规模征发，也暴露了杨广不恤百姓的性情。其实那些体恤百姓的君主也谈不上什么爱民如子，只不过是因为担心逼反百姓而不得不有所收敛罢了。所以隋炀帝的问题不是不恤百姓，而是高估了百姓的忍受能力，又低估了他们的反抗能力。
其实光是不恤百姓也未必会出事儿，大规模征发也无妨。汉武帝也同样不恤百姓，劳民伤财，让天下“户口减半”，照样还不是被誉为千古雄主？
关键在于第一次征辽打输了，不得不再次组织第二、第三次劳师远征，这种连续的大规模征发终于超出了国力所能支撑的范围。总而言之，导致隋亡的因素很复杂，正是多种力量和坏运气共同作用，效果叠加，才能如此迅速地将这个新兴的帝国摧垮。
在这个过程中，杨广确实难辞其咎，但他的过失也未必就有多大，远没有如今主流舆论渲染得那样夸张。
隋炀帝不惜国力、不辞劳苦地征伐高句丽，固然有建立功业、做千古帝王、满足内心成就感等个人想法，但更多的动机似乎还是这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希望为后世奠定稳固的边疆，不给后世留下隐患。
契丹就是在高句丽灭亡后兴起地，最终大辽发展成为比中原政权更强大的帝国，占据了河南以北的辽阔区域，长期压制着中国。
而当时的高句丽比契丹更要具有发展性，威胁更大，如果坐视其蓬勃壮大，迟早也要与中原一战，那时中原要承担的损失无疑会更大。
因此，第一次远征高句丽并没有错，错的是做战过程中隋炀帝表露出的轻敌、好虚名。
一征失败后策划再次征伐也没有错，大隋必须彻底击败高句丽，杜绝隐患；同时用最终的胜利湮灭一征惨败带来的严重政治恶果，威慑四邻。
但杨广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国内不靖时急着出征，没有考虑国家和百姓的承受能力，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局势迅速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归根寻源，杨广的这个错误与他性格中不恤百姓，轻视民间反抗力量的因素，和虚荣好名，急于取胜挽回面子的心态是分不开地。
总体来看，隋炀帝算不上是千古明君，却也并不是千古暴君，更不是很多人想象中一无是处的人渣。准确地说，如果从外在表现来看，杨广应该算是英主和昏君的杂糅体，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相当少见地。
他英明过，也糊涂过；上进过，也堕落过；成功过，也惨败过；获得过骄人的成就，也颁布过无数条乱命；曾经使万国来朝，让中原百姓扬眉吐气，却也曾令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我们今人看待杨广，应该秉持一种公正客观、一分为二的态度，既承认其过失，也肯定他的成绩。
如果不能挣脱长久以来那种“成王败寇”、“以成败论英雄”的桎梏，就因为杨广是亡国之君，是失败者，就尽信李唐王朝那些将他妖魔化的说法，把他看得一无是处，那对这段历史就将产生一个偏颇的认知。